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藏着多少处世之道？

《资治通鉴》残稿

司马光画像

清人王鸣盛称赞《资治通鉴》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

说起《资治通鉴》，几乎人人都知道，但要具体问起《资治通鉴》讲了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很多人就要摇头了。

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这部由司马光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协修，历时19年完成的巨作，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书294卷，不计标点约有330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战国初年迄于五代末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时间跨度长达1362年。

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宋神宗不仅下敕奖谕，为之亲自制序，还在宰相们面前公开夸奖它，称之为“前代未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从此，《资治通鉴》成为此后历代帝王必读之书。

宋学者洪迈曾手抄三遍，张仲隆以“通鉴”名其书斋。

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

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亦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有逾之者焉。”

胡应麟《史书占毕》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这个“备”字，应视为对《通鉴》完善编年体历史功绩的确评。

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在他晚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阅得“支离破碎”，只得用透明胶“缝缝补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反复研究、批注、阅读了17遍之多。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一、《资治通鉴》汇要前史，梳理繁冗，可以使人们用较少的时间，了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漫长的历史概况

《资治通鉴》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巨著，其气势与规模，不仅在古代中国，就是在世界中世纪史坛上，都堪称高视独步、无与伦比之作。如此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时期水到渠成之作。司马光等人所根据的材料，仅正史一项十九种，合计起来就有一千五六百万字，加上其他史料，不下三千万字，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总共只三百万字，这在时间和精力上对读者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具体地说，有若干同一历史事件的材料，本来是分见于多处的，《资治通鉴》则依次将它们组织在一起，而且有的还相当集中。

如大家熟悉的赤壁之战，其材料，既有见于《后汉书·刘表传》，又有很多散见于《三国志》的《魏武帝纪》、《蜀先主传》、《吴主传》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周瑜、鲁肃、张昭、黄盖等人的传记，还有一些则杂见于其他著作。如果要了解这次战役的始末，势必非遍读上述著作不可，而且就是全部翻阅一遍，由于太杂太乱，也未必能立刻理出个头绪而认清它的全貌。《资治通鉴》却把这样伤透脑筋的事解决了，于卷六五“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把所有涉及这次战争的材料全部集中在一起，加以剪裁、整理、穿插，写出了它的全过程，并且首尾连续，叙事简洁，文字优美，情节生动，使之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二、《资治通鉴》史料的真实性比起十七史来更为可靠

前人早已说过：“不熟读正史，未易决《通鉴》之优劣。”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曾说，他为了修《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渊海”，丝毫都不夸张。而他所征引的书，如今大半都已亡佚，这就显得更加可贵。

在《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中，作者还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弊病，每遇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必交代前因后果；同一事件的材料，不再分见于多处。因此，《资治通鉴》的编修，为编年体开辟了新纪元，为编年体史书的编写闯出了新路子，此后，编年体史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陆续产生了许多著名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单从历史编纂学而言，《资治通鉴》也是值得大加肯定的。

三、《资治通鉴》是带入全景视角审视历史人物

不同于《史记》的纪传体每篇都侧重围绕主角叙事，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更像是群像戏。

以商鞅来举例，在《史记》的《商君列传》和《资治通鉴》中都记述了商鞅听闻秦孝公求贤，通过宠臣景监引荐而受到重用，推行变法。但由于为人过于狠厉，无论是在朝中还是民间都颇多怨恨，秦孝公死后，商鞅被清算，死后受车裂之刑。但相较于《史记》，《资治通鉴》在商鞅身上着墨更少。从公元前361年到公元前338年的23年间，除了商鞅外，秦国不断征讨各国，孙膑指导田忌围魏救赵，后又报了庞涓刖刑之仇，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悉数登场，使我们脑海中的历史图卷变得生动立体。

接着说上一段中提到的田忌，他在《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中仅有赛马一段描述，孙膑帮助田忌赛马战胜齐威王，齐威王与孙膑交谈后，拜其为军师，给读者留下了知人善任的印象。但在《资治通鉴》中，田忌两次大败魏军后声名大噪，引起齐相邹忌嫉妒，出计陷害，田忌自知受帝王忌惮，又无法自证清白，逼不得已攻打临淄想捉拿邹忌，兵败后只好投奔楚国。通过《资治通鉴》，我们得以全景式地审视历史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

