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堪称是以色列政坛翻天覆地的一年。这年5月，由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下的右翼利库德集团（Likud），在大选中一举战胜垄断政权近三十年的左翼以色列工党，令全世界为之震动，电视主播连连惊呼“马哈帕赫”（mahapakh）。该词原是希伯来语“政治剧变”之意，而后专指1977年以色列右翼上台的政治更易，“剧变”本身就预示着它对政坛后来者的冲击与意义。在如今以色列社会显著右翼化的背景下，回顾“马哈帕赫”事件就显得尤为必要：要解释以色列这辆车向右加快的冲刺，就必须先说明，这辆车如何实现了右转向。
学者阿维·希隆（Avi Shilon）认为，“马哈帕赫”看似出人意料，实则是以色列社会数十年发展的自然结果。除却民众对左翼政党的不满、中右阵营实现联合以及“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鹰派观点的渐趋主流等既有原因外，希隆看到了宗教与犹太传统在以色列政治中日渐上升的地位，将研究的触角直抵犹太人的内部族群结构，综合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两个维度探究右翼的胜利。在“马哈帕赫”之后，右翼借助一系列相互纠缠的二元关系，形成了强硬派、中下阶层与传统主义者的“合流”，建立了其强大的选民基础，至今仍影响着以色列政坛的走向。小惑选译希隆发表于2018年的“1977: The Mahapakh: 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Israeli Politics”一文，以期为以色列如今愈发猛烈的右翼化找到原初的答案。这一期我们为大家呈现利库德集团的胜利与右翼的上台部分。
“女士们、先生们，马哈帕赫（mahapakh）！”1977年5月利库德集团于以色列大选中获胜之际，电视主播哈伊姆·亚文（Haim Yavin）如是宣布。“马哈帕赫”的感叹表达了他对政坛巨变的惊讶和期待：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的历史上，作为右翼的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政治化身、如今在梅纳赫姆·贝京领导下的利库德集团[1]第一次掌控了政府。事实上，这次被后来人称为“马哈帕赫”的政坛更易深深地影响了以色列的政治轨迹，但其本身并非出人意料或不可预见；其产生是一个在历史、社会和政治等维度长时段发展的结果。我将简要论述马哈帕赫事件的主要原因，重点是该事件的族群基础，最后讨论其对以色列当前政治生活的影响。
[1]利库德集团：1973年由赫鲁特党与其他政党合并而成，属于以色列右翼。该党在贝京的领导下，于1977年第一次赢得大选组建政府，此后数次执掌以色列政权。现今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属于该党。
在1973年10月爆发的赎罪日战争[2]（Yom Kippur War）中，以色列国防军（IDF）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毫无准备的表现，导致了以色列社会前所未有的、跨部门和跨党派的广泛抗议，直指由以色列工党联盟（Ha-Ma’arakh）主导的以色列政府的失败。尽管工党联盟在战争结束后（1973年12月）立即举行的选举中依旧获胜，但战争造成的创伤始终挥之不去。民众又等待了四年时间，才在投票箱前充分表达了他们对工党政府的不满。
[2]赎罪日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为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丢失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于1973年10月6日联合突袭以色列，并因以色列国防军的准备不足而在战争初期占尽上风。虽然以色列之后扭转了局势，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初期的无能表现仍引发以色列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左翼工党政府倒台的导火索。
同时，还必须在政坛内部变化的背景下理解马哈帕赫。从1948年创建赫鲁特党（Herut）到1973年成立利库德集团，贝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1949年举行的以色列第一次选举中，赫鲁特党呼吁扩大国家边界，甚至不惜以发动新的战争为代价。然而，该党未能实现其成为主要反对党的目标，在第一次选举中只赢得了14个席位，1951年则减少到只有8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贝京努力巩固团结中右翼势力，逐步扩大选举基础，甚至为了与宗教党派结盟而部分放弃了赫鲁特党最初的政治纲领。1965年，赫鲁特党与自由党（Liberal Party）合并。1967年6月，在六日战争（Six-Day War）前夕，赫鲁特党加入了对右翼修正派更加包容的列维·艾希科尔[3]（Levi Eshkol）组成的联合政府。
[3]列维·艾希科尔（1895-1969），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工党，本-古里安辞职后任以色列总理（1963-1969）。他在任期间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使以色列的控制面积达到巅峰。
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也影响了马哈帕赫。1967年之前，持对外扩张国土观点的贝京被视为极端鹰派，在社会中少有关注。但1967年以色列实现对约旦河西岸、加沙、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等地的占领后，贝京的立场逐渐得到主流认可。其中，一个突出例子是1967年11月成立的“大以色列运动”（Movement for Greater Israel），该运动的成员涵盖工党成员、修正主义者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等。然而，在导致利库德集团获胜的各种因素中，族群最为重要。社会学家约纳森·夏皮罗（Yonathan Shapiro）发现，“从1955年开始，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即原籍中东国家的犹太人）约占所有支持赫鲁特党选民的55%至60%”，但“1973年之前，大多数米兹拉希犹太人（约55%至60%）仍投票给以色列工党”。然而，在1977年的大选中，米兹拉希犹太人及其第二代，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投票给利库德集团。
