这样一个最坏的年代,天才却成群出现
理想国LIVE
2024-09-23 13:0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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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风雨后》(1981)
“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上个世纪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还未抚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爆发,和平被战车碾轧,文明被野蛮遮拦,一代人的命运再次遭受催折。
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茨威格不得已踏上流亡之路,在历史的动荡巨潮中审视过往,《昨日的世界》随之诞生。
在背井离乡的孤寂生活里,朋友相关的记忆带给茨威格莫大的安慰。他的朋友圈汇集了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艺术名人,而
茨威格,这位以传记闻名的作家,将以深沉、精细的笔触记录他们,留下他们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光彩侧影。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深入茨威格的记忆,
看见里尔克、叶芝、瓦莱里、罗曼·罗兰等诸多艺术巨匠的生活剪影
,领略他们的品德与修养,以及他们在战火中的意志。
以下内容选自《昨日的世界》
里尔克:“静谧”
在这些诗人当中,也许
没有哪一个比里尔克生活得更悄无声息、更隐秘、更不为人所见。
但是,这不是那种刻意而为的、不情愿或者精心地打点成修道者般的孤独,就像德国的斯蒂芬·格奥尔格故意做出的那样。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静谧是围绕着里尔克的
,无论他去哪里,无论他在何处驻足。由于他躲避喧嚣和荣誉——这种“围绕着他的名字聚集起来的所有误会”,他曾经这么优美地表述过——
那汹涌而来的好奇波浪只能沾湿他的名字,却碰不到他本人。
里尔克是很难找到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人可以找到他的地址,他没有家,没有常住的公寓,没有职务。他总是在漫游世界的路上。没有人预先知道他要去哪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对他那颗无比纤细、对压力十分敏感的心来说,任何计划、任何预告都是一种为难。
要想与他相遇,那只能靠偶然。
我站在一家意大利画廊前,感觉到但是无法确定仿佛有人在送给我轻轻的、友好的微笑,但是不能确认是谁送出的,直到我看见他的蓝眼睛。
他的那双蓝眼睛在看一个人时,原本并不引人注意的外在样子就被内心之光赋予了灵魂。
但是,正是这种不引人注意之处才是他这个人最深层的秘密。
这位年轻人略为忧郁地低着头,金色的髭须,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注意的线条,有一点儿斯拉夫人的脸形,
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是不会想到他是一位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钢琴家》
叶芝:“做作”
英国的诗人当中,我只见到过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通过他的介绍,我收到了叶芝的邀请。叶芝的诗我非常喜欢,而且纯粹是出于愉悦,我翻译了他的诗剧《影中之水》(The Shadowy Waters)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个朗诵会,只有少数被遴选过的人拿到了邀请。我们相当拥挤地坐在一间并不大的房间里,有人甚至坐在小板凳上或者干脆坐在地上。
终于,叶芝在点燃了立在黑色(或者被蒙上黑色罩布)讲台旁边两只胳膊一样粗的巨型圣坛蜡烛之后,开始朗诵他的诗歌了。
房间里其他的灯都熄灭了,他那带着黑色卷发、充满力量的头颅像雕像一样映在烛光中。
叶芝用抑扬顿挫的低沉嗓音慢慢朗诵,一点儿也不慷慨激昂,每一个音节都有着彻底明亮的音色和穿透力。非常美。真正的庄严。
唯一让我感到不舒服的,是他在出场上的造作
:那件修士般的黑色长袍,让叶芝显得像神父一样;那慢慢融化的粗大蜡烛,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通过这些细节,
这种文学享受更像是一场诗歌圣典,而不是即兴朗诵
——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认知。
我不由自主地在对比中想到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作的情景:他穿着衬衫,以便他那激动的胳膊能更好地敲击出节奏来,没有铺排,没有精心准备的出场设计;我也想到了里尔克,他也偶尔从一本书里读几首诗,简单、清晰,只静悄悄地服务于他的用词。
这是我参加过的第一个“舞台式”诗人自己朗诵的活动,
尽管我喜欢他的诗歌,但还是对这种崇拜行为有所怀疑。
不管怎么说,我作为当时叶芝的客人,心里还满是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
