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牌”这三个字，寄托了无数广州人的深情记忆，他们吃着“五羊牌”雪糕长大，骑着“五羊牌”自行车上班，坐着“五羊牌”摩托兜风，儿时的夏天还有“五羊牌”风扇送凉……不过，你知道吗，早在90多年前，广州已经造出了质量不输于欧美舶来品的“五羊牌”水泥，并借着良好的口碑畅销省港澳，书写了一段精彩的“广州制造”前传。要想了解这一段传奇，我们就得去探访两个工业旧址——广东士敏土厂旧址和西村士敏土厂旧址。
广东士敏土厂：原址在大元帅府
在广州，几乎无人不知大元帅府。两座面江而立的欧式建筑，拱券外廊庄重典雅，鹅黄色的外墙又给人以温暖明快之感。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曾于1917年、1923年两度在此设大元帅府，该建筑故此得名。有意思的是，我们若沿着大元帅府外墙走一走，会发现一块不起眼的标志牌，上书“广东士敏土厂旧址”字样。原来，孙中山先生当年就是将广东士敏土厂的办公楼设为帅府，我们要探访的广东第一家官办水泥厂，旧址就在此处。
大元帅府。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苏俊杰 摄
“士敏土”，这个词听上去有一点陌生，其实，它是英文单词“cement”的音译，就是水泥的意思。“水泥：粉状水硬性无机凝胶材料，加水搅拌后成浆体，能在空气中硬化或在水中更好地硬化，并把砂、石等材料牢固地胶结在一起……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水利和国防等工程。”这是“百度百科”关于“水泥”的一段解释。不过，如果时光倒流回晚清年间，你把这段话给一个本土工匠看，他定会看得一头雾水，然后领着你到一个建筑工地，指着瓦工身旁的一桶泥浆对你说：“水泥，水泥，不就是水加泥吗？”
那个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水泥的确是不折不扣的洋玩意。据史料记载，古代的罗马人就已掌握了“水泥制造”的绝活，他们混合火山灰和石灰，制造出了硬度很大的“原始水泥”，并因此盖起了很多宏伟的建筑。不过，罗马人制造的水泥有一个缺陷，就是干得太慢，直到1780年，英国生产商帕克发明了一种十几分钟就能干的新式水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新式水泥在欧洲风行了数十年，到1824年前后，才被英国人波特兰发明的水泥所取代，在中国门户洞开之后，渐渐进入广州市场的也正是这种波特兰水泥，普通老百姓把它呼作“红毛灰”或“洋灰”，官方则直接用了“士敏土”这个带一点洋气的称呼。
晚清年间，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国人渐渐认识到了水泥的价值。一批新兴兵工企业、制造企业的开办，也使得这个舶来品渐渐有了市场。1889年，清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广东巨贾唐庭枢在唐山创办了“唐山士敏土厂”，原料全部取自广东。1904年，工厂生产的“马牌水泥”被送往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世博会参展，并一举夺得了金奖，这是国产水泥在世界舞台上的“首秀”，表现颇为不俗。
1900年，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也开始动念开设水泥制造厂。毕竟，修铁路、搞国防，都需要这个“洋玩意”。恰巧，有个广东商人提出请求，想集资办厂。可惜，因为集资一波三折，这事最终不了了之。
1906年，两广总督已是清流重臣岑春煊。当年，他向粤海关司库周东升征集军饷，对方居然置之不理。素有“官场屠夫”之称的岑春煊一怒之下，将周东升查了个底朝天。周东升随即被革职查办，他在花县（今花都）经营的飞鼠岩灰石矿以及在珠江南岸草方围的几十亩田产一并充公。飞鼠岩灰石矿一向为香港的水泥厂提供原料，矿石质地颇为优良。省里“三司”的几个大员一合计，觉得不如开个水泥厂，原料就在飞鼠岩开采，厂址就设在周东升被充公的田地里。市面上水泥颇为畅销，生产出来的水泥也不用愁销路，利润可以充作教育经费，减轻官方的负担。随后，岑春煊将此事上奏朝廷，得到批准，广东第一家官办水泥厂的筹建，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西村士敏土厂的士敏楼牌匾。
建厂耗资百万两白银 生产过程一波三折
虽说厂址定了下来，但光凭周东升原来的几十亩地，要修一座水泥厂，还是有一点捉襟见肘。于是，岑春煊又在草方围一带买了三百多亩地，用来建设厂房和办公楼。
建厂造水泥，机器设备是重中之重。收到这笔订单的是德国克虏伯公司。这笔订单上，8个窑炉以及相关发电、破碎和球磨设备以及制砖设备的目录列出长长一行，金额高达39万两白银，的确是一笔大买卖，连“中间人”德国礼和洋行都赚了一大笔。
