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村人的生活重心经历了“忙种地”和“忙赚钱”之后，转向“忙生活”。打牌作为最受村民欢迎的消遣方式，也形成了“家庭场”“经营场”和“专业赌场”的三元格局，并生发出相应的心态、规则和文化。
▌在北村群众的眼中，参赌者分属“有头脸的赌博光棍”“不务正业的赌鬼”“幸福的老年人”三种形象。村民会根据参赌者的年龄、经济条件、赌资大小等，给予其差异化评价。这些关于赌博的地方共识，随着人的生命周期和村庄的社会变迁，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乡村社会对于参赌者形象的差异化理解，主要是因为赌博与高社会地位关联转向与经济实力关联。
▌赌博作为一个社会顽疾，绝不是派出所想打击就能彻底消灭掉的。事实表明，生活失序必然滋生赌博。刺激、带劲儿的赌博，对冲掉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单调、匮乏。在村庄内部，经济和权力精英，并没有成为道德模范。真正涉赌的多数是村庄精英，这些人要么是村干部，要么是致富能手，属于村庄能人。
魏镇距离县城十公里，属于中部地区的传统农业乡镇。近年来，拥有7万户籍人口的魏镇有近4万人从事生猪养殖、蔬菜等农产品经营，经济比较活跃。魏镇只有一家宾馆，没有KTV、洗浴中心等场所，缺乏黄、毒滋生的土壤。但是，魏镇的赌风盛行，以镇政府所在地北村为最。在日常生活中，群众对于“赌”的理解比较宽泛，既包括普通的带彩娱乐，也包括公安机关所认定的赌博。实践表明，娱乐和赌博的界限并不明确，前者很容易转化为后者。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广义的“赌博”，并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区别。在本文中，我们以在北村和魏镇派出所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乡村赌博的兴起、场域分化、地方共识进行分析，并初步探讨乡村赌博的治理难题。
一、北村赌博风兴起始末
北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庄，人均耕地1.2亩。人多地少、广种薄收。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村人就被迫另寻出路。进入21世纪后，北村中青年劳动力悉数外流，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截止2023年上半年，北村辖12个村民小组，共有312户、1328人，其中在外务工600余人。大量劳动力外流，使得北村从生产型村庄蜕变为消费型村庄。作为镇政府所在地，北村有两条小街，街上有大型超市、饭店、服装店、理发店、蛋糕店、快递店等，还有专为村民打牌提供配套服务的茶馆。
在80年代，北村人的头等大事就是忙种地。仅以夏天收麦子为例，北村农民每年重复着“收、种、打”的三夏大忙。繁重的生产之余，村民主要是靠串门、扎堆闲聊、听广播打发闲暇时光。村民从田地退回家中的短暂休息，也是为了恢复体力更好地忙生产。此时，镇上的茶馆就是消息集散地和娱乐中心。村民在喝茶、下棋、闲打牌（不带彩）的过程中，进行信息交换和情感互动。
到了90年代，北村人重点“忙挣钱”。这一时期，正是农村税费负担比较重的阶段。农民在交过公粮、农业税、提留款、特产税等之后，没有多少余裕。大部分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人开始搞副业，村民们把采自山上的核桃、竹笋、中草药等拿到集市卖钱。在北村人“向钱看”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享受到赚钱后的消遣升级。90年代末，务工返乡村民购买了VCD影碟机。借助租借的VCD光盘，村民观看了香港赌片《赌神》《赌侠》《赌圣》，知晓了“筹码”“同花顺”这些新名词，激发了一夜暴富的欲望。就连村中的中小学生，也是学着周润发、周星驰的样子，以橘子、糖块等做筹码，一本正经地忙着“炸金花”。这一切，都在为赌博风气勃兴，做着物质和观念的准备。
