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
龙岩故事
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些长征中的龙岩故事↓
长征前夕的铁血鏖战
◉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吴承芳 摄）
松毛岭阻击战，是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在东线战场的最后一役。
横亘于长汀、连城县边界的武夷山支脉松毛岭，西为红色区域长汀县钟屋村（今中复村）、河田，连接长汀、瑞金；东为国民党军占领之连城县朋口、温坊地区，成为拱卫中央苏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天然屏障；是中央红军东线战场与江西兴国、石城、宁都北线战场相协同，拒止国民党军节节推进，以保障中央机关安全与红军战略转移赢得时间和空间的重要关隘。
1934年9月初的温坊战斗后，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所部第四纵队调集第三、九、十、三十六共4个师，以及新配备的卜福斯炮营，自9月25日开始，以进占长汀为目的，从松毛岭东麓连城县朋口、温坊向长汀方向松毛岭、钟屋村、南山坝攻击推进。
红军方面，由于苏区反“围剿”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北路军周浑元纵队逼近高兴圩，威胁兴国。鉴于中央苏区北线军情紧迫，红一军团即于9月8日奉朱德“火急”电令驰援江西兴国地域。由此，松毛岭地区红军兵力大为减弱。留驻松毛岭地区红军各部为红九军团三师、中革军委直属红二十四师和福建军区独立第十七团，坚守在松毛岭主峰白叶洋岭、金华山、猪鬃岭、唐古脑等一线战略要地。
从9月26日至29日，红军历经以白叶洋岭为主战场，包括大头坑岭、白石脑、龙胸岭、大坑嵊、猪鬃岭、金华山、钟屋村等主要战斗的松毛岭阻击战，包括后续10月4日红二十四师一部南山坝阻击战斗的伤亡，红军伤亡人数共2200多。
中央主力红军在中央苏区东大门的最后一役——松毛岭阻击战中以7000余兵力，抗击国民党军4个师3.5万余众的进攻，及其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浴血抗敌，前赴后继，付出了重大牺牲，完成了阻击强敌的任务，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东路进攻的计划，保证了长汀、瑞金后方安全和红军长征前的时间、空间和各种准备。直至11月1日，敌人才进占汀州城。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蓝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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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
◉罗广茂捐赠的《军用号谱》和号嘴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展示着一份特殊的文物——《军用号谱》，系全国目前唯一一本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印刷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文物的捐赠者名叫罗广茂，出生于长汀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0年初，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离开古田，分兵向江西转移，途经长汀进行革命宣传。年仅15岁的罗广茂萌发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母亲说什么都不同意。在红军要出发的早上，罗广茂把母亲骗进屋里反锁房门，一口气跑到村头跟着部队离开了。
罗广茂比同龄人矮小，但嗓门很大，部队领导发现后，把他调到红四军第三纵队任司号员，并将他送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经过刻苦的学习训练，罗广茂掌握了各种军号的吹奏。结业典礼上，学校领导给每个学员发了一本《军用号谱》，再三要求学员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好它。
罗广茂带着《军用号谱》回到红四军后，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后调任红十二军101团司号员、红五军团43师师部司号长。工作调动频繁，罗广茂始终把《军用号谱》藏在身上。
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作战时负伤，被送到长汀四都治疗。伤好后，为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罗广茂躲进深山的纸厂做工，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他都将《军用号谱》带在身上。第二年，罗广茂悄悄潜回长汀老家，将《军用号谱》交给母亲保管，一再交代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后来，罗广茂为躲避反动民团的搜捕，到宁化泉上落脚，偷偷把母亲接来生活。为保周全，母亲把从老家带来的《军用号谱》用油纸布包好，反钉到自家谷仓底板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广茂想把《军用号谱》交给国家。可事隔多年，母亲怎么都想不起来藏在哪里。
直到1974年，花甲之年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仓底木板上有一块油纸布。打开油纸布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原来，被油纸布层层包裹的就是他几十年魂萦梦绕的《军用号谱》！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根据宁化县革命纪念馆提供的讲解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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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红军最光荣
闽西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后勤保障基地。作为赣南、闽西各县物资集散地的汀州，当年的手工业、公营工业占了整个中央苏区的一半，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周恩来曾经称赞道：“汀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闽西苏区的宁化，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成为中央苏区的粮食基地。闽西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下，倾尽一切支援前线，支援红军，以巨大的物力、财力支持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为了保证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及准备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的粮食供给，从1934年6月到9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筹粮运动。闽西人民热烈响应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号召，根据8月底的检查，长汀借谷 30954担，兆征县借谷20504担，汀东县借16259担，上杭县借5141担，新泉县借3010担，全部超额完成计划。