保罗·瓦莱里:“明晰”
我在十七岁时,不光了解波德莱尔和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很多重要的篇章我还能背诵。在我后来的人生岁月中,再没有过像中学和大学这样的集中阅读阶段。有些在十年以后才被人们普遍尊崇的名字,当时都理所当然地从我们这里滑过,
哪怕那些昙花一现的作家作品也留在记忆中,因为我们带着热望去捕捉一切。
有一次,我告诉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我与他在文学上的相识已经有多么久远,说我在三十年前已经读过并热爱他的作品。瓦莱里善意地笑着说:“您别骗人,我亲爱的朋友!我的诗歌1916年才出版。”但是,当我接下来准确地描述那本小小的文学杂志的颜色和版面时——我们1898年在维也纳读到的他的第一首诗——他大为吃惊。
“可是,在巴黎都几乎无人知道,”他惊诧地说,“您在维也纳是怎么弄到手的呢?”“和您在一个边远小城里读马拉美(Mallarme)的诗一样,那也是当时主流文学界还不怎么知道的。”我这样回答他。他对此表示同意,说:
“年轻人发现他们自己的诗人,因为他们要自己去发现自己的诗人。”
的确,这些新风还没有刮过来,我们就已经嗅到气味了,因为我们总是在大张着鼻孔。
我们发现新东西,因为我们渴望新东西,渴望属于我们而且只属于我们的一些新东西
——不是那个父辈们的世界,而是我们自己的环境。
《故园风雨后》(2008)
罗曼·罗兰:“良心”
在他身上我第一眼就看到,
这个人,在决定性的时刻会成为欧洲的良心。
时间证明我是对的。
我们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说,通过写作这本书他想尽到三个责任:向音乐致谢,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唤起欧洲各民族的思考。
我们现在必须去施加影响,每个人从自己的岗位出发,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出发,各自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个时代到了需要警醒的时候,而且要越来越警醒
。那些鼓动仇恨的力量,由于其低劣的本性,要比那些主张和解的力量更激烈
,更有进攻性;况且,这些力量背后还有物质利益,他们本来就比我们的力量更无所顾忌。
这种非理性已经成形,能看得见了,与之进行斗争甚至比我们的艺术更为重要。
我能感觉到他的悲哀,
世间结构的脆弱让这个人遭受双重的打击。
他在全部作品中都盛赞艺术的永恒性。“它(艺术)可以安慰我们,我们,单一的人,”他这样回答我,“但是在对抗现实时,它什么用也没有。”
那是1913年。在我和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有责任
不要毫无准备、毫无作为地去面对一次欧洲大战
。
他要让人看到的,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人可以保持自由,可以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哪怕为此要与整个世界作对。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高尔基:“奇迹”
我虽然不懂他的语言,但是能从他脸上的各种象形动作中已经提前知道他讲述的内容。他本人的样子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没法用别的说法。他脸上的线条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这位高高瘦瘦的,有着麦草般黄头发和宽宽颧骨的男人,可能会想到他是田野里的农民,出租马车的车夫,不起眼的鞋匠或颠簸无依的流浪汉。
他完全是一个“老百姓”,是浓缩的俄罗斯人的原型。
他身上的一切都那么简单、自然:他的行和坐,他的倾听和愉悦。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贵族领主,横跨着一把长刀,眼神当中马上就有了尊贵之态。他像下达命令般地将眉毛舒展,在房间里有力地踱来踱去,好像他正在构思一道愤怒的谕旨。瞬间以后,当他脱下妆服以后,马上笑得那么天真,像个农家少年一样。
他的生命力就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他还能活着,这原本是违背任何医学规律的;
但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之意愿,一种钢铁般的责任感让他坚持下去。
每天早上,他用那清清楚楚的字体写作伟大的长篇小说,回答上百个问题——那是来自家乡的年轻作家和工人向他提出来的。对我来说,
和他在一起,就是在经历俄国,不是那个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从前和今天的俄国,而是一个永恒的民族所具有的宽广、坚强和痛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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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最坏的时代,
杰出人物为什么成群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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