直到今天，大部分米兹拉希犹太人依旧支持利库德集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种传统的解释是“被压迫者的联盟”：正如右翼修正主义者面临左翼工党当权派的政治歧视一样，米兹拉希犹太人也遭到以阿什肯纳兹犹太人[4]（Ashkenazi）为代表的经济和文化歧视。但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很难得到验证，而且暗示着简单化的心理主义。也许本着“阶级方法是研究民族和种族问题最有成效的方法”的理论精神，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社会经济的阶级角度。米兹拉希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大致可描述为：前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后者属于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中上阶层。最新研究表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以色列工党一直致力于缩小公共部门的工资差距。然而，工党这样做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现存体制中的“权势集团”的依赖，特别是对工党主导的以色列总工会（Histadrut）的依赖，并在60年代之后压过了对缩小社会差距的关注。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米兹拉希犹太人有理由投票支持工党；而此后，当工党不再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时，他们就开始远离工党，并抗议因工党政策而助长的对“权势集团”的依赖性。
[4]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居住在西欧的犹太人的后裔，又被称为“德系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以色列社会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米兹拉希犹太人等其他犹太族群持歧视态度。
但这种经济的解释还并不完全，对于米兹拉希犹太人与利库德集团之间的亲近，还需要加入意识形态因素。夏皮罗声称，米兹拉希犹太人被贝京的花言巧语煽动，从而反对工党政府；类似的说法在今天依然流行，只不过主角从贝京换成了内塔尼亚胡。根据这一解释，由于这些右翼政客的煽动，米兹拉希犹太人选择支持利库德集团，进而才与利库德集团采取共同的鹰派立场。该观点虽然夸大了情绪操纵的作用，但仍旧值得注意：米兹拉希犹太人因为支持利库德集团所以采取鹰派立场，而非因为鹰派立场所以支持利库德集团。在研究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选择从1967年战争占领区撤军的案例时，会发现，撤军行动的鹰派反对者，大多不是米兹拉希犹太人，而是具有阿什肯纳兹血统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1979年贝京政府从西奈半岛撤军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以及2005年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领导下的利库德集团政府单方面从加沙地带撤军，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尽管米兹拉希犹太人的选票是右翼力量的重要来源，但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鹰派意识形态；换言之，米兹拉希犹太人之所以支持利库德集团，原因另有其他。
我认为，自贝京时代以来，米兹拉希犹太人对右翼利库德集团的亲近，应从犹太传统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来理解。当这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接触到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概念时，他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即在现代社会中延续传统的犹太民族性。如今，以色列境内的米兹拉希犹太人继续将“传统”看作表达其民族和家族遗产连续性的工具。与之相反的是，脱胎自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工党，则将犹太复国主义界定为具有社会革命与民族主义革命性质的概念，希望突破流散时代的犹太教传统，建立新的、整体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希伯来文化。贝京不仅赞同许多米兹拉希犹太人对犹太教的态度，而且还将宗教传统作为团结不同犹太族群的基准，这反过来又使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米兹拉希犹太人获得了承认和自尊。按照这种解读，贝京的利库德集团是“一个包容性的民粹主义运动”。
事实上，米兹拉希犹太人和贝京在宗教信仰的形式上也持相似的立场。米兹拉希犹太人宗教态度较为温和：他们并不反对正统派犹太教，但许多人在遵守教规的细节上并不严格，只是可以泛泛地称其为奉行“传统”。贝京本人并不信奉正统派犹太教，但却以正统派的方式奉行某些传统，尤其是宗教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成分。因此，尽管贝京出身于波兰裔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他对宗教的态度却引起了许多米兹拉希犹太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