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航苏州附中（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附属中学）发布“勤杂工临聘合同制工作人员录用公示”：根据《苏州工业园区教育系统临聘人员招聘指导意见》，经过公告发布、材料审核、校内面试、校长办公会议评议、党委会议审核，录用李某为临聘合同制工作人员。公示信息显示：李某，男，生于2000年3月，物理学硕士，录用岗位为“勤杂工”。
据姑苏晚报报道，当事人叫李永康，2021年考取物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2024年6月作为应届毕业生通过了苏州工业园区教育系统教师招聘考核，成为拟录用人员，进入南航苏州附中跟岗实习。但由于毕业时论文尚缺发表等原因，只取得了研究生学历证书，暂未取得硕士学位证书，不具备正式录用资格。
新学期伊始，南航苏州附中发布了一则勤杂工招聘启事，李永康看到招聘信息后报名，通过公开招聘、考核等程序后入围。据南航苏州附中党委书记王剑表示，学校已综合考虑物理教师紧缺、李永康跟岗实习期表现优异等因素，并征求了他本人意见，公示结束后拟暂时安排其在物理教研组从事物理教学辅助工作。
无论李某是物理学本科，还是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去应聘一所中学的临聘合同制勤杂工，都难免引发关注。此前有北大核物理博士当城管，上海交大医学博士做校医，斯坦福物理学博士当乡镇公务员等，但好歹这些人的职位是有编制的。物理学高材生居然去当没有编制的勤杂工，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
当然，临聘跟临聘不一样，有签合同的临聘肯定好过随便顶一段时间的临聘，或许还有去掉“临聘”二字、转为一般合同制的机会。不过，体制内的定义是公营部门，或者说靠公共财政供养的。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有编制还是无编制、正式工还是临时工，有合同还是没合同，只要是吃财政饭的，都属体制内。
故而，某种程度上，李某以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可能会很快拿到硕士学位），去一所公立中学当临聘人员，且还是听起来没有任何技术门槛与专业性、难以产生职业荣誉感的勤杂工，这一选择，还是反映了“体制内”的吸引力：因为体制内有编、长聘且有技术含量的职位不可得（如当物理老师），所以退而求其次，接受了无编、临聘的临时工。当然，姑苏晚报的报道出炉之后，有网友怀疑，这个勤杂工的招聘，有可能是萝卜招聘：学校本来已经定好了要招他进来当老师的，但是没想到最后出了点问题，没办法直接录取为教师，只好设一个“勤杂工”的萝卜岗位先招他进来，“暂时安排在物理教研组从事物理教学辅助工作”，等拿到硕士学位，可以再参加下一次教师招聘，正式聘到教师岗。当然，也有网友认为，是舆论批评“硕士当勤杂工大材小用”之后，校方才临时决定让他做教学辅助工作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年轻人争相去体制内，无可厚非。所以，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一不是劝年轻人不要贪恋体制内的舒服，要敢于去创业与创新，劝说的效果极其有限；第二，也不是加大体制内招聘力度，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体制内，以缓解就业问题，这是饮鸩止渴。此种做法，除了导致财政支出膨胀之外，也有更大的问题，年轻人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公门，从未参与过生产、从未接触过社会，不知道经济与社会是如何运作、也不知道老百姓揾食的艰辛，不理解民情秩序，而直接从事“管理社会”的工作，合适吗？
体制内至少不直接创造财富；体制外（纳税人群体）创造财富并缴纳税赋。“体制内”过于膨胀的话，不仅工资福利以及办公经费要消耗大量公帑（纳税人的钱）从而导致高税收，还会对经济与社会有大量不当管制、过度管制，哪一条都会损害经济增长与财富创造。
儒家先贤在《大学》提出了中国版的“国富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一个社会如何才能走向富裕与繁荣？一是取决于生产者/纳税人与食税人的相对比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食税人（财政供养人员）占比越低，政府规模越小，社会就越富裕，这是儒家的小政府主义。
二是取决于投资/储蓄与消费的相对比例。国家有道→民众对未来会有稳定乐观的预期→折现率/利率低，未来商品的现值高→在消费的时际抉择上，民众调高未来消费（表现为储蓄/投资）比例、拥抱长期主义，压低现在消费比例（并不意味着消费的绝对数额减少）、摒弃及时行乐思想，“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导致工资率上升，个人与社会就会越来越富裕。
在这个意义上，要让年轻人不贪慕体制内，还是得继续搞精兵简政，在缩减行政审批/许可的基础上，减预算减编制减财政供养人口，并令同等学历或类似职位/工作，体制内最好比体制外收入稍低，因为体制内职业更稳定，这样才能建立正确的正向激励，让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外工作或去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