进入21世纪后，市场化的热浪彻底裹挟了乡村。尽管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但是农业生产却变得更为轻松。北村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肩上的农业税费负担没了，闲暇时间随之多起来。不论是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留村看孩子的妇女、老人，均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需要消磨。这些闲下来的北村人，手头上宽裕起来，不再喜欢下棋、打闲牌，即便是在家打牌也要赌点钱。在网络时代，茶馆的信息中转站角色不再重要，纯粹成为消遣娱乐的场所。
二、北村赌博的场域分化
当地麻将玩法简单、节奏快速，打一把平均用时两分三十秒，极易胡牌。每人十三张牌，行牌时只能碰或者杠牌，不能“吃”牌，胡牌只能自摸或点炮儿。打牌作为最受村民欢迎的消遣方式，也形成了“家庭场”“经营场”和“专业赌场”的三元格局，并生发出相应的心态、规则和文化。
（一）家庭场
家庭场是指在村民家中设置牌场。家庭场属于村庄打牌的基本款，不论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都会组织家庭场。在家庭场中多少赌点钱，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刺激感。输赢之外，家庭场参与者还有更丰富的情感满足。从参与者的关系来看，家庭场又可分为亲友牌和同事牌两类。亲友牌和同事牌在参与者、赌注大小、场域氛围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亲友牌属于日常化低成本娱乐活动。家庭场打牌活动具有随机性，经常凑不齐牌友，常常出现“三缺一”的情况。即便是固定的家庭场，主家也没有明确的召集任务。在这个时候，每个参与者都有义务拿起电话找“牌搭子”。除了过年时间外，平时最多只能组织两桌。亲友牌的参与者主要是村中的老年人和妇女，每把牌赌注2—5元。亲友牌的持续时间多为半天，很少出现通宵打牌的情况。为了避免记错输赢，亲友间打牌用纸牌计数。打牌时俩人对着摔牌，每扔出去一张牌，就爆一句粗口。“摔牌”“骂牌”令参与者酣畅释放，也带动了围观者的起哄、喝彩。围观者还踊跃充当军师参谋，总忍不住给打牌人出谋划策，自然也免不了经常被怼。亲友牌氛围轻松、欢快，参与者可以获得充分的放松。一个室温36度的下午，65岁的梅婶抱怨着说：“今天热死我了，我这身衣服湿透两次。白天上街赶集湿一次，回来之后吹吹空调，好不容易把它晾干，中午做饭的时候穿上又湿一次。我这头发都没干过。”等搓起麻将后，梅婶在只有一个小吊扇的瓦房里，从下午三点一直玩到六点。按照梅婶老伴的说法：“一打牌，她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不打牌，她在家里左看不惯，右觉得烦，浑身不自在。要我说，打牌治渴、治饿、治热、治冷、治累、治腰疼”。
其二，同事牌组织化程度较高，旨在消磨时间或利益输送。同事牌比亲友牌稳定，且有固定的召集人和场地。召集人会在自家配置麻将机，每把牌赌注20元，每场最多能输600元左右。同事牌的参与人一般是乡镇公务员和中小学老师。受工作时间限制，同事牌会集中在晚上和节假日，经常出现通宵打牌的情况。由于参与者具有体制身份和赌资较大，同事牌参与者比较注重隐蔽，将院子大门紧缩，就是熟人敲门也装作没听到。因此，同事牌很少出现围观人员。他们打牌时用纸牌代替钱，到牌局结束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按照同事牌的规矩，赢家需要请输家吃饭。派出所辅警赵大鹏表示：“是不是赌博，这事儿还是派出所说的算。你只要在茶馆，赌注稍微大点都是赌博。在自己屋里打，多少钱都不是赌。因为这是自己人在一起玩，到最后赢家可能会带着吃顿饭、旅个游，又把它消费了，或者赢的钱又还给输家了，像这样的派出所搁不住管。”由于隐蔽性较好，同事牌也偶尔会出现大额赌博情况。尤其是，当组织者借打牌实现请托办事的目的时，“同事牌”展现出另一套逻辑。郑豪在县城开发房地产，偶尔约银行、县政府的朋友去北村老家的小院里打麻将，赌注在200—400元，一天下来输赢能够过万。像郑豪组织的这类“同事牌”，实质上是借打牌拉拢、维持关系。参与者对牌局的意图心照不宣，求人办事者负责安排打牌地点、陪同人员，并在赌博过程中有技巧地输上一大笔钱。
（二）经营场
经营场是指为专门服务于打牌在镇上或村中设置牌场（茶馆）。北村所在的魏镇街上共有15家茶馆。专业经营的茶馆与家庭场存在明显的不同。
