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至24日，由龙门石窟研究院、安岳石窟研究院、洛阳日报社联合推出的“云上龙门牵手安岳石窟”大型直播活动举行，带大家跟着镜头走进龙门石窟宾阳洞、龙华寺、八作司洞，安岳石窟圆觉洞、卧佛院，探寻文物背后的历史人物和故事。
此次直播活动共进行了4场，发布原创新媒体作品近300件，全网阅读量超700万次，新华社客户端在首页进行转播。记者了解到，已经举办八季的“云上龙门”系列直播活动的全网累计浏览量已突破3.8亿次，参与媒体数量超过90家。
龙门石窟宾阳洞：见证民族融合这一重要历史进程
“龙门石窟2000多座窟龛，都寄托着我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的政治需求、宗教要求和利益诉求。”龙门石窟研究院科研保障部的焦建辉说，这些窟龛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正是他们让龙门的故事生动起来，让龙门石窟的文化内涵立体起来。提到这些鲜活的人物，最不得不提的，便是将北魏都城迁至洛阳的孝文帝。
宾阳洞由北、中、南三所洞窟组成，合称宾阳三洞，宾阳二字意为“迎接初升的太阳”。直播最先走进宾阳中洞。《魏书·释老志》记载，景明初，也就是公元500年，宣武帝下诏参照云冈石窟的模式，为其父亲孝文帝和母亲文昭皇后修建宾阳洞窟。
“从平城时代开始，大型的造像工程，其实就是皇帝形象的模拟。”焦建辉说。不过，观宾阳中洞，洞内的佛像造像，呈削肩、身窄、秀骨清相的视觉效果，衣饰也为褒衣博带，不似云冈石窟中体形高大、棱角分明的造像，反而具有鲜明的汉族圣贤形象特征。
为什么要把鲜卑族人塑造成汉人的形象？焦建辉介绍，这便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孝文帝的宏大政治抱负。公元494年，孝文帝将北魏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在他的主导下，鲜卑贵族开始改用汉姓，穿汉服，使用汉语，还通过模仿和借鉴汉文化中的礼乐制度，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礼仪规范引入统治体系。“因为高超的政治智慧，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也很有成效。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才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焦建辉说。
孝文帝的形象在宾阳中洞也有明显体现。焦建辉介绍，在宾阳中洞内前壁北侧，原本有一幅《皇帝礼佛图》，刻画的便是北魏孝文帝带领文武百官列队礼佛的宏大场景，与此相对应的还有《皇后礼佛图》，这对“帝后礼佛图”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帝王、皇后礼佛图。遗憾的是，“帝后礼佛图”被盗卖到了国外。
跟随直播镜头，焦建辉又带领众人走进宾阳南洞，该洞窟不仅有北魏时期的故事，也与唐代密不可分。焦建辉介绍，公元63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去世，太宗伤心不已。当时，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俱为长孙氏所生，但李承乾失德渐为唐太宗嫌弃，李泰则宠冠诸王，便产生了争夺太子大位的念头。
“为了博取太宗的青睐，李泰选择在龙门石窟镌像为母亲长孙皇后祈福，为加快进度，他选择以北魏宣武帝发愿镌造而未完工的宾阳南洞进行续凿和妆銮。”焦建辉说，但事与愿违，太宗最终立李治为皇太子，李泰的如意算盘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龙华寺、八作司洞：龙门石窟的“音乐窟”，传递大唐“好声音”
龙华寺、八作司洞位于龙门西山石窟南段，与东山擂鼓台隔伊河而望。走进龙华寺可见，该洞窟环北、西、南三壁下部，有一倒凹字形基坛，在坛上造像。“这一期的主题‘音乐’，便在该基坛上有所体现。”龙门石窟研究院对外交流合作部的王青茹说，在倒凹字形基坛表面下部，有一横向矮台，台上刻舞乐图，而在西壁主尊下部，刻有不少奏乐者，他们所持乐器可以识别的有排箫、细腰鼓、琵琶、鸡娄鼓等。
