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7日，中国科技界领袖周光召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社会各界纷纷著文、举办活动，追思缅怀这位“十万分之一”的科学元勋。我不曾有幸见过光召先生，但身为科大人，多少听过这位科大名誉校长关爱、支持科技界后辈的往事。他虽是国家领导人，但终其一生仍葆有令人尊敬的学者风范。
相较于钱学森、邓稼先等名字，许多人对光召先生并不熟悉。这也是那个年代无数科学家的风格，隐姓埋名数十载，皓首永葆赤子心，他们不仅是历史选择的一代人，更是创造历史的一代人。光召先生是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1999年，光召先生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然而他却谦逊地表示：“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为纪念光召先生，中国科大计算机系校友、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在中国科大66周年校庆日宣布，将他去年个人出资2亿捐建的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命名为“周光召楼”(而非如常人所想的那样冠名为杨元庆楼或者联想楼)。杨元庆还自己邀请了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为“周光召楼”题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与杨元庆共同为“周光召楼”揭牌
如果对光召先生与科大的关系、对他与杨元庆的深厚情谊不了解，会觉得这个命名方式有些意外，但细品又合情合理、赞叹感慨。这是对光召先生本人，以及他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崇高风范的致敬，是对科学家精神的弘扬，更是对后来者的激励。
杨元庆个人出资回馈母校，但不留名，充分彰显了他胸怀家国的大情怀，饮水思源的大格局，重视人才的大心胸。这不是偶然动念，而是与多年经营企业、不断战胜困难过程中的行事为人风格一致。
杨元庆说去年就有这个想法，并获校领导赞成。光召先生的溘然长逝，加速了进程，征得亲属同意、获相关部门批准后，决定于在9月20日校庆日公布。光召先生的女儿周莹女士也通过视频致辞感谢杨元庆将自己捐建的院楼以父亲的名字命名。
令我格外感动的一句是周莹女士说：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但我相信如果这份纪念能够勉励更多青年学子志存高远、潜心钻研、学以致用，他一定会赞同这个决定。
确实，以光召先生生前的风格，他未必喜欢如此高调。但正如周莹女士所说，杨元庆先生长期关注国家基础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多年来持续捐资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这与父亲一生重视青年人才培育、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光召先生的奖掖后学、甘为人梯与杨元庆饮水思源、回馈桑梓，正是科大系风格的一脉相承。
2023年12月20日，杨元庆在科大宣布捐资2亿支持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建设，这也是科大自建校以来最大一笔校友个人捐资。笔者著文《厚德载物，少年意气，一场合肥与科大气质的愉悦相会 | 陈经》，介绍了合肥、科大、少年班、杨元庆相通的气质。当时就多少有些好奇大楼要如何命名，听闻最终命名为“周光召楼”，笔者觉得再合适不过。
纪念也是为了传承。将要培育许多未来科学家的科大少年班学院楼，融入了合肥的“厚德载物”，与杨元庆的“少年意气”相得益彰。如今，又有了“周光召楼”的命名，与中国科技界领袖的杰出精神永远联结，堪称非同寻常的纪念和传承。
1996年，光召先生与杨元庆留下了这张照片。杨元庆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光召先生经常来联想参观，因为学者特质也显得年轻。
1984年，光召先生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87-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从理论物理研究领域，切换到了行政岗。
联想集团成立于1984年，由中科院计算所投资20万元人民币、11名科技人员创办。1989年杨元庆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来北京加入联想集团。没几年，年纪轻轻的杨元庆就成为联想微机事业部负责人。