其一，从组织方式来看，经营场的牌局专业化程度高、配套服务齐全。到了2008年，麻将机成了茶馆的标配。茶馆引入麻将机节省了牌友洗牌时间，更避免了有人在摆牌时做手脚。在需求的刺激带动下，北村的茶馆数量上多起来。如今，北村的茶馆硬件上要铺地砖、装空调。不过，茶馆老板必须拿捏好尺度，否则会招来派出所的打击。从外观的角度，老板不会为茶馆装修很显眼的门头、招牌，也不搞很大的店面。除了硬件之外，茶馆老板在服务上“卷”起来，服务内容包括提供Wifi、泡茶、跑腿买烟、买饭和看孩子等。
其二，从组织者的角度看，经营场负责人需要是乡村头面人物。经营场属于村庄打牌的高配版，只有个别有头面的人才能经营茶馆。截止2023年，北村先后共有6家经营茶馆，目前仅有一家正常营业。6位经营者中除了一位爱打牌的妇女外，还有老支书、村会计、街上小混混等。对于经营茶馆来说，最关键的是经营者要能聚拢起来牌友。现年70岁的文清在2015年开了茶馆，每桌抽取座位费30元，扣除喝茶、让烟、电费等，一桌能净赚十几块钱。对于茶馆的经营之道，文清总结概括为：“开茶馆就是伺候人嘛！咱这是服务行业，给人家端茶倒水。你在说话上也要和气，不能和顾客拌嘴。但不是说，咱就要低三下四了，不然那就不叫生意了。”
其三，从经营策略的角度，经营者尽可能避免触碰红线。为满足不同群体需求，茶馆可以分为大牌、中牌和小牌三档。小牌以老年人居多，赌注在5—10元。中牌以中年人为主，赌注在20—30元。大牌以年轻人为主，赌注在50元。由于中牌和大牌很容易被认定为赌博，茶馆老板就提醒参与者不要放过多的现金在桌面上。为了汲取教训和避免被警察抓到，现在茶馆老板一律不提供高利贷。总有人来打牌不带本钱，茶馆老板借钱不收利息。除此之外，茶馆老板也要尽力避免打架事件。对于年轻人吵架闹情绪，茶馆老板会把自己关系熟的一方压制住，避免打架和报警。刘小胖的卤肉店兼营茶馆，请混混小舅子王南坐镇，没人敢在店里闹事。
（三）专业赌场
北村人涉足的赌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设在村里的赌场。开设赌场是专业赌徒干的，以此为生、数额巨大，单场赌资达到2万元以上。他们的经营地点不固定，害怕被发现就频繁转移窝点。在2008年，村支书儿子小智在村里开设一家赌场，坐庄吸引村民来推牌九，赌注有100元、500元、1000元不等。每开一局，参加者都要先给庄家100元。这也是魏镇及周边几个乡镇的第一家乡村赌场。小智三十出头，是有名的小混混，因打架斗殴还住过监狱。小智安排比较机灵的小孩子帮忙在村口放哨，让他们发现可疑人靠近村子时及时报信。他还花钱雇佣三个人，在赌场附近负责站岗。据知情群众介绍，大家都知道赌场的幕后老板是村支书。当时，为了给村支书面子，一些平时不赌博的人，也会专门去赌场玩几把，去露个脸、捧捧场。另外，推牌九是个新颖的赌博方式，不少村民都想尝试一下新鲜刺激的玩法。推牌九之后的晚上，赌场里面热闹异常。60岁的周国富平时只看牌，见推牌九很刺激，想试一试。2009年夏天麦收后，周国富拿着卖小麦的200元钱，去体验了一把推牌九，结果输了精光。小智的赌场开了两三年后，经常出没其中的赌徒都背负几十万的债务，好几家都逃到了外地，再也没有回来过。与一般家庭场不同，设在家中的赌场充满了陷阱。在2023年春节期间，小建和十几个狐朋狗友密谋做局，约请那些在外面挣到钱的人一起吃饭喝酒，趁微醉的时候提议打牌助兴，借机骗取钱财。
另一类是设在县城的地下赌场。对于村里的富人来说，他们会去县城赌场玩点大的。45岁的大周是个卡车司机，在县城买了套房子，不跑车时就住在县城。2022年春节期间，大周在朋友怂恿下去了一个地下赌场。从上午打到夜里，大周不仅输掉了十万块钱，抵上了作价20万的半挂车，还欠下了2万元高利贷。凌晨两点钟，大周趁家人熟睡悄悄收拾衣服，连夜逃跑去向不明。事发后，大周老婆怕人堵门要账，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一向爱凑热闹的老周，在儿子逃跑后，闷在家里整整一个月。经营电动车的富强和做干菜调料生意的刘二，都是被朋友带到赌场去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天能赢几千甚至上万元。他们后来便不断加大赌注，结果每个人最后都输了四五十万元，便带着老婆孩子逃到上海打工去了。县城的地下赌场是一个凶险的所在。赌场老板先让赌徒尝点甜头，不断放大赌徒的贪欲，然后将他们的家产一网打尽。
三、北村参赌者的形象差异
在北村群众的眼中，参赌者具有不同的形象。村民会根据参赌者的年龄、经济条件、赌资大小等，给予其差异化评价。这些关于赌博的地方共识，随着人的生命周期和村庄的社会变迁，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一）参赌者的三种形象
