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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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三百年》,作者:郭建龙,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明清西学运动的差异
康熙皇帝统治时期,中国对西方科学的利用达到顶峰。但后来的人们依然有一个疑问:康熙皇帝是最善于利用西方技术为帝国服务的皇帝,可是,为什么他的时代距离闭关锁国已经不远了呢?
其中有一个现象,那就是虽然康熙皇帝善于利用传教士,但与明朝相比,利用和学习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
在明朝,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迅速引发了整个阶层对西方技术的兴趣,从最早的瞿太素,后来的徐光启、叶向高等人,到后期的孙元化,再到南明时期的瞿式耜、焦琏和太监庞天寿,这些人都对天主教带来的新技术有着向往,并不耻下问地学习。可以说,明朝的西学运动是来自社会智识阶层的自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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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像。
而在清朝,只有康熙皇帝的远见卓识值得夸奖,真正利用了传教士技术的只有皇帝一人。大臣们对于科学技术既不感兴趣,也不想学习,他们除了恭维皇帝的明智之外,什么都没有做。因此,清朝的西学运动只是依靠皇帝一人,缺乏群众基础。
为什么明朝和清朝西学运动的区别如此大呢?这又和明清时期不同的政治局面有关。人们提到中国的大一统集权社会,往往会认为其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二者不加以区别。事实上,明朝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实现了高度的集权,但随着朱元璋死后统治力的松弛,明朝的官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自主判断。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明末的东林党更是为了节操而不惜献出生命。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
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受到猜忌,有自主精神的汉官大都被拿下。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汉官集团除了表达忠心之外,已经不敢表露自己的立场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满族官员,更加原始的制度让他们以奴才自居,对主子的服从更是写在了天性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的能动性和学习精神消失了。因此,虽然明清时期都是集权政治,但明朝官员是有人格的,而清朝官员往往放弃了自我判断,甘心做奴才。
两朝的哲学也影响了人们的选择。平心而论,清朝的哲学是比明朝更加现代的。清朝的哲学称为“实学”,也就是利用逻辑的力量去检验大到历史、文字,小到各种器物、金石的学问,这甚至有点西洋逻辑学的味道。而明朝中期兴起的“心学”则更宽泛、笼统,没有实际内容。不过,心学虽然看上去更接近中世纪,却是为了反叛宋元理学(道学)而产生的,为了对抗朝廷对人的思想格式化,不惜完全退回到人心而放弃客观世界,强调一个人应当遵循自己的内心,不应该放弃个人的判断能力。清朝的实学虽然先进,却只是官僚文人士大夫们在当官之余的娱乐工具。也就是说,官僚们在官场上并不能反对皇帝,只能唯唯诺诺。所以,他们将实学作为一种私下里的爱好,学会了人格分裂式地将公私分开:在朝(当官)时是一个奴才;只有回到家,钻到故纸堆里,才变成一个人。这种二分法让清朝的政治成了一言堂,其余的人毫无动力去挑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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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徐光启像铜版画,1667年,上海图书馆藏。
正因为这种区别,西学在明朝能够吸引大量希望独立思考的文人名士,但在清朝连一个文人也吸引不到,他们只是将西学当作皇帝的爱好恭维一下,就转入自己的角落里不吭声了。
二者区别最典型的体现是对待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态度。这份地图在明朝吸引了大量官员的注意,他们都把它当作一种先进的地理知识加以学习。而在清朝,修纂《四库全书》的都是当时最聪明的学者型官员,当他们整理《四库全书》时,虽然也提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却只是将之当作一种荒渺莫考的东西。
中俄“朝贡”贸易
康熙后期,皇帝一方面对传教士宠幸备至,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复杂化又让皇帝对西方事物警惕起来,从而为重新闭关埋下了伏笔。
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可以总结为:南北两方面的贸易压力,以及南北两方面的传教压力;在和清朝打交道的国家方面,英国和俄国已经慢慢取代了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中国商人的境遇日益艰难。
这里先看北方贸易的情况。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除了疆界、追逃的条款之外,还有一条贸易条款,规定“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即便在谈判还没有结束时,双方的贸易关系也是一直在发展的,这得益于中亚地区的布哈拉商队。当条约签订之后,主要的贸易地则是与中国东北地区相连的尼布楚,以及与蒙古地区接壤的色楞格斯克。这些地区统称为“外贝加尔地区”,逐渐成了中俄贸易的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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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但双方对贸易的态度又是不同的,俄国乐于派遣商队前往中国,清政府却对贸易不感兴趣。康熙皇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却没有把他的眼光带到经贸领域。按照协定,双方都有派发护照前往对方国家的权利,也都有接受对方国家商人的义务,但清朝一方不仅不鼓励商人前往俄国,还生怕他们与俄国人勾结。由于满族人对汉人也充满了不信任,最初更是禁止汉人参与贸易。这导致只有俄国单方面派出贸易商队,俄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掌握了贸易的主动权。