赚钱的洋行不只德礼一家，沙面兴华洋行得到了机房、炉窑、焙砖巷等工程的建设合同，另一家洋行得到了两座办公楼以及工程师楼的建设合同，澳大利亚建筑师帕内担任设计师。帕内也是最早将混凝土技术引入中国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以意大利风格为主调，又在排水管、百叶门窗、护栏等建筑细节上融入岭南风格，使其成为中西合璧的建筑杰作。各项建筑工程又花费了一大笔开支，加上机器采购的成本，总额达百万两白银之巨。
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
1907年，厂房建成，机器运到，还有两位德国工程师“护送”机器来到广州，结果，在机器安装过程中，双方闹了一些不愉快，直到1908年，机器才安装妥当，准备生产水泥，牌子就定为“威凤祥麟牌”。谁知，炉子一点火，机器一开动，大家才发现，原来花费重金买回来的机器，是西方早已淘汰的旧式机器，烧出来的几乎都是废品。广东官方几次与德国生产商交涉，最终一天勉强能生产百余桶水泥，与原来定下来的“日产五百桶”的目标还是相差甚远。广东士敏土厂是官办水泥厂，与机器供应商的交涉都得由地方大员来拍板。正在谈判之时，两广总督又换了人，直接清王朝终结，双方都没谈出什么实质的结果。
辛亥革命后，较长一段时间时局不稳，军阀更迭，主政者像走马灯一样换。他们把新建的水泥厂当成提款机，而从国外重金请来的技术指导，也往往挟带私货，并不真心传授技术。于是，花大价钱建起来的水泥厂，开开停停，濒临绝境时，它就被官方交给商人去办，一旦经营状况好转，官方又马上收回自办，试图多捞一桶金。以这样“捞一票就算”的心态办企业，当然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河南士敏土厂原本每日生产400～500桶水泥的目标，经常只能完成一小半。
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
西村士敏土厂：花费三年建成
20世纪20年代末，转机来了。当时正是陈济棠治粤，广东有了一段较为稳定的建设与发展时期，俗称“黄金八年”。彼时，市内马路的开辟、大小楼宇的建造乃至粤汉铁路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水泥。由于广东士敏土厂的产量有限，全省市面上的水泥，有八成是从外地或海外运来的。正决心大办省营工业的陈济棠就开始盘算再办一家水泥厂，与洋水泥在市场上一决高低。
办水泥厂的事定了下来，接下来就有三个问题要解决，办厂的钱从哪儿来？向谁订购机器？选址何处？在那个年代，筹资找银行，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操作了。1929年7月，广东省财政厅、建设厅与广东省中央银行订立借款合约：所有经费由中央银行按照经费预算表，按时以港币来计算和支付，借款总数为1935420元港币。还款的事，待新的水泥厂投产后，分期支付。水泥的市场需求量如此之大，银行对收回还款，可以说是信心满满。有了钱，就可以采购机器了。彼时西方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广东官方可以货比三家，使劲压价，同样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机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资金压力。经过多方比较，最后丹麦史密公司中标，提供机器设备，并帮助建厂。双方约定，工厂的建设时限为22个月，实行分期运机付款，分别在五期内完成，并规定所有机件一律用上等材料、上等人工制成，有六个月的免费保修期。在供煤充足的条件下，按照英国的标准保证每天出产200吨。安装及开机时，史密公司会派出合格的工程师来协助工作。
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基石
新水泥厂的筹备者一方面采购机器，一方面就开始着手选址了。他们带着丹麦史密公司的工程师勘测了多个地方，远至英德，近至花都、芳村、南石头、西村等。他们就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交通便利状况和机器保养的是否便捷等问题反复考量，最后选择了西村。西村水陆交通便利，处于广州的下风口，又靠近市区，产品销售比较便利，还可以邀请民众参观工厂，进行市场推广；机器保养和维修的专门人才也比较容易找到……多种因素使它赢得了青睐。不得不说，这一次水泥厂的筹办，不管是对专业人士的看重，还是筹资、采购机器，以及销售、市场推广等，筹办者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权衡和评估，与当年岑春煊冲冠一怒，没收了周东升的田产与矿产，随即决定开办水泥厂相比，真是天差地别，这也是两个工厂命运不同的一大原因。