那是一个“年轻时代”。许多杨元庆这样的年轻人得到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仅就笔者所知，这段时期颇有一些科大学生，毕业没多久就成为企业高管。这些后来的著名企业，在当时往往和联想一样，虽有科学院等单位背景，但草创时期的路要靠自己闯。
另一个独特现象是，即使是光召先生这样工作多年、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也成批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如同年轻人一般，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笔者在科大计算机系的老师陈国良院士（2003年当选，1986-1989年杨元庆有可能上过他的并行计算课），1981年43岁了才去美国做访问学者，重大贡献与精彩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是50多岁以后的事。这样的学者当年有许多，印象中都显年轻，事务繁忙但精神振奋，和年轻学生没有“代沟”，很愿意给年轻人派任务帮助成长。
杨元庆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作主题报告，光召先生在主席台
杨元庆成为联想自主品牌PC的功臣后，获得了不少荣誉。光召先生往往在场，如1997年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大会。杨元庆在“周光召楼”命名仪式上提到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要作主题报告，央视录制，有些紧张。光召先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主席台上，就笑眯眯地鼓励说，“都是你自己的经验观点，放开谈就好”，讲完后还主动握手。
杨元庆等年轻人得到光召先生鼓励的经历，郭传杰、吴乐斌、潘建伟都著文写了。有些事迹如果不是亲历者写下来，完全无法想象。
1987年郭传杰因不满被从化学所调到科技政策局搞行政，加上生性腼腆，作为工作人员首次陪同外出时，一个星期没和院长光召先生说一句话。还是光召先生主动问“怎么没听你说句话呀？”，并微笑鼓励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呗”。郭传杰“结结巴巴将一线科研人员的难处、委屈和不解统统说了出来”，光召先生“听得很认真”。
1990年吴乐斌是科技政策局新人，到无锡参加发展战略研讨会，郭传杰已是战略远景处处长负责具体承办。光召先生主持会议，要求“人人平等、畅所欲言”。吴乐斌在陪同他去洗手间时说有很多想法，光召先生鼓励他发言，但吴乐斌觉得“人微言轻”会上没敢。会议结束后散步，光召先生找他问“你不是想发言吗？怎么没听到”、“会议结束了，我让你发言，说来听听”。吴乐斌忘乎所以“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还和光召先生“不时激烈争论”。有参会者批评“小孩子不懂事”，光召先生说“你们别掺和，我和年轻人讨论问题”。
2004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介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年轻科学家”潘建伟，去光召先生家中见面。光召先生对量子信息很有兴趣，大幅延长会面时间到一个多小时，对潘建伟大加鼓励。2005年光召先生“力排众议”，推荐遭到“假回国”非议的潘建伟获得了重量级的“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在命名仪式发言中，杨元庆提到光召先生对联想的关心，甚至会具体到键盘的设计，按照现在年轻人的工作语言，那叫“颗粒度相当细”——
“他甚至亲身体验联想产品，并认真提供反馈。记得一个夏天的周末，周院长突然约我和产品部门的负责人到五洲酒店见面，我们不明缘由，非常忐忑。他见到我们倒是非常随意，穿着便装，和夫人一起先招呼我们吃饭，然后跟我们交流了自己在使用联想电脑时对于键盘设计的建议，包括机械强度、键程长短、按键布局等等，说得很仔细，还反复叮嘱我们要注重产品开发和设计的方方面面，不留死角，因为任何死角都会影响到整体体验。”
在特殊的年代，光召先生等老一辈焕发出新活力的“年轻人”，以特殊的方式鼓励了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两种“年轻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2023年12月20日捐赠仪式，杨元庆与少年班学院代表
在去年的文章中，笔者提到了杨元庆身上罕见的“少年气”，不像在商界打拼多年的企业家。2023年末捐赠仪式上，杨元庆与身边的少年英杰郭一凡，都很开心。情景就如当年的光召先生与杨元庆，一代代的“年轻人气质”仿佛在传递。
笔者惊讶地发现，光召先生让同事、下级，以及小字辈的秘书、警卫、司机、青年学者，对他直呼 “光召”，不要加“院长”等官衔。之前一次惊讶是发现，杨元庆在联想集团内部，称呼就是“元庆”。