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中方贸易。在东北地区,满族商人是可以前往边疆地区进行边贸的,特别是脑温等边境城市。汉人则只能在北京等待俄国商人的到来。
协议谈成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底如何执行《尼布楚条约》中的贸易条款呢?协议规定的只是大框架,但具体贸易商队的落实,还需要双方的实践。
康熙三十一年(1692)3 月,俄国商人伊杰斯在沙皇的派遣下,组织了一支商队,从莫斯科前往北京。按照贸易条款,伊杰斯显然是持有俄国护照的,应该允许其过境贸易。沙皇还向这位商人提出了六个要求,其中与贸易有关的要求包括:希望皇帝派遣中国人携带各种货物来俄国做生意;希望皇帝允许中国商人每次携带 1000 普特或以上的纯银前来莫斯科;不禁止中国商人向俄国输入宝石、花布、辛香作料和各种药用植物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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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清政府倒是遵照条约,允许他们过境前往北京了,但是态度并不友好(俄国人的看法)。康熙三十二年(1693)商队到达后,有五十多天不被允许离开指定住所。到次年 1 月,才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于是俄国人赶快会见商人,销售货物,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这样,原本说好的自由贸易又变成了缓慢的、特许式的贸易。
俄国人最不满的是清政府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认为这是恶意的表现。但俄国人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并没有遭受不友好的对待,康熙皇帝对俄国人是满意的,即便当时还处于准噶尔战争中。真正的问题是,这就是清政府对待外国人的方式,皇帝只是将他们当作一个普通的朝贡团罢了。也就是说,在清政府看来,所谓的条约规定,与朝贡制度是并行不悖的,每一次沙皇派来的商团都只是和暹罗、东南亚诸岛屿国家相同的朝贡团,这些朝贡团到了北京都会先被关一段时间,完成磕头朝贡的任务,然后准许他们自由活动一番赚点小钱,最后赶走。《尼布楚条约》中的贸易条款,在俄国人看来是双方平等贸易的条款;但在清廷看来,只是朝贡框架的延伸而已。
可对皇帝来说,这个商贸团确实比普通的朝贡团麻烦一些,因为它竟敢向皇帝提出六项要求,并请求皇帝的答复。最后,理藩院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给出了回答。关于贸易的回答是:中国的朝贡制度允许各国派遣使臣和商人前来中国,但是中国从不派遣任何使臣或商人携带任何东西去外国。
在朝贡框架下,每个国家的使团是有人数限制和频率限制的,对俄国人已是格外优待,允许他们一年“朝贡”一次,每次可以带二百人前来。另外的优待是,除了沙皇,边境长官也可以派遣使团,但人数只有五十人。
朝贡贸易的本质是,一旦决定了这样的朝贡制度,对方必须跟着清廷的制度来做调整。按照这个制度,自由贸易是不可能了,沙皇每年必须派遣使节按照朝贡方式前往中国。私人商人无法独立贸易,只能加入使团,成为二百名成员之一,然后才能前往中国。由此延伸出了沙皇对贸易权的垄断,特别是贵重的紫貂皮和黑狐皮,都是国家专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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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康熙与路易十四》剧照。
这支商队最初还不禁止私人商人参加,只要他们购买名额就可以了,但很快,沙皇发现私商携带的货物侵占了官商的利益。比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商队,官方获得的贸易收入是四万一千九百卢布,但随团前往的私商却获得了十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卢布的利润。于是,到了康熙四十五年,沙皇干脆下令禁止私商加入贸易团前往中国,所有的货物都是官方货物,这样就可以垄断销售利润了。果然,到了康熙四十九年,官方货物的利润达到二十万卢布。
对于沙皇禁止私商前往北京,清廷是持赞同态度的。在皇帝看来,只与一家商人打交道,比与许多家小商人打交道更容易。
但沙皇没有想到的是,只要禁止了私人参与,效率就会立刻下降。而清政府在北京也不断地给贸易团制造麻烦,到最后,在北京售卖毛皮变得越来越困难。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后,官方商队带来的货物价值不再增加,商队也越来越少,最后整个贸易都陷入停滞。与此同时,随着准噶尔战争的结束,皇帝对俄国人也没有那么重视了,各种矛盾越来越多,影响了贸易。
在官方商队衰落的同时,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私人贸易)却蓬勃发展。私人商人不能去北京了,他们就前往能去的地方,就这样,蒙古城市库伦(今乌兰巴托)就逐渐成了私人贸易的主要地点。从俄国边境城市色楞格斯克走十到十二天就可以到达库伦。由于沙皇禁止私人商人在任何情况下销售高端毛皮,表面上,私商带着一般的货物(低级毛皮)前往库伦,但实际上他们携带了大量的高端货。到了库伦,再由逐渐兴起的山西商人买下来,将它们带往中国内陆销售。
相比较而言,去往北京需要三个月,加上清政府的刁难,朝贡制度也拖慢了官方商队的节奏,没有一年时间很难完成一次贸易,与私人商队一个月来回一次库伦的灵活速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最后,私人贸易挤垮了官方贸易。
沙皇彼得大帝为了应付清政府的朝贡制度而采取了贸易团的形式,又由于割舍不开利益,垄断了贸易团,最后违背了自由贸易的规律,造成了俄国官方贸易的衰落。他原本可以在远东地区更快速地发展,将清政府甩在身后,但由于错误的政策,俄方在康熙时期并没有完全展现出优势。
原文作者/郭建龙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