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第79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发表重要演讲,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之一。“气候危机正在摧毁生命、毁灭社区和打击经济。我们都知道解决方案——公正的化石燃料淘汰计划,但排放量依然在上升。”他说。
德国萨尔茨吉特钢铁公司工厂的钢烟囱排放出大量水蒸气和废气。
此次联合国大会恰逢纽约气候周。事实上,纽约气候周和联合国大会每年此时都会成为气候议题的中心——各方都在试图寻找如何筹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以帮助较贫穷的国家摆脱排放温室气体,同时来适应气候变暖已经带来的破坏。
《金融时报》报道称,“西方一些慈善机构本周承诺提供1000万美元新资金,帮助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加快对非洲绿色能源的投资。”然而这相较巨大的需求仍是杯水车薪。据研究估算,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需求将飙升至每年数千亿美元,这一巨额资金缺口亟需公共和私人资本的共同努力来填补。
近日,由澎湃新闻主办、气候月刊《临界点》承办的“COP29前瞻:气候影响加剧,行动何以加速”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的首个圆桌论坛围绕“COP29前瞻:《巴黎协定》十年在即,南南合作如何助力全球气候行动”展开了深入讨论。
圆桌嘉宾、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强调,尽管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负有更大责任,但中国正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他同时指出,非洲国家能源基础薄弱,中国将重点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清洁能源的普及,以满足其能源需求并推动能源转型。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特别提到了WRI参与支持的“非洲光带”项目——作为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的一项重要举措,该项目旨在于2024年至2027年间出资1亿元人民币,解决至少约5万户非洲地区无电贫困家庭用电照明问题,体现了中国对非可再生能源投资模式的转变——在传统的大型集中式项目的基础之上,开始向“小而美”的分散式项目转型,不仅关注“大骨架”,也更重视“毛细血管”。
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亚洲区主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龙迪表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领域加强合作具有巨大潜力。龙迪呼吁欧美国家把握机遇,与中国在绿色领域探索双赢合作,共同加速全球气候转型进程,为应对气候变化注入更强动力。
中非峰会关注绿色能源合作
9月初,53 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以及非洲联盟 (AU) 委员会的官员赴北京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九届部长级会议,能源转型合作议题成为关注焦点之一,特别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2024年9月5日,北京,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
本次峰会上,中国和非洲都认识到能源是非洲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通过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中国承诺支持提高非洲适应气候的能力,提供新能源技术、清洁能源项目和绿色工业发展。这些举措反映了中国作为可再生能源全球领导者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其帮助非洲减少碳足迹的承诺。
王毅在圆桌论坛中指出,非洲国家和其他每个发展中国家都不一样,我们如何根据每个国家的需求制定国别的战略特别重要。“但是目前来讲,没有走得那么细,也有些具体的方案,有待进一步落实。”他说。
方莉则表示,在此次峰会后宣布的《北京行动计划》中的多项合作举措,包括成立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续设中国-世界银行集团伙伴关系基金等,都进一步拓宽了中非合作的模式,为非洲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她认为这是南南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实践。她对未来中非及全球气候合作充满信心,认为这是从双边向多边扩展,通过类似南南合作模式的推广,可以有效促进资金机制的创新与合作内容的深化,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重要力量。
此次峰会最令人鼓舞的成果之一是中国承诺投资非洲各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些项目多种多样,侧重于利用各种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和绿色氢能。可再生能源融入非洲电网代表着非洲大陆的一次变革,此前,非洲大陆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
为促进这一转型,中国正根据非洲国家的具体需求提供专门知识、金融投资和能力建设项目。重点不仅在于能源生产,还在于改善输配电网络,使其更加高效可靠。这有望增强非洲社区、企业和能源领域专业人士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强他们的权能。
例如,光伏太阳能发电项目将在能源伙伴关系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在太阳能技术开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将与非洲国家分享,以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厂以及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这些系统特别适合传统电力基础设施往往不足的农村和偏远地区。
“非洲光带”:探索对非发展合作新路径
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中国近年来开始探索更多“小而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助力非洲能源可及问题的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非洲光带”项目的提出正是例证,其不仅列入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务实合作项目清单,也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的一项重要举措。
