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小分流”-《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读后感
在中文互联网环境中，“为什么错过工业革命”是一个热度长久不衰的话题。这次的错过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约200年的时间，我们民族是在充满曲折和屈辱中度过，这样的创伤所留下的后遗症，要么极度自卑，要么极度自负。为了抚慰这份创伤，理清错过的缘由，我们把这份“问责”追溯到清朝、明朝、甚至宋朝。抛开我们民族不谈，工业革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看，算得上是一次伟大而辉煌的革新。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以技术创新，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为源动力，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跳跃式地抬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技术进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也在经济层面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提升，据统计，世界人口的实际平均收入从1820年的667美元，增加到了1913年的1512美元。所以，不光是中国的学者，全球范围内的学者都在研究18世纪的工业革命，研究其起源之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彭慕兰在东西方工业革命差距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到一种观点：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之间分道扬镳，差距开始逐渐拉大，此后差距的鸿沟越来越大。他认为造成这种背离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中国一没有殖民地，可以使其掠夺资源，变成“幽灵土地”，同时煤矿资源的不利分布使其很难运输至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工业革命并非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优势积累的惯性所产生，而是18世纪经济发展的一次偶然的突变，西方相对于东方并没有制度上的优越，使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欧洲。但本书的作者，荷兰经济史学家范赞登，依然把研究工业革命起源的时间拉长到了900-1800年。并且，和彭慕兰的“大分流”观点不同，范赞登的研究更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欧洲，提出欧洲内部在工业革命前的数个世纪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在10世纪-14世纪，欧洲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广泛的现象，即几乎欧洲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人口，城市规模，实际收入的增加。而在16世纪-19世纪，情况却有所不同，这段时期欧洲的经济增长集中在北海诸国，如低地国家和英格兰。最终工业革命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出现在北海这个地区，而欧洲其他地区在18世纪前的数个世纪，其经济却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北海地区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即是“小分流”的概念的由来。本书《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更多的是围绕欧洲内部的小分流进行研究。作者从欧洲诸国的政治形态、制度、市场利率、税收、婚姻模式、知识经济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以历史数据和经济学模型为工具，围绕“小分流”这个概念进行阐述。其核心观点是，工业革命并非18世纪或者短期的一次偶然突变，而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所历经的一条漫长道路。这是和“大分流”观点的不同之处。
为了研究这一条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作者把目光投向了历史上第一个千禧年，即1000左右的世界。在彼时，世界还是东风西渐的格局，东亚大陆上的宋帝国以及阿拉伯世界，其经济、人口、教育、商业、贸易、以及城市发展水平都远超过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然而在900-1300年这个时期，西欧迎来了中世纪的“大繁荣”阶段，人口数量、经济、技术、城市水平在这一时间段里逐渐赶超了东亚和阿拉伯世界，这次“大爆发”也为西方世界在14世纪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和东方世界的政治哲学不同，中世纪“大爆发”时期的欧洲并非由较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组成，反而在公元900-1300年期间，欧洲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分裂。以我们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书同文、车同轨”这样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国家，在治理效率上应该是比松散的政治体系更高。起始于秦帝国的大统一，强盛如汉、唐等盛世，反之动乱如南北朝，五代十国等乱世，其客观成就和主观评价都是统一要优于分裂，至少在东方世界是这样的逻辑。而西方世界的事实却是相反的，在“大爆发”时期的西欧，政治体系是分裂的，但人口、贸易、城市化水平是在持续提高。按作者的观点，欧洲经济发展历史中最为辉煌和持久的阶段之一，是在极其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诞生的。