1932年4月，西村士敏土厂正式成立，6月初开机制造，7月正式营业，产品商标就定为“五羊牌”。1933年7月，河南士敏土厂被合并入西村士敏土厂，成为其子厂，产品也贴起了“五羊牌”的标签。
“五羊牌”水泥送到欧美实验室检测
西村士敏土厂投产4个月后，进行了第一次生产验收，结果喜人：日产水泥220吨，比当初预想的还多了20吨，相当于1300桶。那时，广东士敏土厂的日产量大概是300桶。两个数字相加，就是1600桶，不过，那时，由于粤汉铁路的建设方兴未艾，再加上城建的需要，每天广东大概需要4000桶水泥。于是，西村士敏土厂又于1936年筹资向史密公司增购机器。1937年，工厂的日产量达700吨，计4200余桶。到这时，西村士敏土厂已成为中国南方最具规模的工厂，厂内除了水泥制造车间外，化验室、器材仓、内港码头、轻便轨道一应俱全，可以说是一个颇为现代化的工厂。
西村士敏土厂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化验制度。成品要化验，半成品也要化验。石泥浆每天化验三次，熟土每小时试验重度一次，水泥磨出后，每小时取样试验凝结拉力一次。水泥销售时，取样十五到三十公斤，三分之一交商人保管，三分之一取出化验，三分之一封存。商人如果对化验结果不满意，还可以请求对封存的五公斤样品采取同样的方法再次化验。这样严格的化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也使得“五羊牌”水泥逐渐声名鹊起。厂长与总工还专门将产品送到欧美各国的相关实验室进行检测，得出了“水泥拉力与细度不输于舶来品”的结论，这些实验结论，又大大提升了“五羊牌”的美誉度。“质优价廉”向来是商品畅销不二法门，而工厂经营者又时不时在报章上进行宣传，向公众广而告之，再加上彼时官方大力提倡国货，因此，从1932年建成投产，到1938年广州沦陷，出自广州的“五羊牌”水泥不但畅销省港澳，还远销广西、湖南等地区，书写了“广州制造”的一大传奇。
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
全面抗战爆发后，水泥工业成为国防工业之一，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防御工程以及粤汉铁路的维修和湘桂铁路的建造，产品都由西村士敏土厂供应，工厂加班加点，日夜生产。从1937年8月开始，广州开始遭遇日机的频繁轰炸，西村士敏土厂就是轰炸的目标之一。敌机当头，全厂员工随炸随抢修，夜以继日，坚持生产。1937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员工撤离。第二天，西村士敏土厂沦于日军之手。1939年底，日本浅野士敏土株式会社占领该厂，直到1945年，工厂年产量约为三四万吨，大大逊于战前。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军撤离前，又对西村士敏土厂进行轰炸。厂内主要机器被悉数炸毁，化验设备与自动仪器全部被破坏，一片狼藉。1946年6月，工厂经勉力修复后，再次投产，但产量大不如前。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0月17日，广州市军管会接管该厂，工厂改名为广州西村水泥厂。1955年，广州西村水泥厂改名为广州水泥厂。据《荔湾区志》记载，1990年~1996年，该厂先后建成两台自动化程度较高、能耗低、粉尘排放量低的新窑，年产“金羊牌”水泥100万吨。20年代90年代末期，广州水泥厂选址花都马溪工业区，建成广州越堡水泥厂。新厂于2005年7月1日投产，位于西村的水泥厂于同年10月停产关闭。
2011年，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被登记为荔湾区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西村士敏土厂旧址大楼已经成为广州最有“工业风”的打卡点之一，两层旧楼庄严大气，门口的石狮、米黄色的外墙以及大楼门口墀台上立着的《有基勿坏》碑，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座百年工厂的动人往事。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耀烨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耀烨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李凤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