四、《资治通鉴》中隐藏的处世之道。

《资治通鉴》鸿篇巨著，能臣巧匠、明君昏君、英雄红颜，多姿多彩，其中隐藏了诸多处世之道。

例如，陈胜曾有过“苟富贵，无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誓言，然而在秦纪三中，当陈涉真的做了楚王之后，却被自己的车夫刺杀。原来，陈胜被拥戴为王之后，亲朋好友皆来投靠，陈胜初以众宾待之，但“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旧情”，陈胜受人挑拨，将说“闲话”之人都杀了，其他故人见状都主动离去，亲友及将领也无人亲近陈胜了。脱离群众的陈胜最终失败了。

有人因为暴戾而使霸业崩殂，也有人因为仁慈和拎不清落得凄惨。在周纪四中，我们熟知的以“胡服骑射”使赵国军力大增的赵武灵王，他把王位传给了小儿子，当起了太上王，但当他看到长子公子章要向自己的弟弟称臣跪拜又于心不忍，遂封公子章于代地为王，任其发展自己的势力。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出游沙丘，公子章谋反，公子成追杀公子章，公子章逃亡到赵武灵王的行宫，赵武灵王打开宫门迎接了他，公子成便包围了行宫。公子章死后，公子成因为惧怕赵武灵王出来后会对自己不利，于是狠心将赵武灵王困在行宫。一代君主，落得个被活活饿死的下场。“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之。吴娃死，爱驰；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

《资治通鉴》中，这类事例不胜枚举，读之皆能有所收获。

商务印书馆携手史学专家张大可先生，为当今读者推出了文白对照本《资治通鉴》。

张大可，1940年12月7日生，重庆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历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副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张大可先生笔迹

由张大可先生组织语译的《资治通鉴》，是他30年的心血译作，意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接近原典的桥梁，为读者提供一部人人能读懂的《资治通鉴》。

为了扫清阅读障碍，同时为读者朋友们提供高性价比的、装帧精美的《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在内容和设计上都做足了功夫。

1200万字巨著

名家导读

真正实现无障碍阅读

增补朝代、王公纪年、年号、国名等，作规范语译。

《资治通鉴》中历史人物最核心的是各朝各代的君主，只按随文直译为某王、某帝、皇上、皇帝，行文展开，往往不辨东西。时代、国别、身份变化要有明确的专称标识。本书语译的技术处理大体上是：对话中随文语译按当时说话人口吻称谓某王、某帝、皇上、皇帝，而在陈述语的译文中，按《资治通鉴》称谓的基础上参照通行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人物专称增补朝代、国名等作规范语译，如汉朝皇帝用汉高帝、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增补了“汉”字，余类推。大段陈述语，第一次用了专称，随后也可用皇上、皇帝指代，使行文简洁而又等同专称。特殊专称，随文加注，如吕太后。此外，译文逐年补上了王公纪年与年号。如此处理，译文畅达、鲜明，历史线索清晰，读者随文认识历史人物而不致淆乱。

每卷开头有“大事提要”，卷后有“点评”，行文中插入结构段意。“大事提要”与“点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行文自如，不拘一格，引领读者进入宏观阅读，体悟原著思想内涵。

译文的年、月、日，按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一一对照推出，用公元与干支双轨标识。

文白对照不跨页，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在排版技术处理上。本书原文与译文简体横排，双页原文，单页译文，在一个平面上对照鲜明，每卷“大事提要”单页起。《资治通鉴》原文宋体，原文中“臣光曰”等评论用仿宋体。辅助阅读有四项，书前“导论”用宋体；行文中三项：“大事提要”、“段意”、“点评”均用楷体。书眉直排，标识目录。如此处理，行文阅读，脉络清晰，读者查询，一目了然。

16开开本，书更大，易摊开，更好读。

内文采用70克胶版纸，纸更厚，不易透印，更有质感。

纸箱包装、大气红色封面，庄重典雅，适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