王青茹介绍，鸡娄鼓又叫“奚楼子”“鸡娄子”，是一种打击乐器，常与拨浪鼓一起使用。据宋朝陈阳《乐书》记载可知，鸡娄鼓最初是用手拍击的，用带子系于腋下腰间，演奏时左手持拨浪鼓，左腋挟鸡娄鼓，右手击鼓，“这一记载正和龙门石窟唐代石刻中的鸡娄鼓大体相同，最大的区别是一个用手击鼓，另一个拿槌击之”。
这样的打击乐器，在龙华寺还不少见。观察另一尊头部残缺、双腿盘坐的伎乐人，有一两端粗而空，但“腰”极细的腰鼓横放在其两腿间，伎乐人正要张开双手拍击鼓面，千年前的雕刻家将这精彩一瞬定格成了永恒，让大唐“好声音”流传千年。
同样因音乐而出名的，还有与龙华寺相隔不远的“八作司洞伎乐人”，该洞窟因其洞内北壁有“东京八作司石匠一十人”铭文而得名。八作司洞内刻有成组乐伎和舞伎的群像，组成大型乐舞团队，烘托出佛窟富丽庄严、欢乐祥和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作司洞西壁北侧，有一些手拿长柄扇盖住脸部鼻子以下部位的石刻人像，他们双目圆睁，胸部微隆，双腿盘坐，腿前刻出二道衣纹。王青茹介绍，在相关典籍史料中，没有查见长柄扇与乐器的关联，在石窟伎乐造像组合中，长柄扇并不是作为乐器出现的，龙门石窟研究院的专家经过查阅资料，论证此执扇者应为歌者。
在龙门石窟，像这样手持长柄扇的歌者，共有六尊。该长柄扇在唐代十分流行，它的功能中有一项就是遮面，在乐舞演出中，歌者以扇作为遮掩道具，可增加视觉审美效果。“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作‘口技’表现的一种形式。”王青茹说，其究竟作何用，也期待各界学者加入探究行列，得出更加科学的认知。
除了上述乐器，在龙门石窟，目前能辨认的乐器共有176件。其中，箜篌、铜钹、筚篥、细腰鼓等均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域乐器。“在唐代这个汉乐和胡乐融合发展的繁荣时代，西域乐器的传入，为汉乐注入了新鲜血液，并对我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青茹说，那时的东都洛阳，研习胡乐也是一种风尚。
安岳石窟圆觉洞：作品延续400余年，观音宝冠是亮点
安岳古称普州，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设州置县，距今1400多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为石刻之乡。安岳石刻上承龙门、云冈，下启大足石刻，现存摩崖石刻造像10万余尊，有国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0处。
作为中国石刻艺术之乡，安岳是中国唐宋石窟最集中的县，境内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00余处10万余尊，经文15窟近40万字，全县46个乡镇(街道)均有分布。
安岳石窟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高峰、中国南方石窟的典型代表。安岳盛于唐宋的石刻，具有极高的史学和艺术价值，被著名美学家王朝闻誉为“古、多、精、美”。
“圆觉洞位于四川省安岳县县城东南1.5公里的云居山上，因宋代开凿的9号洞窟内雕刻的十二圆觉菩萨而得名。”跟随着安岳石窟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谢杨，直播走进了圆觉洞景区。据介绍，圆觉洞现存窟龛103个，造像1933尊，以唐、五代、宋时期的作品居多，前后延续400余年，以释迦、净瓶观音、莲花手观音三尊近7米高的大像最为壮观。
谢杨着重为直播间观众介绍了通高6.7米的净瓶观音。“净瓶观音也叫杨柳观音，观音头戴化佛全镂空宝冠，这与北方菩萨的头冠不一样，说明我们这边的红砂岩比北方的细砂岩更容易雕刻。”谢杨说。
精美绝伦的宝冠是安岳石刻造像的一大亮点，每一尊宝冠都造型各异、美轮美奂，体现了普州工匠鬼斧神工的高超技艺。跟随镜头可见，净瓶观音的头冠中间高、两侧低，呈连弧状拱形，头冠正中是站立于仰莲上的小佛，小佛有圆形头光、舟形身光。冠下部雕三朵团花，团花之间雕植物纹饰，内容丰富，工艺精细繁复。
