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人来说，宝塔糖是他们童年里一抹甜蜜的回忆。
听长辈们说：“我们小时候基本没有零食吃，有种一分钱一小块的‘牛屎糖’也只有到过年时才能吃到，宝塔糖倒是年年春天要吃。所以小孩子有时明明是想吃糖又吃不到，就骗父母说肚子疼，一般当天放学回家就能吃到宝塔糖了。”
所谓宝塔糖，是以植物蛔蒿（huí hāo）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驱虫药。
它一开始是制成片状，后来，为了能让小孩子们愉快地服用，便加入了一定比例的食用糖共同熬制，制成淡黄色、淡绿色、粉红色圆锥体的宝塔形状，人们便称之为“宝塔糖”。
如今，年轻的朋友或许已不知宝塔糖为何物，那么，宝塔糖为什么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我想，苏联留给我们的教训不能忘。
蛔虫是一种古老的人体寄生虫，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的环境卫生和饮食卫生条件都非常差，蛔虫病作为一种普遍的病，广泛存在于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之中。
蛔虫病的克星为“山道年”，这种物质是从植物蛔蒿中提取的，因此蛔蒿还有一个名称就是“山道年蒿”。
“山道年”是拉丁文“Santoninum”的中文音译，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药品的登记注册与监督管理尚未走上正轨，当时“山道年”在我国既是一种专治蛔虫的药品名称，又是一种商标名称，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山道年就是宝塔糖，宝塔糖就是山道年。
为了治疗蛔虫病，在1951年之前，我国生产宝塔糖的原料全部依靠从前苏联进口。
1952年，作为前苏联的援华项目之一，苏联老大哥赠送了我国20克蛔蒿的种子。
这神秘而又珍贵的20克种子，被平均分成了四份，在公安人员的护送下，每份5克的种子分别被送到了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四个国营农场试种。
三个农场种植蛔蒿都先后失败了。1954年，山东潍坊国营农场试种蛔蒿成功，这也是唯一试种成功的农场，这一消息让全国相关部门的神经都振作起来了。
为了保密起见，潍坊种植的蛔蒿对外统一称为“一号除虫菊”。
在此以后，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也派出多名药用植物专家到潍坊农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蹲点研究，确保蛔蒿在潍坊农场的“安家落户”。
经过长期栽培实践的总结，潍坊农场不仅逐渐摸清了蛔蒿的生长规律，和病虫害的防治方法、水肥管理、良种繁育等技术的运用，在种植方法的改革上，也逐渐由冬季育苗移栽改为春季育苗移栽，之后，又逐渐改为大田直播。
这样做的好处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有效地提高了蛔蒿的种植质量。
而随着潍坊农场种植蛔蒿面积的不断扩大，我国不仅彻底结束了进口“山道年”的历史，而且还有盈余供出口使用。
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协议，同时还带走了提取蛔蒿的关键技术和各项设备，失去了提炼技术，国内的医药公司束手无策，当年种植的几千公斤蛔蒿基本成为废品。
屋漏偏逢连夜雨，1964年，潍坊农场遇到了连续40天的阴雨天气，大片的蛔蒿因为水涝而绝产，未能收获一粒蛔蒿种子，幸好有一位工作人员，提前保存了3瓶种子，才让蛔蒿有机会“重生”。
那么，当务之急，便是由我国自行研究出提炼技术，保证国民继续吃上宝塔糖。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宝塔糖吃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好消息，1982年，经过我国医药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国又研究出了一种疗效更好的驱虫药，它完全可以替代宝塔糖，就这样，宝塔糖逐渐在中国消失了。
从宝塔糖的故事里，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任何科学技术都需要靠自己研发创新，过度依赖他国是行不通的。苏联当年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永远也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