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暑期在大别山腹地调研时，了解到村子里曾经热闹非凡的过年方式，这是流变乡风中村民关于乡土活动的最鲜活记忆。
“大年初一最是热闹，全村鞭炮噼里啪啦响，几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热情洋溢，因为初一起来一件事就是全村跑一遍拜年。拜年每到一家，家里主人都要放鞭炮道恭喜，客气地发烟放拼盘，互道恭喜与聊天。按照村民记忆，初一一天每家要准备三千块钱的鞭炮。
初一拜年的家庭分工也是有规划的，早上是家里男人带着儿子孙子按照距离先远后近的策略挨家挨户拜年，女主人则领着女儿媳妇在家里等着别人来拜年好放鞭炮与回谢。到了下午则反过来，女主人等出去拜年，男主人与儿子孙子在家里招待。拜年时候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他们穿着一身新，到各家拜年时候带个小塑料袋，等拜年完里面能装满糖果、水果与鞭炮玩意儿。
拜年是以自然村为范围界线的，超过所在湾子就不去了。一个自然村湾一两百户，80%都是一个姓，大家住在一起，既有血缘，也有地缘上的关系链接。虽说是同姓，但大部分只认得到爷爷辈的关系，大家更多是以地域为主的关系经营。所以每次拜年，是不分姓氏的，除了没回家开门过年的，都要按距离远近家家户户跑到的。通过初一拜年活动，所串连起来的是一个宗族色彩渐渐减弱，而以湾组范围为边界的村庄小社会。
二
在大别山区这样以自然湾组为范围的弱宗族村庄社会里，热闹过年仪式的背后，蕴含着村庄丰富的交往生活等传统功能维系。其一是帮助村民维护关系，消弭矛盾。每年初一的上门拜年虽然每家停留时间不长，但充满仪式感，上门方的诚意十足与主客的鞭炮欢迎，形成了一次尊重表达的交互，而互相拜年则完成了两家两户的互致尊重或既往清零。在村民眼里，这一年两家无论发生了什么矛盾，过年的拜年类似于一次“结总账”的机会，只要双方都上门，两家的关系就能得到维护，过往的矛盾也能够清零。但如果过年不上门，这代表着往年的矛盾将继续延续下去。
村里水电工小郭和村书记公爹老郭家有亲戚关系，小郭的爸爸是老郭的堂兄弟，郭姓也是湾组里的大姓。那年村子里修路整治，村书记带人施工时候拆了小郭家的违建小屋，小郭当时在外面打工，后面两人互有争吵也没要到赔偿，小郭心里就对这个村书记有了怨恨。在小郭眼里，当初就是因为老郭的关系才投票选了他家的媳妇当村书记，但没想到她一根筋，做事说一不二，说自己这个是违建，拆除不给赔偿，而且态度非常横，这让小郭很不舒服。那年过年，小郭忍住了心中的不快，照旧还是去老郭家拜年，但是没有见到村书记，而村书记当天也没有去小郭家拜年，小郭心里就更是记恨。按照他的表述，“我已经上门了，尊重已经给到了，她那天要是来了，这件事就可以算了，但她那天没来，以后村子里她的事我肯定是不支持了”。再后几年，这个女村书记依然避开去小郭家过年拜年，小郭每年也都有在注意这件事，于是他也选择不再前往老郭家拜年，并认为老郭家是条件好了，不愿意再要穷亲戚了”。
村庄交往生活功能之二还有帮助村民山区互助与村庄自决。古时山区往往面临险恶的自然地理条件，山区互助成为彼此能够生存下来的要义内容。在大别山腹地，山区丘陵，土壤贫瘠，即使到现在的种地收成也是吃不饱肚子的，而靠山吃山则需要面临较大风险，因而村民之间往往以地域范围为纽带互相帮助。这样的互助底色在当前依然存在，调研前不久还听说村里的一个青春期女孩因为在家玩手机和家里人吵架，一个人只身逃到大山里，全村人收到信息后一起上山找了一天多才找到。
最能体现村民互助的一件事是山村的白事自决，每到这个时候，村小组长就成为了白事活动的负责人，安排村庄报丧，联系道士看日子风水，通知联络村里抬棺人，组织妇女管后勤做饭等全部都井井有条。村小组长素有威望，往往一当十几年，他自然以帮助村民展现威信，但村庄其他妇女、抬棺者则往往也并无抱怨，“每个人都要老去的，每家都有人会老去”，白事互助在他们眼里就是天经地义的。抬棺人一般是8-10人，8人抬棺，另外两人则带着长条板凳上山供中途休整，抬棺人要求为本村人，且与逝者无直接血缘关系，近年来找不到年轻人的时候，村小组长还要打电话让外地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一下。逝者是先火化再土葬，山村墓地都是上山，山林也是分包到各家的，基本上只要看中了墓地，和村里分到山林的人说一下就可以，村民之间的互助是实在的。
三
然而，村子里这几年没回家过年的家庭是越来越多，起初只有几户，慢慢发展到几十户，这些不回来过年的要么是家里没有老人了，在外地打工就不回来了，要么是小孩子大了在外面读书成家，也没有回来了。其中疫情也使山村过年拜年仪式停了三年，疫情后就再也恢复不到之前的热闹氛围了。村庄人员结构流动是村庄流变的关键动因，平时大家都会前往东边打工，之前过年回家，大家一年见一次，关系依然存在。但现在只要有人一两年不回村，这一两年大家在村里就见不到，更不会上门，之前传统的村庄互助与关系维护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村庄结构与乡风流变的原因还来源于村民生活观念的转变，原来大家乡里乡亲，是生活在一起的村庄生活共同体，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而现在打工经济每年见一次的情况下，个人的生活面向更加外显，村子里的关系交往更多停留在自己的血缘至亲，且至亲间往往也只会因为面临巨大困境才互相告知，平时则很少打扰。打工经济与现代社会进一步行塑了村民们的观念与发展，他们或许不能完全解构传统思维里一直存在着的乡土意义，但现实生活的重担则能让他们轻松取舍出更为重要的有关自身家庭发展的面向。所以过年回村带着孩子与大家乐呵一下的行为往往成为在外面“混”得还不错的村民们的想法。所以当村小组长打电话找不到人回来“抬棺”，也开始尝试用两百元一个的价格在别的湾组招人抬棺。