再观其服饰，也可以说极其华丽。胸戴项圈，中间三个长方形牌饰，雕刻花纹，两侧为卷云装饰。项圈下垂弧形连珠交叉璎珞，中间牌饰下垂长串珠，自上而下依次是珠两粒、团花牌饰、圆珠、扇形花牌饰、珠两粒、涡纹方圆形牌饰。可以说是宝相庄严、富丽堂皇，雕刻内容之丰富、纹饰之复杂、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从这一龛，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普州工匠雕刻工艺的精深细腻。”谢杨说，该净瓶观音的开凿时间、功德主身份也十分明确，为研究宋代石刻造像风格特点、宋代官制史提供了重要基础材料。
安岳石窟卧佛院：集石刻文化与自然生态景观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旅游区
安岳石窟卧佛院坐落于四川省安岳县县城以北的八庙乡卧佛沟，其造像主要开凿于南北两山之间的崖壁上，因雕凿有一尊全长23米的卧佛而得名。据统计，卧佛院造像区长近1000米，龛窟142个，有石刻造像1613尊、石刻佛经15窟，碑刻、题记、经幢、异兽图像等数十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安岳石窟研究院业务副院长李飞介绍，卧佛院摩崖造像和刻经年代始于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以前，大规模造像刻经在唐开元年间，从宋代起逐渐衰退，目前是集石刻文化与自然生态景观于一体的休闲度假旅游区。“孟浩然有首诗叫《过故人庄》，诗中描写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正符合卧佛院的秀美景色，山环水绕，炊烟袅袅。”李飞说。
为什么会在卧佛院出现规模比较大的摩崖造像？李飞介绍，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岩石条件好，卧佛院多大石包；二是交通便利，这条路是唐时普州(安岳)到遂州(遂宁)的一条主道，唐代高僧马祖道一就经过普州。三是高僧多，除了马祖道一曾行经于此，安岳也有一高僧玄应，与安岳石窟的开元中兴有极大关系。
卧佛院石刻造像尤以构图奇特、立意新颖、雕工精绝的“释迦牟尼涅槃经变”闻名于世，为我国最大的唐代全身石刻卧佛造像，是我国唯一一处左胁卧的摩崖开凿“涅槃经变”，也是盛唐造像的典范之作，具有极高的美学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
李飞介绍，整铺造像依山取势、精心设计、大胆创新，由上下两组画面构成，占整个崖面300余平方米。“涅槃经变”大致完成于盛唐玄宗开元年间，全长23米，离地10米高，是全国现存盛唐时期工艺水平极高的摩崖全身卧佛造像之一。卧佛面南背北，侧身横卧于岩壁间。因崖壁低矮，无法向上下拓展，所以释迦身体稍显修长，曲眉丰颐，形态端庄，双耳装饰华丽的耳珰，头枕装饰繁复的枕头是其重要特色。
卧佛院还有15窟40余万字的石刻佛经。“为保存和传布佛教经典，佛教徒将佛经刊刻于崇山峻岭的天然崖壁或人工开凿的洞窟内，以求更为久远地保存和传播。”李飞说，经历了北朝两次毁佛运动，佛教毁灭的危机感促使佛教徒采取更为稳妥的方法来保存珍贵的佛经内容，卧佛院的刻经，即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刊刻的经文字迹工整、雕工精湛流畅，是典型的唐代书法，其刻工和书法被公认为举世双绝。经文主要有《佛名经》《大般涅槃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70余部300余卷(品)，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刻经石窟之一。
李飞介绍，刻经对于研究佛教典籍、校正佛经版本，提供了珍贵的原始依据。卧佛院景区石刻造像和刻经，更是研究我国唐、五代和北宋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洛报融媒·洛阳网记者 李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