在筹集粮食的同时，闽西苏区人民还积极地发展生产，开展增收节支和筹款活动，以组织财力，支援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福建省仅在1934年6月15日至22日的8天中，就收集了铜3200斤、锡410斤、铁1500斤以及子弹壳180斤，表现最好的是兆征县，其次是长汀、新泉。许多妇女将闽西暴动以来剪掉发髻后闲置在家中的金银首饰卖掉购买公债。
长汀红军斗笠厂在1934年前9个月的产量就超过了20万顶，确保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个战士都能戴上一顶新斗笠。中央被服厂长汀第三分厂的工人每天加班，从而使红九军团在长汀出发长征前，在这里得到了棉衣、夹被、救护绷带、鞋子等军需物资的充分补充和更新。长汀人民还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关于“收集5万床被单”“募集20万双草鞋”支援前线的号召，发起募集和捐助活动，凡有两床被毯的群众都捐出一床，甚至只有一床单被的群众也想方设法抽出来供给红军。
此外，长汀中华织布厂、弹棉厂、印刷厂、樟脑厂、硝盐厂、炼铁厂、四都兵工厂等的工人们，在主力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阶段，也日夜加班加点，加紧生产了大量军需用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蓝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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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直属侦察连是红一军团的耳目，主要在前方为大部队侦察敌情，一般不投入大的战斗，在遇到紧急情况下，才当作一个拳头打出去。
侦察连长刘云彪，是长汀县濯田镇露潭村人。他个头不大，外号叫“小老虎”。他带领的侦察连有160多人，都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军政素质较好，武器装备也较优良。全连分为机枪、冲锋枪、步枪、短枪四个排。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26日，蒋介石急令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在红军必经的乌迳、新田、锦陂等地构筑工事，企图阻止红军长征部队向西转移。为了迅速扫除长征路上的障碍，红一军团给直属侦察连下了一道命令：坚决把乌迳新田之敌消灭。
接到命令后，刘云彪立即将全体官兵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着目的地新田急速前进。
10月26日拂晓，各路队伍按时到达前沿阵地。监视敌人动态的侦察员前来报告：敌人约有200人，正在新田墟附近的天昊岭山地上挖战壕、筑工事，敌指挥部设在新田墟的炮楼里。刘云彪立即下达命令：左路监视炮楼行动，中路全面进攻，右路掩护进攻。他亲自率领中路部队乘敌人不备，首先向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敌人仓促应战，还没听清枪声来自何方，就断送了几条性命。紧接着右面山头的枪声也响起来，整个新田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战士凭借地形掩护，冲锋枪、步枪、短枪一齐射向敌阵，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乱作一团。新田墟炮楼里的敌人见前面山头上的守军与红军打得吃紧，便派兵前去增援。当敌人刚出炮楼不远，就被红军战士一齐开火，一阵猛烈地扫射，把他们压了回去。
此时，山地上的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山头的敌人拼命抵抗，死守阵地，红军战士一时难以攻破敌阵。这时，监视敌炮楼的部分战士加入了正面进攻，用机枪掩护，其他战士冲出掩体，猛冲猛打，杀声震天。敌人看到红军来势凶猛，自己又缺少增援，丢下20多具尸体，东逃西窜，仓皇向外逃命。
新田之战是刘云彪率领的侦察连突破蒋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锁线打的重要一仗。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蓝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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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等高线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造成红军在战斗中大量减员，兵力严重不足，同时为即将开始的战略大转移补充兵员，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自1934年5月至红军长征出发前的9月，五个月中发出了两次大规模扩红的号召。
在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中，位于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的一座客家廊桥诉说着闽西苏区的这段荣光。这座客家廊桥又被称为叫“红军桥”，是当年红军在中复村的征兵处。在这座廊桥的柱子上，有一道用刀刻出的离地约1.5米高的刻线，见证了闽西儿女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的历程。这条线是当年红军刻下的征兵线，身高超过线、高于一米五的年轻人才能扛枪去参军。因为当年红军使用的是汉阳造步枪，刚好一米五长，要背着步枪跑，身高至少得一米五。征兵刚开始的时候，征兵线只是临时用一根线或用笔画一下。一些身高不够又想当兵的年轻人就半夜起来，偷偷把征兵线改低。后来，红军知道后才刻了这条线。用刀刻后，身高还差一点点的年轻人昂着头、踮着脚，争先当红军。这条线，被当地人称为“生命等高线”。这条征兵线是对生命的丈量，年轻的闽西儿女选择投身革命，向死而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他们于水火，只有跟党走才会有出路。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21日报道，长汀县自1933年12月至1934年5月1日止共扩大了三千二百一十四名红军，超过原定数目八百六十四名！
广大闽西苏区妇女也积极响应扩大红军的号召，她们不甘示弱,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甚至直接上前线参军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前，“中央苏区红军家属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上杭等区乡甚至占2/3”。