这样的称呼，真的很有“少年气”。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在新时代，有崇高信念、事业追求、心无杂念的人，不管处于什么年龄段，气质都能相通。笔者在科大上大学，对中科院、联想也熟悉，时常感受到相似的气质。这绝非偶然，是一代代“年轻人”言传身教的结果。
伟大的事业需要年轻人，科学研究、科技企业更需要纯粹的“少年意气”攀登科技高峰，而非“人情练达、交游广阔”等传统商业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杨元庆出资2亿捐资建设科大少年班学院楼，命名为“周光召楼”，是极好的传承。
时至1998年，联想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了，第100万台联想电脑下线，由光召先生亲手赠送给英特尔董事长。联想作为中国科技企业，和全球科技龙头成为重要伙伴。21世纪初期，联想更是跨出了国际化重要一步，收购了IBM的PC业务。
杨元庆专注PC研发、踏实创新的领导风格很适合联想。联想集团国际化起步后，迅速成长为世界500强，有段时间几乎是中国唯一成功的全球品牌。但亲历者回顾往事时，开创时期的艰难与奋进、锐意革新往往印象更深。
一段容易被忽视的历史是，光召先生1984-1997年任中科院副院长、院长、党组书记，正对应联想等民营科技企业最为关键的发展期。光召先生非常关心联想的成长，但联想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也只会当作正常工作责任的一部分，没有特意宣扬。
在纪念仪式讲话中，杨元庆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而我更感念光召先生的，是他以开明的思想和果敢的担当，为后辈所辟道路之宽广、所谋发展之长远、所勖追求之无止境。”
杨元庆进一步解释是：
“上世纪80年代是联想的创业时期，光召先生也是在那时进入中科院领导层，成为我们口中的‘周院长’。周院长开创性地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构想，让科研人员在从事基础研究之外，也有机会理实交融、经世致用，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技生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联想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
限于时长，杨元庆不可能进行太细致的解说。需要对当年情形更为详细地介绍，才能明白，光召先生等科学院领导、杨元庆等企业经营者，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情形。
相信不少人和笔者一样，对80年代至90年代初“解散中科院”负面社会传闻有印象。这并非空穴来风，当年中国科学院的确非常艰难。
80年代，社会上鼓吹“科学无用论”、否定基础研究、质疑中科院脱离国民经济建设、质疑中国科学院的存在价值，这些思潮言论都出现过。对于技术成果转化，社会上攻击中关村是“骗子一条街”传得非常广。此种情形下，让高校取代中国科学院搞基础研究、“解散中科院”的舆论一波接一波。
中国科学院有10万人规模，需要不少经费。但国家百废俱兴、财政紧张，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难以高度重视，“断粮”、削减经费的威胁始终存在，有时不少研究所连基本工资都无着落。光召先生成为中国科学院领头人之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艰难。而联想的创办，也与这个背景直接相关。
经过大半年调研，光召先生在1985年初的的中科院工作会议上说“按现存的模式，中国科学院能否继续存在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科学院能够度过难关，还培育出了联想、中科三环、中科集团、中星微电子、科大讯飞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新企业，与光召先生的锐意革新、周密研究、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分不开。
“所长负责制”让科研机构自主决定内设机构和人事管理；“开放实验室、交叉科学中心”促进人员开放、流动、联合、竞争；与企业、地方合作设立研发中心与基地服务重大资源、环境、农业经济项目，组织“黄淮海战役”粮食保卫战、黄金攻坚战。重大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出，科学院从困境中逐渐找到了方向。
直至1992年1月颁发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纲要》中，光召先生改革的主线才基本确立了：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持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这就是杨元庆提到的“一院两制”。他和联想同仁并非脱离中科院自谋出路，也不是偏师，而是奋勇战斗在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中国科学院主力军，实现了辉煌的战绩。而优异的成绩，也对光召先生改革的完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改革，其成果到今天都在发挥巨大作用，也奠定了光召先生“科技界领袖”的地位。
