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学者,师逸而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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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至3日,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9位山东作家参加。此次会议上的一个热词是“学习”,这也正是培养文学人才、繁荣文学事业的关键所在。开幕式上,作家王蒙、莫言在主题演讲中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时,都专门谈到了学习。这些大作家的经历也启示年轻作家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更能激发作者的创造性,从而创作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甚至开创新的文学形式。

作品如群星闪耀,连成光带

王蒙认为,要跑好文学的“马拉松”,就得“学习、学习、再学习”,这也是自我“升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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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个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包括信息的变局、知识的变局。我们得升级,得活到老学到老。”

要学哪些内容呢?王蒙认为,学习要“有专长,也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也就是说,要博与专结合。博,方能视野开阔,融会贯通;专,则能学有所长,精于一技。博而能专,既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厚的知识积累,也能让创作者本人增长见识和才干,进而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

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王蒙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的大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去世后,他的家属邀请我到他的德国别墅去住了6个星期,我在那里报名参加了德语班。这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6个星期学不会我也要学,我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有人问我,说你学这么多、学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我的看法是,学在前,用在后。你不可能用在前、临时学,这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学习,学习以后早晚有用,永远有用,对你的精神状态、对你的心理、对你的健康都有用。”

王蒙所说的这些,可以从他的作品中体会,也很容易从其他人的评论中得到佐证。

“王蒙善于学习,喜欢学习。”著名文学评论家、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干说,“很多人去了新疆多少年都不会维吾尔语,他去了没几年就把维吾尔语学会了。他学英语也很快。”

这段经历,王蒙去年接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杏培访谈时也谈到过:“我对学习维吾尔语更有兴趣,在学习维吾尔语过程中,甚至投入到连说梦话都在讲维吾尔语。除了语言,很多时候我学其他东西也都像‘疯’了一样。”

王蒙还说:“我和我的文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源于我对人生、文学和写作抱积极的态度;同时,我对参与工作、政治生活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抱积极、热爱的态度。往大了说,我对党的事业和中国梦抱积极的态度;往小了说,我对生活万物有浓厚的兴趣,对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

王蒙还举了另一个例子,2008年接受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英语访谈:“要谈半个小时,而且不能念稿子,连纸条也没有,这对我很有挑战。为此我恶补了十几天英语,每天都高强度练习。最后我颇有兴致地坚持下来,反响还可以。另外,如果说缺憾,我感觉我在知识的体系性和严谨性上不行,古今中外的经典和知识,我都需要加强学习。”

王干评价,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王蒙先生的作品群星闪耀,相连成一个“光带”,“阅读王蒙先生,必须掌握一个关键词,叫‘青春’,青春的特点是年轻,青春的心态让王蒙先生有了不断创新的精神。”

王蒙的作品能体现出“青春”色彩,是因为他有青春的心态和创新的精神;也正因为拥有这种青春的心态和创新精神,他才能一直“觉得多学一点东西太可爱了”。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勤学、好学,心态年轻,思维新潮,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脑子里淘汰掉那些陈腐的东西,写出的作品自然而然就会闪耀着“青春”风采。

易旧调以新词,自成绝调

王蒙与青年作家们分享的内容是他的亲身经历和创作经验,有他个人独到的感悟,也有一些普遍性的道理。他说的“学在前,用在后”,就属于普遍性道理。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作家、诗人善于学习,然后学以致用,有了自己的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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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唐代刘禹锡可以当作一个典型样本。他正是善于学习,从民歌中汲取养分,创作出面貌一新、脍炙人口的《竹枝词》。

刘禹锡21岁即进士及第,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才俊之士。

与他出众才华不相上下的,是他的犟脾气。

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革新失败后被贬至朗州。十年后,奉召回京。春天,游玄都观,看到满观桃花,他提笔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当政者认为此诗心怀怨望,且语存讥讽,于是又把他贬出去了。

这一贬就是十四年,但似乎并未消磨掉他的犟脾气。受召返京后,他再游玄都观,并写了一首《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前,还写了一大段序,介绍写下两首游玄都观之诗的前因后果,抒发自己对屡遭贬谪的感慨。

后一首诗的讽刺意味较之前作更浓,尤其序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之语,再结合诗中“前度刘郎今又来”一句,讥讽中还带有几分挑衅。他的脾气之犟可见一斑。

脾气犟归犟,但他的学习能力确实令人佩服。

在文学领域,他善学的故事一直被津津乐道。他屡次被贬南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贬到“巴山楚水凄凉地”,前后生活了二十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注意观察学习巴楚民歌中的元素,创作出《竹枝词》。《旧唐书·刘禹锡传》有这样的记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说明刘禹锡所创之“新辞”,实是受当地祭祀时所歌“俚辞”影响。

《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中则说:“《竹枝词》本始自刘郎,因巴渝之旧调而易以新词,自成绝调。”这里用“绝调”一词来评价,可见《竹枝词》文学成就之高。

刘禹锡《竹枝词》共有两组,即《竹枝词九首》和《竹枝词并序二首》,共十一首。这些词作洗去民间俚辞之“鄙陋”,文词清新,格调活泼,抒情真挚,音韵和谐。大家最熟悉的《竹枝词并序·其一》是描写男女恋情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即体现着这样的艺术特色。

再比如《竹枝词九首·其二》也是一首广为传诵的名作:“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有学者认为,南唐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借鉴于此。

刘禹锡所创之《竹枝词》广为流传。后世又有很多学习与模仿者,如苏东坡、杨万里等也都写有《竹枝词》。《竹枝词》创作不衰,更让人时时记起刘禹锡的开创之功。

即使在文学之外,他也留下许多善学的故事。例如,他因为身体羸弱多病,遂留意医术,以至能亲手施治,为亲友及百姓解除病痛。他还广泛搜集偏方,择其可信有效者,编成《传信方》,颇为医家所重。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做事情最省力的一条捷径就是善学。无论今天的大作家王蒙、莫言,还是唐代的大诗人刘禹锡,都是优秀的善学者。有些人或许天赋并不比他们差,但写不出他们那样出色的诗文来,差距应该就在是否善学与善悟上。

(大众新闻记者 于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