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日本去寻找《灌篮高手》中的“湘北”，那是找不到的。可是，在奈川县西部的相模湾沿岸，因地形与中国湖南省潇湘二水汇入洞庭之处相似，自江户时代以来就被称为“湘南”。
湘南的海岸边有一方小小的公园，公园里矗立着一座耳形的纪念碑，面朝大海，纪念一位再也回不去故乡的游子。
他就是聂耳。
那个17岁从云南走出的年轻人，在23岁最好的年华，故去在湘南的海中。
聂耳的音乐成就不必多说，在人生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电影主题歌和插曲，在全国广为传唱。
而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去世前几天，向国内寄回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
这些音乐和歌曲体现了鲜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精神，也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最强音，而日本人民同样也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
所以，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就已经有日本人在倡议建立聂耳纪念碑了。
1949年，以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译者，以及湘南所在的藤泽市议员叶山冬子为首的市民游说各方，倡议竖立聂耳纪念碑，为示悼念。
1954年，由聂耳的友人、建筑家山口文象设计，剧作家秋田雨雀撰写碑文的纪念碑落成。虽然政府也有出资，但基本都是由普通市民一两千日元捐款而成。落成之后，不断扩建重修，成为今天的规模。
纪念碑上，有聂耳的胸像浮雕，还有郭沫若所书写的“聂耳终焉之地”的题词。而在碑旁，则是来自聂耳家乡云南的两块花岗岩，书写着他的生平和纪念诗文。
这座纪念碑体现了两国人民最质朴的情感，纪念一位伟大的天才，纪念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纪念和平的不易与友谊的可贵。自纪念碑落成，每年都有市民在聂耳的忌日前去拜祭，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有七八人到现场，鲜花拜祭。而《义勇军进行曲》是藤泽市消防乐队的必奏曲目，每年在聂耳的纪念仪式上都会演奏。
正如法国作曲家圣桑所言“词穷之处便是音乐了”，音乐可以超越国族、时代、利益，成为不需要强加理由的理由。
就像开篇《灌篮高手》的动漫，强言之人怕是会觉得文化侵略，可拉开历史的时间线，这就是某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青春之歌，和其他时代年轻人的，本没有什么不同。
曾经听过一个年轻人的疑惑。
在西安兴庆宫公园里有阿倍仲麻吕的纪念碑，永宁门左侧城墙根处有吉备真备的纪念碑，青龙寺里有空海的纪念碑，他说这些遣唐使、留学生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日本，对中国有什么贡献，为什么会给他们立碑？
你可知道，这样的碑在日本也有很多。
在日本仙台有两座鲁迅雕塑，和一座纪念碑。
｜日本东北大学内的鲁迅塑像、仙台市博物馆旁的鲁迅纪念碑
他所就读的仙台医专已经成为东北大学片平校区，却还保留着当年播放幻灯片的6号教室，这是仙台医专唯一保留下来的设施，被称为“鲁迅阶梯教室”。
我们都知道让鲁迅弃医从文的幻灯片事件，教室的座椅只有三排，他当年最喜欢坐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可即便这么远，幻灯片中那些围观同胞被斩首的国人的兴奋，还是给他带来了无法躲过的痛苦。
既然躲不过，那就迎上去！
所以，正如片平校区中央草坪鲁迅纪念碑上的题词“他在这里悟到拯救民族灵魂为急务”，周树人在这里成为了鲁迅。
仙台放送大学还有鲁迅的故居，东京内山书店有鲁迅作品的专架。只是，他走过的路，我们好走；而他的思想，我们并不容易跟上。
没有在极痛苦中挣扎过，就很难在浓重的夜幕中找到星光。
九州大学是享誉世界的日本著名大学，医学部的图书馆前的广场上矗立着五座九大医学部初创时期的科学家纪念碑。在2008年3月，郭沫若的纪念碑落成，这是唯一一位在医学领域外、文化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他本应成为一名著名的医生，在留学期间也曾听过爱因斯坦、巴甫洛夫等学术大师的讲座，和世界学术前沿离得那么近，也曾受到国内医院的高薪聘请，但是却依然选择了文学的道路。
虽然郭沫若没有鲁迅那样的幻灯片事件，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谁没有几件属于自己的“幻灯片事件”呢？
还有坐落在名古屋大学地标建筑丰田讲堂的郁达夫纪念碑。1919年23岁的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今名古屋大学）毕业，在校期间，他已经从医科转为政治学。在去东京的路上，他以四年的求学经历完成了小说名著《沉沦》。
｜名古屋大学丰田讲堂旁的郁达夫文学碑
纪念碑上是穿着学生装的年轻郁达夫，而旁边则是“沉沦”，以纪念创作了中国近代小说“零余者”形象的这部名著。
可是，小说中的“我”选择沉沦，而真实的郁达夫则一路前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孤独的秋》，坚持抗战宣传，最后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被日军杀害，成为革命烈士。
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他们都是来到日本学习医学，又都选择了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他们都有众多日本人的朋友，也都强烈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都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功利的角度来说，给日本留下的远远不如留给中国的，可是从非功利的角度，超过一时一地之功利的两国友谊，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么？
日本人民给中国的这些求索者们立碑，中国人民一样可以给日本的遣唐使立碑。
“一衣带水”，不是需要用到这个词，才是一衣带水。