对于这个改革成就，杨元庆总结说：
“在这一机制下，从各级科研机构走出来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其中不乏今天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军者。这些企业，又凭借自身的财务资源、市场经验和产业领导力，回馈、反哺科研机构，为研发创新提供助力。联想就持续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学术研究、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大力开展联合创新，推动成果转化，是周院长理念的积极践行者。”
看杨元庆回顾往事，笔者也想起科大90年代的一些困境。身处合肥的科大发展条件受限，又不归教育部管，上级中国科学院情况也不太好。有段时间科大只剩下一个院士了，后来才慢慢多起来。
科大能够度过困难时段，也有不少重要的改革。杨元庆本次捐赠对象少年班学院，就是科大的重大改革措施。少年班的创立很有社会影响力，有时人们没听说过合肥的科大，但知道少年班。如今少年班学院已经成为科大规模最大的系，每年招生规模有时超过300人，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
笔者当年进入少年班系学习，也是因为学校不断的改革措施。入校时选拔一批竞赛、高考、入学摸底考表现好的学生，与少年班同学一起生活学习，帮助正常生活，也对比培养。
在少年班系学习两年数理基础后，笔者与不少同学选择进入“软件班”，在少年班系中学习计算机，而非转去杨元庆所在的计算机系。这也是一个改革措施，少年班老师替学生的出路考虑，精心选择了计算机方向。
选择软件班，多少有点灰心丧气，感觉比不过班上的数学物理“天才”（他们进入“数理班”），没有自信去走需要天分的科学道路。软件班条件也不太好，少年班机房286、386计算机数量都远远不够，不少学生得自行去其它系找机会计算机实践。
世事难料。计算机的影响越来越大，人工智能突破，成果遍布所有科学领域。而杨元庆捐赠的“周光召楼”，相信其中相当多的研究设施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三．周光召与科大“周光召楼”：纪念与传承
光召先生1998年起是中国科大名誉校长，与中国科大有深厚关系。他关心年轻人才培养，以他的名字命名少年班学院楼，是非常合适的。杨元庆既出资2亿，又花心思命名，让学弟学妹能在新楼中学习成长之余，也能感受光召先生的行事为人、科学精神。
深入了解光召先生的事迹之后，笔者特别的感受是，光召先生的精神原则，与中国科大、与少年班非常相合。
光召先生的专业是物理，但在领导岗位面对的是复杂的科技、经济、社会问题。郭传杰总结说，“他总是像推导物理方程那样，以探究的精神，实事求是地抽丝剥茧，寻找内在的规律性，再以清澈的思想、谨严而无可辩驳的逻辑表述出来。在他的词典里，你永远找不到‘遵照××领导指示’‘按上级要求办’之类的套话，只有‘探索规律’‘要按规律办事’的说法。”
中国科大、少年班特别注重数理基础，学生其实多数不会直接从事数学、物理专业的工作，同样面对各种科技、经济、社会问题。如今笔者数学、物理公式都不熟了，但是面对诸多领域的问题，实事求是分析问题，寻找内在规律，追求谨严而无可辩驳的逻辑，这些都成为本能。
也许是因为精神的相合，中国科大几位缅怀者对光召先生的纪念文章、讲话，都很有看点。杨元庆作为企业家，也有同样的精神特质，在企业家群体显得有些“另类”。了解中国科学院、科大、光召先生、联想的精神传承轨迹之后，就容易理解了。
2011年11月，光召先生在“973计划”专家组会议上突发脑出血，昏倒在会议现场。之后长期入院治疗，再没能亲身参与热爱的科学事业。
杨元庆说，只要医院允许，他每年都去看望。虽然光召先生不再能说话，但杨元庆会在医护人员同意时，握着他的手“絮叨联想的近况”。（2011年杨元庆执掌的联想集团营收约1700亿港元，2023年增长到约4800亿，这样的成绩足以告慰光召先生的关心）
看潘建伟记述2014年探望光召先生，笔者感到欣慰的是，光召先生在病中虽然不便言语，但脑子是清楚的。他能够看书、听过去帮扶的“年轻人”介绍企业与科技前沿的进展。对于有深刻思想的人，能够思考就是一种幸运。
许多学者日常行事为人显得淡泊名利，但心中的追求比常人要高得多，这是一体两面、和谐一致的。光召先生在物理学、国防、科研管理、科技企业等多方面都有重要贡献。笔者相信，联想是他最关心的科技企业，是可以为之自豪的。光召先生在医院不时听杨元庆说说联想不断取得的进步，心中想必是欣慰的。
杨元庆出资捐赠、用心命名，两次出席在合肥的仪式，将科技界领袖、科技企业、中国科大、少年班，用实体与精神紧密联结在一起。这是对光召先生最好的纪念，也是最好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