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科名坊，四柱三门，横额题书“文献名邦”四个大字。
图为书院正门。
“屋舍如庠序，读书兼教文。”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不仅是文人儒士聚居讲学之处，更承担着培育经世济民之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平定素以“文献名邦”饮誉三晋，这一美誉的由来离不开冠山书院的影响。
冠山书院位于平定后沟村西南1.5公里处的冠山腹地。书院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据《金史》记载，吕思诚的先祖吕宗礼为了给家族后辈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在冠山上搭建了几间茅草屋并命名为“冠山精舍”，这就是冠山书院的最早形态；到了元代，中书左丞吕思诚在冠山精舍旧址重修书院，其间藏书量达到万卷，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成为当时山西境内最大的书院，史称“吕公书院”。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时任平定知州的吴贤对书院进行重修，并更名“名贤书院”。后毁于魏忠贤发起的“毁书院运动”。清乾隆年间，冠山书院数次得到扩建，并先后改名“榆关书院”“嘉山书院”等。直到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学政戴衢亨才正式将其易名为“冠山书院”。到了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冠山书院改建为平定中学堂。
新中国成立后，平定中学堂又改建为山西省平定师范学校。2010年，山西特师、平定师范与阳泉教育学院在此合并，组建阳泉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由此可见，平定书院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
平定书院人才济济，元代中书左丞吕思诚、明代兵部尚书乔宇等都曾在此读书。明末清初的大书画家傅山，曾在冠山隐居。到了现代，这里还走出过“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
如今，虽然吕公书院的旧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但后世的文人学子还是不远千里专程前往冠山拜谒。目前留存下来的“崇古冠山书院”，由平定人孙裕在嘉庆年间重新修建，为二进院落，书院正面月台上有西窑五眼，居中者称“崇古洞”，塑有孔子的雕像，塑像旁边立有一块石碣。
除冠山书院外，冠山上还曾建起过两座书院，分别是明嘉靖年间的“高岭书院”和清乾隆年间的“槐音书院”。明朝嘉靖九年，临洮太守孙杰在告老还乡后，在冠山凿夫子洞，并在洞左建高岭书院，据史书记载，高岭书院曾经“聚生徒数十百人，达人高士彬彬辈出，书院之名称重海内”。500年风雨沧桑，高岭书院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只有字纸池和夫子洞两处遗迹。
夫子洞坐北朝南，由一块大石头凿成，洞中塑有孔子及其二位弟子颜回和曾参的雕像，再现了孔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景。夫子洞前的石坊上刻有一副对联“于此寻孔颜乐处，超然得山水真机”。体现的是儒家知识分子安贫乐道、达观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
离夫子洞不远处的一处开阔之地，有一石头垒砌而成的半球形建筑，上面刻有“焚化字纸池”几个大字，它是古人用来焚烧字纸的洞池。
我国自古就有敬惜字纸的风俗，平时读书人都会将有文字的废纸存放起来，不能随意丢弃，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再将这些字纸放入专门的炉中焚化。据当地人讲述，过去平定城里的读书人，每逢初一、十五，尤其是四月初八冠山庙会期间都会带上积攒的字纸放入焚化字纸池焚烧。这种“惜字”的传统习俗反映了古人尊重文化、传承文化的初衷。
高岭书院遗址附近有一处平坦开阔、草木葳蕤的坡地，这里留有许多从元明到民国的摩崖题刻，或赞咏风景，或追慕先贤，或修身养性，留下不少文人墨客的笔迹。明末清初的爱国思想家傅山先生题刻“礼周瓢饮”四字，更是冠山摩崖石刻的镇山之宝。
伴随着书院的兴建，冠山上还树立了不少牌坊，科名坊、登瀛坊、南风坊、道脉坊，形成了韵味悠长的牌坊文化。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科名坊。这是一座汉白玉石坊，四柱三门，横额题书“文献名邦”四个大字，故也称“文献名邦坊”。文者，典籍也；献者，贤也，“名邦”指有名的地区，所以“文献名邦”是说平定是个文化积淀深厚、人才济济、声名远播的地方。平定文献名邦的美誉由此而来。
有德之山，仰之弥高，钟灵毓秀的冠山不仅培养出众多俊逸之才，更赓续着平定千年不灭的文脉，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鼓励他们逐“青云”之志、做“有为”之士。
来源：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