第一类，有头脸的“赌博光棍”。20世纪80年代以前，打牌就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可以脱离劳动、掌握一些小权力、有积蓄的人会去打牌。北村内一直有“赌博光棍”的称呼。这里“光棍人”并非单身汉，而是有能力、有头面人的意思。在北村，“光棍”还内含有能打架、不好惹的意味。比如，有两个人正在打架，张三能把他们叫停，就体现他有面子。与北村相距5里地的方村，也有一位“赌博光棍”。老王以前是生产队队长，掌管着生产队的大权。他白天干活、晚上打牌，赢了就可以拿钱，输了就偷偷把集体的财物拿去抵债。通过打牌，他也认识不少其他村的人。当地人有“赌金盗”的说法，意思是赌博的人必须要偷人家东西。他们不是去偷私人，就是利用权力偷集体东西。
第二类，不务正业的赌鬼。没有正经营生也不出门打工的年轻人，要是经常去茶馆打牌，会被村民称为“赌鬼”。40岁的刘大麻子夫妇俩是茶馆常客，一般睡到上午十点多起床，去街上吃个饭，就打一下午牌。对于刘大麻子赌资的来源，老侯颇有根据地推断如下：“去年刘大麻子老婆生了第三胎，偷偷送给人家了，得到8万块钱，约摸着就是用这钱去赌博”。35岁的赵四在上海打工，挣了点钱后也不出门打工了，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等花空了再想着出门去挣钱。村里本分的年轻人对“经营场”带有回避心理，他们害怕自己沾染上“赌博”的不良习性。35岁的小帅说：“茶馆就是个三教九流的地方，啥样的人都有，多是跟骂骂咧咧的人打交道。我清楚里面的门道，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咱就做个老实人最好。”
第三类，生活幸福的老年人。对于村内的老人，无论身处“家庭场”还是“经营场”都是没有舆论压力的。一方面，子女看到父母愿意出去打牌是很开心的。老年人在家里没事干，和年轻人说话又说不到一块去，有时候还看不惯年轻人做事情，除了看电视也没别的事干。子女们希望他们去茶馆玩，那里条件好，有空调。大部分老人年去打牌，都是子女们给的钱。另一方面，在村里人看来，老年人辛苦了一辈子，到了老年就应该歇歇。他们自己创造了财富，完成了养儿子和帮儿子娶媳妇的人生任务。作为对人生前半段辛劳的“补偿”，年老后就可以纯消费。65岁的罗巧丽说：“我就很羡慕淑芬，也不用干活了，七十岁了，手里的钱也够花。每天早上上街逛逛、串个门，再打一下午牌，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就很有意思了。我天天腰疼，一疼我心情就不好，也没办法久坐着打牌，自己在家就能刷刷手机。”在北村，老年人能够打牌，既是头脑不糊涂、眼不花、耳不聋的健康象征，也是有钱花、子女孝顺的幸福象征。
（二）赌博形象变迁的原因
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赌博与高社会地位相关联。“赌博光棍”并不是从赌博中获得地位，而是村中“光棍”参与了赌博。即关键在于“光棍”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赌博是魏镇少数光棍人才能玩得起的活动。赌博就变成光棍们的社交机会，具有明确的门槛和边界。这些村庄有威望的人，通过一起打牌，将关系网延伸到村庄外部。72岁的老侯回忆道：“文清年轻时候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平常就喜欢赌牌，认识的人也要多些。街上两个庄的人在打架，差不多30个人卷进去了。因为打牌的关系，他认识对方村的人，正好那人也是他们村的‘光棍’，俩人一碰面，给村里人说‘不打了，自己人’。大家立即都停手了。”这些“赌博光棍”曾为村民平息和调停矛盾，至今还被大家所尊重。
第二，改革开放以后，赌博与经济实力相关联。改革开放以后，赌博的经济门槛被踏平，村民们只要有钱都可以赌上一把。赌博从村庄精英的小范围活动，变成村民的日常生活一部分。在村民看来，只要没偷没抢，自己挣的钱自己想花就花。赌博既不是正面的事情，也不算负面的事情。在这一时期，赌博就是一种带彩娱乐，也就实现了去道德化。对于赌博，村民有两条底线，一旦违反会被舆论非议。第一条底线是，无业中青年人不可以整天泡茶馆。这些人不工作也不挣钱，属于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迟早要去偷、抢、骗。他们在人生需要积累的时刻，没有资格去享乐。第二条底线是，不要赌到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赌博极其成瘾，且容易引发打架、欠高利贷等诸多次生灾害。当在自己经济实力范围内时，赌徒牌桌上出手阔绰，能够赢得大家赞许。反之，借钱、赊钱参赌的，则会被村民评价为“胡搞瞎搞”。
