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士升（1907—1973年），福安县人，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享誉南洋的报人、作家。他成长于福建，求学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因时局动荡而去国南下，最后移居新加坡，成为20世纪中国南下文人促进南洋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1907年，连士升生于福安县秦溪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其父连绶昌为穆阳镇同文小学教员，他随父读书，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幸的是，连士升8岁时父亲去世，因家贫无法离乡继续学业，小学毕业后，只得留在家乡的私塾。15岁时，又不幸丧母，后由师友筹款，资助他入读由基督教会创办的霞浦县作元汉英学校。其间，连士升勤学不辍，尤为重视英文学习。4年后，考入福州市的鹤龄英华书院，随后又被燕京大学录取。1927年，连士升负笈北平，得文史大家顾颉刚赏识，毕业后在北京图书馆和政治学会图书馆继续钻研学术，并开始为京沪知名报纸杂志撰写文章，先后在《东方杂志》《大公报》《申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1934年，担任《食货》杂志的通讯员。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躲避战火蔓延，一部分中国文人选择南下避难，如郁达夫至新加坡，如曹聚仁、徐訏至香港，这些南渡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化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被称为“南下文人”，连士升就是其中的一员。1937年抗战爆发，连士升举家迁往香港避难，1941年香港沦陷，他又携眷逃难至越南河内的乡下，前后淹留南洋各地近10年之久。
在听闻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连士升“高兴得连眼泪也要流下来”，即刻着手准备回国。但是，在1947年初辗转回到重庆时，他对祖国的现状颇感失望。时值内战在即，更兼通货膨胀严重，连士升根本无法负担一家人在国内的生活，迫使他接受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聘任，于1948年移居新加坡。
二战后的南洋地区可称得上是一片文化荒漠。当地政府新闻管制严厉，文化环境恶劣，华文文学创作领域十分窒闷；当地华人多是劳工或商人，文化程度不高，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便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南下文人组成的。连士升来到新加坡后，发表了大量社论、随笔，他的文风质朴、文笔清新，给当时新马地区的文坛带来一股新风。
在来到新加坡之前，连士升已是知名的学者、记者和时事评论员，曾先后担任过香港《国际通讯社》、西贡《远东日报》、新加坡《中兴日报》的记者、编辑。他治学多年，又曾游历欧洲、东南亚各国，见识广博，不论是时政评论、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他的评论都各有见解，颇具前瞻性。
1948年到1950年间，连士升由《南洋商报》出版游记5册，1951年至1963年共出版散文集《南行集》《给新青年》《春树集》等6部，出版人物传记3部，还有信札《海滨寄简》结集共8册，创作数量十分可观。
借由自身影响力，连士升还带头为文化事业不断奔走，先后担任南洋大学及新加坡大学董事、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文艺写作人协会发起人兼顾问、新加坡作家协会顾问，栽培了不少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据新加坡广播局原主席黄望青回忆，连士升当年作为南洋学会会长，为了求得《南洋学报》的两百元印刷费用，几次上门拜会一名富商。付梓后，连士升奉送了两本给这位赞助人，结果半年后再去拜会时，却发现两本学报被垫在了会客室的痰盂底下，当时在新马地区推动文化事业的艰辛和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来到新加坡后，他发现久居海外的华侨对中国文化都颇为陌生，甚至其子女后代只会英文而不通中文。在《中国的文化》一文中，连士升引经据典，语重心长地谈道：“就全部世界文化史而论……到了20世纪的今天……环顾宇内，最通行的莫若中文和英文。根据发挥个性，适应环境的原则，华侨应该特别致力于中国文化。这样，我们才不愧为华人的后裔，同时，也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1963年，因对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和影响，连士升获得了新加坡政府颁赐的公共服务勋章。借由《马华新文学大系》主编方修的评价，连士升对于当时的新马文坛“就好像沙漠上的一阵凉风”。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