这样的乡风流变其实一直存在，因为村庄的发展一直在变化。看似热闹非凡的过年拜年仪式，其实也是在不断流变中所剩余且失真的乡风文化。其中以地域远近为顺序的拜年早已超越了传统关系中家庭人际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而家庭关系只记三代，祖先淡漠的观念也正在体现。另外，除了过年拜年，村庄里其实也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自发性集体活动了，每年清明虽然大家会前往祠堂给祖宗敬香，但都是以自发为主，宗祠族长也并不组织。可以说，随着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现代理性已经侵入了乡村，虽然很多乡风文化依然保留着仪式，不少村民们也依然恪守着这些仪式，但其已丧失了传统层面的内涵，更多只保留着这些仪式在现代社会中尚算有用的功能。但无疑，这样的功能感也越来越弱，村庄里的年味渐渐消散。
四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千差万别，且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有关乡风文明的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必须大力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把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当代乡村教育、家风民风、村规民约建设之中，重构农民精神家园，让乡村振兴永葆动力源泉。但实际上，乡村文明的文化建设却困难重重，这需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在流变的村庄与流变的乡风中，村民群体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乡村文化？
这样的乡村文化，一定不能是飘在天上的。如果是政治性的文化，那往往是上级赋予重要社会意义的准则，具有教化性质的文化往往贴近不了村民们的生活。而诸如村史馆，文化活动站等乡村文化的具象，这些仍然属于文化创建的逻辑，服务的是上级的政治目标，最多能给村里带来一定自欺欺人的旅游资源，但实际上仍高度游离于村民的生活。村庄的文化建设，不一定要完全靠国家的资源下乡，也不一定就是在硬件设施上堆砌发展，围绕乡村文化更接地气的村民生活与观念发展发力方才更加合理。
这样的乡村文化，也一定不能是居心叵测的。如果是商业性的文化构建，市场里的资本化路径将给予乡村巨大的文化风险。当前不少乡村打着乡村直播的旗号，大肆向城市售卖乡村文化，而这些实质上的乡愁则完全是现代商业与资本逻辑打造的。这些工业化的乡村文化剧本如同一个个披着羊皮的豺狼，打着乡村文化的旗号，却不断用资本与商业的逻辑侵蚀与替换乡村仅存的物质空间与文化空间，加速了乡村文化的消亡。当前不少村庄的乡村文化已经有资本引导下的纯功能取向，而如果一切文化都以资本化的功利目标作为结算，乡村文化背后所承载的千千万万农民过日子的观念与价值将何处安放？这将成为一个显著的且剧烈的现实困境。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表述，“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乡村文化的背后一定是有关村民生活性、历史性、实践性的总结，虽然乡村文化随着乡村不断流变，但围绕村民生活所总结与产生的文化价值却始终能真实地反映乡村当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作为乡村文化的承载极为重要，其是乡村生活共同体日益解体状态下，能够始终维续与传递乡村文化秩序的重要载体。但当前乡村家庭的成家与保卫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困境，因而无论在任何维度下，保护乡村，保护家庭都应该始终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关键。在这个维度下，也只有将乡村农民真实的日子过好，真正去落实解决村民们的急难愁盼，而不是费尽气力地打造营建或异想天开地利用钻营，乡村文化自身所能展现的内部消解与正向教化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而这才是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动力作用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