上述在10-14世纪欧洲分裂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这看似矛盾的两极结合，其背后的原由作者引用了三个假说。公元10世纪卡洛林帝国的崩溃导致欧洲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此时教会及其下辖的机构修道院弥补了这个真空，并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框架。在卡洛林帝国解体后，出于对社会不稳定带来的风险而提前进行防备，修道院开始以契约——书面的形式，对其财产进行明晰的描述，以证明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尤其是对于重要财产土地所有权的证明，书面形式的契约是对财产权有力的佐证。同时，10世纪由教会发起的“上帝的和平”运动，让贵族和骑士们宣誓，对教会的财产保持克制，确保其安全。随后，财产受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商人（社会中层）和农民（社会底层）。这种对经济主体财产权的保护，为后续资产阶级形成打下了基础。“上帝的和平”运动，其实是教会介入了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以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秩序，替代了一部分政府的职能，填补了中央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权力真空。随后“上帝的和平”促进了在11-12世纪发生的法律革命，从而奠定了西欧法律传统的基石。除了教会外，在11世纪中叶，城市公社、商业行会、工会的出现，确保地方、行业的权利和财产不受外来的侵害，尤其是在中央政权无法保护地方城市的时候。这样的社团具有不同于组织中个别成员的法律人格，具体来说，社团的债务不由成员负担，社团的意愿只要获得超过成员人数一定比例的赞同，即可通过实施，即使人员变动社团也不会解散。这样的社团即是现代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雏形。
这是一种“自下而上”成立的政治体系，它代表来自于社会底层各地区和行业的群体利益，而这种体系往往会和皇帝、国王、领主建立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发生冲突。在东方，这种来自下层的力量在历史中和上层力量博弈中，几乎很难占有优势，而在西欧，这种力量能够和上层的集权体系抗衡，甚至出现长期平衡的状态，而这种平衡能够让社会中、底层的地方和行会的利益免于被强权势力所掠夺，为将来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打下基础。这是对集权真空的第三种回应方式，这里西欧的封建体制和东方类似，领主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分封的土地，领主向领地范围的农民征收税费和劳役。领主对农民的压迫导致剩余产品的出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或者压迫的加剧，更多的剩余产品让领主们有了交易的需求，同其他领地进行剩余产品的交易，侧面上也促进了市场的规模和商业的繁荣。同时，作者认为封建制的另一面也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因为欧洲的领主和东方的地主不同，领主具有一定的军事行动的独立处置权，而地主阶级是不允许的，或者说领主更像是地方军阀或者郡王。领主之间也并非长期和谐的商业贸易往来，军事冲突也时常发生，这对相互间的贸易活动是有很大的制约影响。在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中，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在某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国家需要向公民征收财税以维护其统治，而公民需要确保自身财产权益不受侵犯，而这两者之间“拔河”式的博弈，由不同程度衍生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构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作者引用道格拉斯·诺思的观点，认为现代经济发展早期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需要安全的财产权，而现代政治早期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约束国家的掠夺行为。虽然国家被认为是公民的代表，但是通常没有制度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以便使公民的财产权受到尊重。
欧洲历史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帝国。尽管某些野心家努力过，尝试过，但终未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功。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欧盟也并没有在地理上统一，大英作为欧洲的重要成员，依然搞特殊，孤悬于海外。甚至欧盟内部，在经济方面名义上仅仅是货币的统一，而财政政策依然是各国的保留地。相对于东方世界的大一统帝国，欧洲这样的松散的政治体系可以追溯到雅典城邦时代。这些城邦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和平时期各城邦相安无事，而且这样的独立性，让各城邦之间有利于形成原始的，具有竞争性的市场。一旦城邦面临外来威胁时，他们会形成联盟，以共同的利益对抗外来入侵者。当联盟行之有效，能够确保地区各城邦的利益不受侵害，且成员之间能够做到相对公平时，这样的制度延续下去，继而发展成为国家，作者的祖国荷兰就是这样的典型。
荷兰在共和国时期属于七省组成的联邦，各省具有独立性，均有自己的议会制度。这种看似松散、低效的制度，却在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独立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即是说这样的制度经受过历史的考验，低地小国家荷兰，也在工业革命前夕，成为了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国家与其公民之间最为重要的纽带之一就是税收，关于国家的形成、税收和经济发展作者提出了一个悖论。历史经济学家德龙和施莱弗，通过对欧洲历史上国家类型和城市规模的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分析，他们发现在“专制主义”的国家，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的增长受到长期的抑制。以城市人口为例，“专制”的国家中，每个世纪的城市人口数量都会下降18万人左右。德龙对此的解释是专制政权将税负比例最大化，而非专制政权（城市国家）受到各阶层代表的限制，无法做到税负的最大化。德龙认为专制国家的税率比那些“商人都可以影响政治过程”的城市国家的税率更高。然而，事实却与他们的理论相悖。历史上诸如西班牙和法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税收比率相对较低，而代表制度优越性的国家如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税收比率却非常高。作者认为城市国家的公民权能够解释德龙关于不同体制国家的税收差异的悖论。在城市国家中，公民支付相对较高的税收是希望得到他们期望的公共品，因为他们多少可以监督政治过程。而且，这些公共品——从财产权的保护到教育和卫生服务——可能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作用。他们支付的高税收似乎都转化成了能够扩大增长的投资。