“非洲光带”旨在2024年至2027年期间提供1亿元人民币公共资金,为5万户非洲家庭提供太阳能家用系统,并支持其它可以改善当地居民生计的措施。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16日,尼日利亚多马,主要由太阳能供电的混合微型电网。
目前,中国与非洲合作伙伴在实施该项目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自2023年项目启动以来,中国已与乍得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签署了双边谅解备忘录(MOU)——中国为两国提供价值1350万元人民币的7400套太阳能光伏系统。
WRI观察发现,尽管“非洲光带”和类似项目可以大幅扩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电力覆盖面、改善当地人民的福利,但其进一步地落地和推广还需要中国和非洲共同努力,克服挑战。
例如,由于缺乏具体、可靠的信息,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者和开发者难以在国家、区域以及社区层面识别具体的电力需求,进而无法支撑科学的投资决策。贯穿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运维”整个项目周期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也亟需完善,以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此外,能力建设的完善度和系统性不足也是一个重要挑战,它关系到可再生能源系统与设施的本地化独立运维水平能否真正得到提升和改善。
WRI非洲区域副首席代表丽贝卡·雪莉近日在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相关活动中表示,尽管非洲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但其可及性和需求远未得到满足,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与现实挑战并存的局面。
雪莉指出,高昂的前期成本和资金成本是主要障碍之一,她强调了降低开发商成本和提高能源用户支付费用的重要性,而多边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创新举措,如流动性支持、信贷机制和去风险工具,可以有效降低前期成本,吸引更多私营部门投资。
王毅则表示,从中国的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可能认为非洲并不是最好的投资环境。因为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如何去建立好的投资环境?这只有各个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才有可能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们不要去设置障碍,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问题,而是大家通过合作,能够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需要通过沟通、交流对话和合作,来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
在圆桌论坛上,龙迪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多合作不光是把产品卖出去,更多的是共同来生产这些光伏、风能、储能,各种EV产品等等,让每一个国家都有更多的收益。”龙迪介绍说。
龙迪还分享了一个亲身参与的中国和印尼的绿色合作。“我们做了一些研究,也做了很多对话,有政府的、有企业的,最后两国领导在去年的‘一带一路’峰会上达成了很大的合作包。这个合作包当中,我认为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就是光伏的共同生产。其实中国光伏企业,很乐意和其他国家合作,因为它会有持续收益,而且它也明白,有时候要离市场更近。所以我认为以后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包括我对欧美的同事也是建议多和中国合作,看看怎样找到对自己国家的收益,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很乐意去赶紧推动气候转型。”龙迪说。
展望COP29聚焦资金议题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第七项指出,“到2030年为所有人提供可负担、可靠且可持续的能源”,但目前的进展速度还远远不够。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无电人口数量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增加——从2021年的6.75亿人增加到6.85亿人,其中80%的无电人口和20个能源短缺最严重的国家中的18个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要弥合撒哈拉以南非洲巨大的能源供应缺口,无疑需要大量投资——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估计,到2030年每年大约需要200亿美元的投资。而资金议题也是今年11月即将在阿塞拜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9)的主要议题。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5日,南非开普敦,一名妇女在只有女性员工的太阳能电池板工厂“非洲能源”检查组件。
“资金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把相关机制明确,比如原来说的发达国家1000亿的资金,适应资金要翻倍,损失损害资金等许多资金的需求。我觉得不要太纠结于数字,还是要把未来的机制建好。如果大家在机制上能够形成共识,可能会为下一轮NDC的实现提供更好的条件,同时为明年的COP30,就是《巴黎协定》十周年的时候,有更大的进步,奠定更好的基础。”王毅说。
对此,方莉也表示赞同。“什么样的机制?需要全球有一个创新的解决方案,既不能混淆历史责任,又要让资金池能够扩大。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改如何参与其中?新兴经济体如何进一步发挥自身的引领作用?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关注的。”她说。
此外,方莉还补充道,除了用于减排,在气候适应和损失损害基金这两部分的资金也需要更明确的目标和更聪明的使用计划。“对于非洲和其他脆弱国家来说,他们带来的排放很少,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气候危机的冲击,他们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帮助到他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根据WRI的研究,以气候韧性基础设施为代表,在该类项目上每投资1元,未来30年共计可产生2~20元的收益。“但是这个收益具有长期的不确定性,此外投资主体和收益的主体不完全一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有意识、有目标,还要有资金、有方法,才能够切实推动气候适应行动。”方莉说。
龙迪表示对COP29的期待,更多是希望各国加快制定一些气候变化的专门法,用法律的手段来有序公正地推动转型。“我们用COP来推动全球各个国家气候变化法律,其实对社会是非常有利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