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地方的文脉传承与精神气质
□赵黎波、张则天
一直以来，地域性是辨别文学作品的特征之一，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域性作为区别文学的重要特征似乎越来越稀薄。但近年来，地方性问题又成了文学的热点话题。继“新东北文学”“东北文艺复兴”成为现象之后，“新南方写作”异军突起，构成地域文学的南北呼应。“地方性文学”创作潮流方兴未艾。同时，“地方路径”在研究界也成为一种学术动向，倡导从“地方”入手重新发掘和呈现“文学中国”、重新书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这些话题传达出来的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地域性文学的消弭，反而成为学界试图对抗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同质化的有效路径。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全球化背后同时隐含着对于差异性的消解，全球化的同一性特质模糊了世界内部的差异。而地方以其差异性与独特性恰恰能够为这一日渐固定化、单一化的结构提供破解之法。对地理空间的重新发现，特别是对“地方性”的发掘与呈现，也就成为找寻趋向“同一性”的全球化内部“独特性”的重要路径[1]。重新发现“地方”意味着文学经验的重新寻找。在此意义上，文学的地方性或地域性，不仅要呈现“地方性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呈现独属于“地方”的文脉传承与精神气质。
由一次关于先锋文学的话题谈起。李洱曾提到，他和李佩甫、张宇的一次关于先锋文学的聊天中，张宇曾用“羊双肠”来形象比拟河南小说：“他们（指先锋作家）有博尔赫斯，我们有羊双肠。”“羊双肠是开封有名的小吃，就是炖羊蛋和羊肾。那玩意儿大补。”“南方的那些才子们啊，都是穿衣服的。我们河南作家呢，是不穿衣服的。我们不跟他们比衣服。比什么呢？脱了衣服，比肉！”[2]三人讨论的是河南作家与先锋作家的区别，所谓“南方才子”“博尔赫斯”指向的是格非、马原等作家，而“穿衣服”则指向的是小说有“时兴形式”。格非、马原等人早期的创作确实是以文体实验著称的，河南小说却截然相反。“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石头就是石头，土坷垃就是土坷垃。”作家们对小说内容的关注度相对而言是高于形式问题的。
李佩甫曾谈道：“一些现代派作品，像普鲁斯特、乔伊斯，还有克洛德•西蒙等作家的写作，我还是接受的，也是对我写作有影响的。他们小说语言里那种声光色味、描写细节的准确程度等等，对我有影响。当然我写出来的味道，还是平原的味道。我觉得我们不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也没这个必要。我们得写自己的生活，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你在自己的土壤上，对这个地方熟悉，你就可以感觉到它的味道，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感知到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3]“得把根扎在自己的土壤上”，即认为小说创作一定要有“现实之根”。他认为这是比形式问题更加重要的，如此才能让小说足够丰富。这也是多数河南作家都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
因此，李洱等三人将河南小说视为大肉一锅的“羊双肠”。它廉价鲜美，受人喜爱，原料虽是大小肠这类污浊之物，但制作工艺复杂，兼具滋养身体、疗愈恶疾等药用价值。这些特征恰好可比拟河南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特征和价值。
首先要借“羊双肠”谈谈河南文学敢于直面污浊之物的勇气与率真。河南作家特别关注时代的现实问题。这种问题常常以“苦难”的面貌变现出来，而苦难之底则是现实污垢之处。若从建国后谈起，李准的《黄河东流去》以独特视角展现了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大堤后，黄水泛滥给民间带来的巨大灾难。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以纪实风格生动描述了1942年河南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大旱蝗灾并存，人祸天灾交织。近年来李佩甫的《生命册》、乔叶的《拆楼记》、邵丽的《刘万福案件》、阎连科的《丁庄梦》、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都是直击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之作。这些现实问题不是从中国大地上“抽象”而来，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这种直面现实惨淡，拿真实事件、重大事件开刀的勇气、锐气、鲁莽气、率真气在其他地域作家身上是不多见的。一如前述李洱等作家的对谈所说，河南作家几乎是赤膊近身于重大社会问题。这使人想到2011年假扮智障卧底黑砖窑，最终救出30名智障人士的河南电视台记者崔松旺。河南人、河南作者的这种直面现实污浊、抨击黑暗的勇气在评价河南作家现实主义作品时是多少被忽略掉的。如此细细分辨开来，就可发现河南之“现实主义”与其他地域作家的现实主义是迥然不同的。表面看来，乡村叙事、官场叙事是河南作家擅长、熟知、爱写的领域，实际上是河南作家如同贩卖“羊双肠”的厨人一样，喜爱从一个机体最污浊之处开刀。