历史是多样的，所以才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我们当然要记得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的侵略，记得南京三十万的冤魂，记得东北的七三一，记得敌人的扫荡和三光。
所以，除了各地的抗日英雄纪念碑外，还有日本侵略者的跪像，就比如位于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在镇祟日军尸体的“倭冢”外，是四座侵略者的跪像。
这样的过去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
可是，还有一些过去，也不能在宏大叙事之中失去了声音。
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正同盟部队活跃在抗战的前线，他们基本上原来都是日本俘虏，却被共产党的政策与理念所感动，加入到反战同盟的队伍中。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9名反战同盟成员牺牲。而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就有一名日本人——宫川英男。
在反战同盟之外，还有另一些日本人。
延边汪清县有一座日本关东军人伊田助男的纪念碑。他痛恨战争，却被迫加入关东军。1933年，周保中率领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汪清县大梨树沟马家屯与日本关东军发生遭遇战，战斗激烈，弹药不足，正在收集敌军死者弹药的时候，意外在河边发现了一辆日本军车，车上满载子弹，发动机也被破坏了。旁边是伊田助男的尸体和他留下的遗书。
遗书上说，他不希望再继续为军国主义效力，所以把十万发子弹送给游击队，自尽身亡。
虽然，伊田助男并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他的勇气依然让人钦佩。
他值得一座纪念碑。
也不止是军人，还有一些学者。七七事变之后，不少北京的大学南迁，有人劝说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也迁校。可是司徒雷登拒绝了，他说总要在沦陷区为中国的年轻人留下一座大学吧！
可是这并不容易，日军占领华北后，虽然忌惮燕京大学的美国背景，但是不断对其施加压力，其中就要求燕京大学必须聘任日本教授。司徒雷登和校方经过谨慎的思考，聘请了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到这里任教。
鸟居龙藏教授很早以前就来到了中国，其考古成就为后来发现确认红山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他是一名纯粹的学者，并不愿涉及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事宜。司徒雷登通过聘请他做教授，暂时顶住了日本军方的压力。而鸟居龙藏的谦和与博学，也很快受到了中国学生们的欢迎和爱戴。
到了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来自美国的庇护失效了。日军强占燕京大学校园，要把这里变成日军的疗养所，赶出所有的学生，甚至抓捕了张东荪、陆志韦等教授。
年过七十的鸟居龙藏什么都没法做，只能在燕京大学的门口，那些被迫离开学校的学生，出去一个，他就鞠一个躬，再出去一个，就再鞠一个躬。
燕京大学被关闭后，鸟居龙藏留在北京，失去了工作，也没有前往日军那里谋职，而是清贫自守，甚至要靠燕京大学的学生们接济度日。
他本不需要如此，可他愿意如此，也应当如此。
只是我们今天，不要忘记还有这样的日本人，在太行山上穿着八路军装的日本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中宁愿自尽也不愿当侵略者的日本人，在燕京大学门口以老迈之躯不停谢罪的日本人。
他们也是日本人，他们更是人。
不必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雪花就是雪花，无法承担雪山的罪恶，只要这一片缓缓落下，或者尽力飘向别处，就超出了他们所能做的。
甚至，有的还做得更好。
在日本，有中国人的纪念碑；在中国，有日本人的纪念碑。
有的碑纪念功绩，有的碑警示邪恶。
在国籍上，在文化上，这些碑是所在地的他者；在意义上，在价值上，我们所追求的是同样的东西。
我们从过去而来，在宇宙大爆炸中成为物质，在早期地球的电闪雷鸣中化为生命，在遥远的东非大草原上走下树木，走出非洲。
我们向未来而去，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颗小行星，太阳系不过是“宇宙———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室女超星系团———本星系群———银河系———猎户座旋臂———古尔德带”中的一个小小的区域。
就算地球能够流浪，到达离着我们最近的半人马座也要两千五百年。如果不能相扶相持，地球人如何走出这个宇宙的边缘角落？
人，不光是由特定物质聚合而成的生物，更是有着自己特定思想的独立个体。
哪个国家都有暴徒，哪个国家都有善良的人。人不能被定义，也不能被代表。
在群体社会学中，“乌合之众”并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在传播学中，“皮下注射论”也不过是自鸣得意的想象。
那些善良的人们，为人类文明带来星光的人们，总会被记住，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否在自己的祖国。
这是人对自己同类而不只是同胞，对文明而不只是功业的最大尊重。
没有不朽的帝国，却有恒久的文明。
汉唐不在，诗在；罗马不在，艺术在；文明不在，人在。
总有一些东西，在另一些东西之上，那么就看你如何选择了。
如果，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那不是更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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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5986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许静波
作者简介：苏州大学副教授，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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