于是，作者认为欧洲“小分流”中的北海国家，如英格兰和荷兰，在确保其公民权，维持国家和公民间的权力和权利平衡，让政府获得了广泛的税收支持基础，至少在征收税收的时候公民不会有太大的抗拒情绪。政府获得更多的税收后，能够向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形成正向循环，为经济上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了保障。利率可能是反映制度在特定社会背景中保护财产权（债务人和债权人）和扩大社会信用规模的程度大小的经典指标。因此，利率无可争议地被认为是反映制度框架质量的最佳代理变量。
在15世纪西欧的利率在5%-6%左右，而在东方大陆，作者引用亚当·斯密的文章，“12%的利率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在彭慕兰和李伯重的研究中，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长三角地区，在明朝早期，“按照惯例，如果一个人借入了一石大米，则秋收后必须归还两石大米；如果一个人借入了货币，则必须支付50%的年利率”。在东亚其他地区，如朝鲜，18和19世纪的利率平均水平在37%左右，而日本，以商业贸易繁荣的大阪为例，18世纪上半叶的利率在12%-13%，而到了19世纪上半叶利率降低到了8%。而在17和18世纪的荷兰和英格兰，利率比西欧的平均水平还低，在3%-5%之间。按利率反映市场制度效率的理论来看，西欧，尤其是北海地区诸国，如荷兰和英格兰是最具有市场效率的国家。当然，西欧也不是自古以来的利率就这么低，在15世纪之前，西欧的利率还是在10%-12%之间。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利率在15世纪后，骤然下降呢？作者认为是14世纪中叶发生的黑死病。
黑死病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1/3人口的减少，而资本存量的变化却没有即刻发生改变，于是资本和人口的比率发生了变化，这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人均储蓄增加，同时，瘟疫也导致了投资活动的减少，对资本的需求也减少。按经济学基本理论，储蓄增加，投资减少，必然导致货币利率的减少。另外，黑死病带来的人口锐减，也提高了劳动成本，迫使市场寻求替代人工劳动力的生产力，力求在技术和工具上进行改革，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劳动力的依赖。在本书第四章中，作者引用了一首16世纪的诗作为开篇：正如格言所说：“你的配偶在哪里？你的荣誉在哪里？”
这首诗是开导女人保持自身独立和晚婚的，颇有现代女权主义的色彩，也就说在遥远的16世纪，欧洲社会上的妇女就开始脱离家庭、父权和夫权，进入了新的时代。古代中国的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间的契约，而西欧婚姻的基础是夫妇双方的同意。以双方同意为基础的婚姻和天主教的教育有关，尤其是在12世纪中叶之后，教会取得了在世俗婚姻方面的定义权，其社会象征就是结婚典礼的地点从新郎的家庭转移到了本地的教堂。所以教会对欧洲新的婚姻模式影响很大，也逐渐替代了过去的父权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作用。父亲既不能强迫儿子或者女儿走进他们不想要的婚姻，也不能阻止他们结婚。教会的教义是对中世纪家庭中父权的沉重打击。
当然，并非整个欧洲都接受这样的婚姻新模式，新模式主要出现在西北欧，即英格兰和低地国家，而其他地区父权对婚姻的影响依然强大。在西欧，女性是具有家庭财产继承权的，这样的继承权大多是以嫁妆的方式体现出来。然而，在欧洲大陆上社会层面对于嫁妆的重视程度分为了南北两派，在相对传统的南方，嫁妆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重视，而在北方，嫁妆仅是作为贵族层面的行为。所以，在欧洲南方，女性希望能够在更早的年龄结婚，这样她们就能够以嫁妆的形式获得家庭的一部分财产，而非等到父母过世的时候获得遗产。而在北方，新婚夫妇虽然能够获得自由婚姻的权限，但相应的女方从父母那里继承得到的财产就偏少，至少在结婚时，嫁妆在北方的中、底层社会中并不普及。南方和北方以嫁妆模式为代表的财产代际转移的差异，导致了女性对结婚年龄早晚的差异。前面提到了，财产代际制度的不同，导致了欧洲南北方女性不同的结婚年龄段，进一步导致了女性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程度——相对于南方的女性能够在婚姻中获得嫁妆作为财产继承，北方的女性摆脱了父权的控制，获得婚姻认同的自主权，其代价就是财产继承上偏少，至少在出嫁的时候。因此她们不得不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为未来组成家庭而提前积累财富。晚婚的女性投入到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劳动力的扩大，同时也带来了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加，毕竟土地在短期内的增长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劳动力的增加，还导致新的劳动关系的产生——以工资为报酬的劳动者。据作者引用数据并估算统计，中世纪末期英格兰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口所占比例大约在1/4-1/3之间 ,低地国家则高达60%。而东方，在中国清朝时期，依靠工资收入的人口仅为1%-2%。这种差异带来的是对市场交易的需求，依靠工资收入的人群需要交易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农业劳动者则不必进行频繁的交易，从劳动力和劳动关系方面印证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欧洲出现而非东方。