接着要谈河南作家试图疗救社会的士大夫气。阎连科曾谈到：“摄像机所摄的只是能够看到的和交待清楚的东西，而交待不清的、看不到的，那对人类生活图景、对人的处境的细致描述则由作家来完成。这些尖锐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民族内部，并以强大的腐蚀性侵蚀、消解着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忽略了这些，对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探索就是不完整的。小说不是作者的自白；它是在世界已经变成陷阱的情况下人类生活的调查报告。”[4]这就是河南作家始终心系苍生的“士大夫”之气。在河南当代文坛，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是主调。除了喜爱赋予作品一定浪漫色彩的田中禾，以及带有先锋意识的墨白外，河南文坛上的其他作家，无论代际，不问性别，他们的创作几乎都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以乔叶为例，她的中短篇小说如《锈锄头》《叶小灵病史》《拆楼记》《盖楼记》等，都以其锐利的笔触批判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农民身份、尊严的重构与侵蚀，还包括城乡差距的拉大及其内部的对立问题，以及城中村的拆迁问题等，它们都是当代中国内部难以言说的伤痛。李佩甫的《羊的门》则是对“原型文化”的深刻批判，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冲突。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则是一幅充满血与泪的画卷，描绘出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挣扎。邵丽“挂职系列”对社会冷峻的审视，以及刘庆邦笔下吞噬人性和生命的暗黑矿井，都是河南作家们直面惨淡现实的生动写照。这种试图通过批判而进行疗救社会的士大夫气，正是河南作家们共同的精神气质。
以往研究中，河南小说总体特征研究还是不够明确。其实这种关于文学的地域属性划分，确实有着很多难以厘清的难题和困境。在河南文学中，主要体现在由于河南作品形式特征不够明显，因此批评界只能常以主题内容特征去呈现河南文学的特质。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河南作家本身对文本的形式创新问题不是特别敏感，他们更侧重于作品内容的深入挖掘和表达。这种创作倾向使得河南文学在形式上相对保守，相对缺乏鲜明的个性化和创新性。河南作家群体中鲜有一夜成名的现象，大多数作家在成名之前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创作历程。他们常常偏好于某一类题材或文本体式的创作形式，甚至在几年内都保持着相近的创作手法和方式。这种长期稳定的创作习惯，虽然有助于深化对某一领域的理解和表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创新能力和文学视野。随着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文学沉淀，文坛格局逐渐清晰，河南文学的这些特征被指认为其地方性的标签。然而，仅仅用“乡土”“官场”或“苦难”等创作主题来涵盖河南文学的特征，显然不够精准深入。这些主题在其他省份的作家创作中同样可能出现，且以主题为切口谈论一个区域的文学特色，往往难以理论化概括提升，也难以被广泛认可。然而，尽管面临这些逻辑上、理论上和现实性的难题和困境，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作家的地域属性的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当我们细致分辨河南现实主义作家与其他省份作家之区别时，区域/地域属性确实成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方法。
在地域性作品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过于关注形式问题和主题内容，却忽视了深入探索地域作家创作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如同中国古典哲学美学中的“气”，它并非仅仅是肉眼可见的外部特征，而是构成艺术作品独特风貌的精髓所在。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言：“文，以气为主。”这句话恰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精神气质对于其整体风貌的决定性影响。以河南文学为例，其精神气质是由其独特的“傻憨气”和“士大夫气”所构成的。这种气质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作为一种文脉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之中。过去我们对文学的“地方性”的追问和探究过于局限在文学形式及内容特征上，认为一地域作家独特的语言方式、方言俗语的运用，或是小说内容中地标性建筑、民俗风情的书写，就是标识一地域书写特色的标签。然而，这种判别方式在面对河南等中原地区作家时似乎并不完全适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中大量特色建筑及民俗在群众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淡出，使得这种地域特色在描述现代人生活的小说中逐渐褪色。虽然那些“标识性”的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逐渐消失，但一地区人的精神气质却是随着家族血脉、文化记忆、交往和思维习惯等代代传承而得以延续。这种精神气质是不容易那么快消失的，它如同文化的基因，深深烙印在每个地域作家的心中。因此，面对地域性作品的研究，我们应该更深层次地去挖掘一个地域作家的精神特质。毕竟，文学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形成作品风格的关键性因素。通过探究地域作家的精神气质，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展现中国文学的空间魅力，打开研究的新局面、新格局。这不仅是对于地域性作品研究的一种新尝试，也是对于“文学中国”这一概念的一种新解读和拓展。
[1]邵婉莹：《区域文学•地域文学•地方性写作》，《文艺争鸣》2023年第9期。
[2]李洱：《“先锋文学”与“羊双肠”》，《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
[3]李佩甫：《平原是我的写作领地》，《文化艺术报》2024年2月20日。
[4]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作者简介
▲赵黎波|
▲张则天|
制作：陈瑶 张亮
审校：吴佳燕
核发：喻向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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