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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2日下午，察哈尔读书会第11期在深圳举办。本次读书会所选著作为《科技外交导论》，由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邵鹏鸣领读，重点围绕“科技外交：理论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介绍。本次读书会由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主持。
本次读书会得到深圳学术界和实业界的众多知名专家和企业家的大力支持，包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教育部图工委副主任刘万国；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红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东方锐眼风险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郑刚；政思香港智库秘书长陈鹏宇；分水岭集团公司总经理庞晓云；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院长王盖盖；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七分公司总经理侯明军；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兼港澳办公室主任王江有；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唐玲；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罗水发等。
读书会成员围绕主题，并就“科技外交在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性是否在上升？”“科技外交的主要方式、手段和策略有哪些？”“在美国对华科技战中，我国如何更好地进行应对？”三大议题展开探讨。
邵鹏鸣主任结合《科技外交导论》这本著作，相关于该书又高于该书，介绍了科技外交的概念、发展历程、功能与作用、手段与策略，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等。他指出科技外交作为科技与外交的交叉融合，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涉及外交目的与手段、科技合作与全球治理等多个维度。其功能包括提升国家科技水平，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促进人类进步与和平，并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科技外交通过科技人员交往、研发合作、贸易和技术转让、国际组织参与及国内政策等多种手段实施。同时，他和大家一起探讨了科技外交与整体外交、科技安全的关系，并介绍了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和政策导向，强调开放合作对于科技进步和国家自立自强的重要性。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图工委副主任刘万国教授提出了保持国家科技优势对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指出科技发展需重视知识产权。刘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虽未明确科技外交，但实质上有类似行为。科技外交应关注知识产权的获取与交流，强调全民应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学习如何通过科技外交手段获取先进技术，以提升国家科技实力和竞争力。同时，他还提及了美国通过控制专利来影响科技发展的例子，以及中国在此方面的应对策略等。
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红义结合个人思考，探讨了科技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他指出在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技外交愈发重要，但同时也伴随着国家安全的考量。他提到，近年来政府部门对调研的保密性加强，反映了国家安全意识的提升。同时，在科技外交中，中国既需学习，也面临防范，尤其是美国等国的安全顾虑可能阻碍合作。平衡科技外交与国家安全也已成为挑战，过于强调国家安全也可能影响外交成效。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东方锐眼风险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郑刚强调科技外交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指出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也要注重开展合法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避免安全泛化的倾向。应明确界定哪些信息属于国家安全范畴，避免过度限制正常的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同时，提倡通过多元合规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他还强调了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应形成有机组合，共同推进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
政思香港智库秘书长陈鹏宇提到了科技外交与国家安全、产业布局的关系。他强调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更加重视亚非拉国家，尤其是在国际产业链的布局中应该把握住机会，并协同发展。在“一带一路”等平台上，根据各国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制定个性化的科技和产业扶持计划，以增强影响力和合作优势。他还提出“科技漂移”的概念，即通过教育和学术合作，建立与这些国家的亲近感和学术血缘关系，从而在未来科技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
分水岭集团公司总经理庞晓云强调了科技外交的重要性，特别是规则制定的能力，认为这是中国在科技领域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关键。他例举了中科院在二氧化碳标准制定方面的例子，展示了中国在科技规则制定方面的潜力和前景。同时，他也指出了当前科技外交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科技外交需要外交力量和科技力量的结合，但当前机制性和固定性的合作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可能导致科技外交停留在研究学术的层面，无法真正落地实施。为此，他呼吁察哈尔学会等涉外机构应发挥桥梁作用，推动科技外交的实质性进展，形成稳定机制，以应对欧美在科技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
大外交智库（GDYT）创始人兼理事长、院长王盖盖重申了科技外交的重要性及其在中国外交发展中的角色，强调科技已全面融入现代社会。他提出科技外交可视为传统大外交或公共外交的延伸，并指出其需要大战略的支持，包括外交部门、工信部、统战部等多方协同、加强配合。在科技人才方面，他建议重视引进海外人才来华从事研究与创新工作，提出“以夷制夷”（引夷制夷、养夷制夷、联夷制夷）策略，特别是通过联合培养和猎头公司等方式，推动中外青年间的创业合作与人文交流，以加强国家间的联系与理解。最后，他强调了中国科技公司在合规意识上的重要性，认为合规是当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也是企业加强创新、开放和引进的先决条件。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七分公司总经理侯明军高度评价，并简要回顾了之前的讨论。他表达了对科技封锁后国家科技外交发展的担忧，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外部科技“朋友圈”不再合作时，如何推动国家的科技外交发展？
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技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唐玲讨论了科技外交的策略，认为官方对官方的科技外交方式可能引发敏感反应，而民间对民间的文化交流则可能更为有效。她建议以文化交流为抓手，通过开放的态度，以拉近彼此距离，再逐步深入科技和政治领域的交流。
海南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罗水发提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不再续签，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加剧。基于他本人的工作经验，观察到国内海外科技人才稀缺，且国际合作中心活动中欧美人才参与度低。他提出科技外交需防人才流失并扩大开放程度，强调开放能吸引外国企业和人才，促进国内相关领域发展，认为只有开放并经受住外部冲击，才能变得更加强大。
与会人员发言结束后，领读人邵鹏鸣主任对本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发言，主要涵盖四方面：一是确认并补充了关于科技外交官在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的数据；二是强调了规则，或者标准和治理在科技外交中的重要性，并计划未来深入交流；三是讨论了官方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和科技外交的关系，他认为官方外交应先行，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科技外交随后跟进，形成互补；四是简要提及了科技外交与科技安全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并指出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本次读书会主持人察哈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柯银斌对本次盛会中的每一位与会人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认可。察哈尔读书会第11期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