四、北村赌博的治理难题
在派出所看来，赌博不存在管不管的住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什么时候管和如何去管。但是，在打击赌博的过程中，派出所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其一，派出所在打击赌博时，受制于乡村社会生态。派出所获取赌博线索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群众举报，另一个是自己摸排。其一，群众经常借报警泄私愤。疫情期间，在北京打工的小刘被困在村中，闲来无事召集村里的人来家里打牌。小刘妻子以孩子尚小为由表示反对，小刘不听劝阻仍喊人来家打牌，妻子遂以家中聚赌为由报警。由于小刘妻子报警时没说清楚，警察误入村里的另一个牌场，顺便将其端掉。由于群众多是泄愤型举报，容易提供失真信息。其二，警察自己摸排。警察经常在乡村出警，知晓哪些人喜欢赌博。尤其是，部分辅警、协警更是来自当地，对村中的赌博情况一清二楚。但是，涉赌村民一旦被抓，协警要么被猜忌为是出卖者，要么被期待成为打捞者。此外，和警察玩“猫鼠游戏”的赌徒，逃脱不了线人的眼睛。有村民愿意主动接近派出所，向民警提供情报线索。这些线人既可以借机和派出所搞好关系，也能借警察之手为自己出气。一旦大家知道举报人是谁后，就会在心里给这些人画一个杠杠，疏远他们并伺机耍点小阴招儿。因此，只要不到撕破脸皮的程度，村民并不会踊跃地举报赌博。
其二，派出所在打击赌博时，面临技术性困难。按照当地的规定，桌面上现金达到800元以上或者单局赌注50元以上才达到治安处罚标准。如果每个村的茶馆基本打得都是10-20元/局，以最多输20倍算就是300—400元，一个人输到400元就说明牌气实在太差了。赌注在50元以上的，输赢能超过一千元，构成赌博。经常打牌的人十分熟悉赌博的认定条件，早就有一套应对办法。民警在抓赌时很容易空手而归。例如，国庆和大柱合伙做装修生意，大柱嫌天太热不想出门干活，就到茶馆去打麻将。于是，国庆就举报说某茶馆有人在赌大钱，警察出动两辆警车赶到现场只搜到600多元赌资，只好口头教育一番。派出所大张旗鼓扑了个空，这桩乌龙事件成了村民的谈资，严重损害了执法机构的权威性。
其三，派出所在打击赌博时，存在多方干扰。在2015年之前，派出所到年底了会到每个茶馆变相要钱，数额在1000—2000元，但是有强大背景的那种就不用出。在这种情况下，派出所与茶馆形成了一种共谋。由于派出所与茶馆存在利益关联，自然无法强力抓赌。新任侯所长坚决取消了这个做法，但也尽量不去茶馆巡查。村民老王表示：“听说新来的这个所长家里有钱，屋里做着生意，不稀奇这仨核桃俩枣儿的。一般也不会去打击茶馆。要是县里边抓的严了，他会让协警到茶馆跟老板打招呼，提醒这几天别再组织打牌。”侯所长坦言：“也有人想通过关系送点钱来疏通一下，但是凭心说，我肯定要考虑风险大不大，2000以上就构成犯罪了（徇私枉法罪）。这是徇私枉法的事，我不会为了那一两万块钱把自己衣裳脱了，做人基本的底线要有。”尽管侯所长不会轻易收钱，但是面对来自领导和亲戚的打招呼，还是得给予必要的通融。侯所长为避免被动和受制于人，就在上任后铁腕治赌，避免出现“破窗效应”。
赌博作为一个社会顽疾，绝不是派出所想打击就能彻底消灭掉的。事实表明，生活失序必然滋生赌博。一方面，乡村社会生活变得余裕，村民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用以休闲。另一方面，乡村公共生活日益单调乏味，村民们或是沉迷刷手机，或是沉迷赌博。在赌博的过程中，参与者怀揣着快速获利的贪念，体验着心潮为输赢所牵动的骤然涨落，还能获得智力交锋的竞技快感。刺激、带劲儿的赌博，对冲掉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单调、匮乏。真正涉赌的多数是村庄精英，这些人要么是村干部，要么是致富能手，属于村庄能人。遗憾的是，村庄中的经济和权力精英，并没有成为道德模范。
调研团队成员：李丹、魏珂欣、李茜茜
（文中人物、地名均为化名，图片截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