大家都知道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是技术革命，技术是知识的一种体现，而书籍则是知识传承和传播的重要载体。文章中提出观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书籍产量能够反映这个经济体中读写能力，学习能力和法律契约精神。在整个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欧洲书籍的生产中心，逐渐从南方迁徙到北方，从地中海向北海地区移动，这预示着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中心的变动。作者以图表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书籍量产情况。同时，作者也提到了欧洲之外地区的书籍的产量。比如，中国明朝在1522-1644年间的书籍总产量大约为3300种新书，或者说平均每年27种。同时期的西欧，平均每年的书籍产量估计为3750种。在清朝，1644-1911年间新出版的书籍数量大约为126000种，年均474种。而在荷兰，仅1644年，当年就出版了6000种书籍。不过中国和日本，算是除西欧之外，仅有的大规模生产书籍的地区了。虽然，这种书籍产量的比较，会让国人在主观上颇为不服气，但仔细想想，我们现在所学的各学科的理论知识，几乎都是源自于西方，在客观上得承认这一事实。一个具有熟练技能的石匠或者木匠，他所获取的报酬是否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水平，这就是技能溢价。相对价格是经济研究的DNA。它是反映和解释经济结构特征的基本信息单位。它告诉我们相对稀缺性，也是引导经济行为的诱因。
也就是说在技能溢价越高的地区，其熟练技能劳动力的稀缺性就越高。从中世纪到现代欧洲的技能溢价水平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即中欧和南欧的技能溢价从18世纪开始，逐步被西欧拉开。甚至这样的差距延续到了二战前夕，比如在1936年-1937年，东欧六国的木工工资和非熟练劳动者的平均差距是56%，三个欧洲南部国家的平均差距是45%，西欧国家的平均差距只有22%。
技能溢价也符合欧洲“小分流”的趋势。而对于世界范围的“大分流”，作者以中国为例，根据清朝1769年《物料价值则例》在中国北方城市北京，其技能溢价率达到100%，而南方技能溢价和西欧相当，即25%-67%的水平，可以说中国南部在当时算是除了西欧之外唯一一个有着非常低技能溢价的地区。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技能溢价是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得的报酬，即在学徒工接受培训期间不赚取工资并且向培训这些学徒的工匠大师支付的费用。
高的技能溢价表示人力资本制度的效率不高，比如经济体仅为师徒制的零散型的技能培养机制，缺乏组织型的学校，就会造成社会层面的具有熟练技能劳动力的缺乏。同样，高的技能溢价也表示行业存在非常大的进入障碍，比如对于基本生存条件的需求，让劳动力无暇进行技能培训，而迫切进入市场养家糊口。
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内容远比我的摘要详尽，因为篇幅有限，我也仅列举的我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有趣的内容。工业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漫长的历史铺垫，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结果，最具典型的代表就是北海地区的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和扩张，得益于16世纪的世界范围的大市场，国际贸易。确保商业帝国的崛起，其背后是高效的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产生较低的货币利率，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供给。那么，为什么新制度带来的经济发展只在北海地区生效，作者把目光聚焦到了这一地区“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新的婚姻模式提供的劳动力，书籍的产量带来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低技能溢价……。这些因素让北海地区从欧洲的“小分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工业革命前夕经济增长耀眼的明珠。
其实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不太好，我个人感觉它更像是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内容中有大量的文献引用，而我等非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也不可能去查询这些海量的中外文献，所以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颇有言之未尽，或者认为读者早已了然的行文风格。同时，内容中有大量的数据和模型的分析，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经济学基础的。比如文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的文笔去阐述欧洲中世纪书籍产量的统计方法，以及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去分析19世纪以前的经济到底是增长还是停滞，这对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是不太友好的。另外，作者在文中强调了西北欧北海地区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增长，包括了低地国家和英格兰，但是大家都知道最终工业革命是发生在英格兰，而不是作者的祖国荷兰，也就是说荷兰最终离工业革命前的“黎明”仅一步之遥。其实，我很想看看作者是怎么分析荷兰和英格兰的差异，但是文中并没有看到过多的相关内容描述，而是把这两国归纳成北海地区，进行整体分析，作者的“小分流”没有再进一步细化下去。还有，关于大航海时代和殖民地到底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多少铺垫作用？作者在文章中的描述也有限。他认为殖民地的“幽灵土地”给宗主国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限的，不足以体现在欧洲的“小分裂”中。比如，西班牙是曾经辉煌一时的殖民帝国，然而这份辉煌并没有让其提前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反而让低地国家荷兰脱离其统治，独立建国。所以作者认为制度方面的原因比殖民地更具说服力。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经济学观点还是倾向于古典自由一派，所以在进行不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对比时，有预设的立场和偏好。
当然，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至少给予了我们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