闽西在第五次反“围剿”后期掀起的扩红热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为红军补充了充足的兵员。长征出发时的8.6万中央主力红军中，闽西子弟兵近2.6万人，占总数的近1/3。红军到达陕北时，闽西子弟兵仅剩下 2000余人。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平均每前进一里路就有一位闽西子弟壮烈捐躯。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蓝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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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渡金沙江
红军当年渡江所使用的船只
1935年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进入云南后，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决定渡过金沙江北上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
5月3日，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接到抢夺皎平渡口的任务，当晚就赶到金沙江边。在干部团有这样一支专门打通部队过险要通道的工兵连，他们常常任务重、时间紧、条件极其艰苦。刘始明就是这些坚强战士中的一个。
刘始明，上杭县人，长征时担任一纵队干部团工兵连一排排长兼教员。5月3日当晚，刘始明率领一排在江边侦察敌情时，意外地俘获国民党军的木船和驾船民工，他当即决定连夜组织突击队过江。由于江面雾大加上守敌麻痹，突击队很快完成抢滩登陆，占领皎平渡渡口，且在渡口又缴获5只木船。刘始明立即抽调水性好、身体强壮的战士组成10个划船组和10个抢救组轮流驾船。6只木船很快回到南岸，满载干部团迅速过江，扩大战果，占领皎平渡附近山头。5月9日，经七天七夜连续抢渡，中央红军全部顺利过江，刘始明的一排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高度赞扬。
就在一排驾船返回接应部队时，干部团炊事班忙得不可开交。老班长郭昌海带领炊事班战士又是煮稀饭、又是熬辣椒汤，肩挑手提地送到江岸。他知道奔袭了200多里的战士们还粒米未进。
郭昌海，新罗区人，长征时担任一纵干部团炊事班长。在长途跋涉中他摸索出一套绝妙的战地炊事本领，他身上总是预备几块松明。无论狂风暴雨或是晨霜湿雾，生火时松明一点就着，又快又顶事。他还发明了雨中埋锅烧饭不息火，湿柴干烧夜间煮饭不露火光等技术，极大保障了行军效率。陈赓团长赞扬说：“郭昌海总是有办法的。”
当郭昌海和炊事班的同志站在岸边，看着战士们喝着他们亲手烧的辣椒汤和加了盐的稀饭，一批批渡过江去时，脸上露出了微笑。
5月3日至9日，经过7天7夜连续奋战，2万多人的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又一次打破了国民党的围攻计划，成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长征取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石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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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路上的留款和字条
在湖南郴州汝城县永丰乡黄沙岭下，流传着何凤莲一家帮助红军的动人故事。
1934年10月底，由闽西地方武装组建和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抵达湖南边境。时任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朱良才因腰部有伤，陈树湘师长指示他带着师部的同志及伤员从另一路先走。最后他们到永丰乡黄沙岭下休整。
村里有位大嫂叫何凤莲，一家三口很穷，全靠在屋门口摆个小小的茶摊补贴家用。
一天下午，红军部队进入这个小屋场。何凤莲立即把红军迎进屋里，嘴里热情地喊着：“同志们辛苦了，请喝茶！”
一位红军连长和蔼地问道：“老乡，我们有30多人，受了伤，有的患病了，需要治疗，住你家方便吗？”
“说哪里话，你们革命连家都不顾，我们腾个房子还不应该吗？”
这支30来人的红军部队就在何凤莲家住下了。为了让战士们睡得舒服些，何凤莲把晒得干干净净的稻草一捆捆地背来给战士们铺床。战士们安顿下来后，她又马上替战士们烧水洗澡。为了使战士们在山村里吃好，何凤莲特地带红军炊事员到菜园里，说：“你们想吃什么，就自己到园里摘，住在这里就是在自己家里，千万不要客气。”她年仅八岁的儿子小望春天天上山捡碎柴松枝，给红军叔叔烧水煮饭。战士们非常喜欢小望春，红军炊事员做了好吃的，也总是盛一碗给小望春吃。
几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出发这天，何凤莲和她的丈夫张东远带着小望春站在家门口，依依不舍地送别战士们。
红军走了，何凤莲一进屋，就发现方桌上红军留下的钱和一张字条，写着：“大哥、大嫂：我们在行军的路上，你们全家倾注着深情厚爱，关怀和帮助自己的子弟兵，使我们十分感动。这些钱是我们应该给你们的，请收下吧！我们一定多打胜仗，报答你们对我们的关爱。”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根据《红军长征在汝城》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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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中央医院
开国中将傅连暲
傅连暲，长汀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并以原长汀福音医院全部药品和设备为基础，在瑞金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长征前，他任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编在“红章”纵队。长征途中，傅连暲在粮食药品极度缺乏、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的困境下，担负着中央机关和红军领导人保健工作的重任。他以其精湛的医疗技术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抢救了无数红军战士的生命，也保障了中央机关领导的健康。
1937年抗战爆发前，陕甘宁地区没有一所固定医院，只有随军流动的红军医院，延安城里也只有几家诊所。
1939年4月，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的傅连暲与外科大夫何穆奉命筹建中央医院。医院建造在延安城北约5公里处李家坬村旁的向阳山坡上的九层土窑洞里，共有40多孔窑洞，布局整齐，气势雄伟。傅连暲还从延安各机关、学校物色一些曾经学过医、护、药、检的人员到中央医院工作，并派人采购了医疗器材。11月7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并开展门诊，傅连暲兼任中央医院院长。1940年12月，改由何穆担任中央医院院长。
中央医院创办初期，有病床30张。1941年可收容80位病人，1942年初发展到110人，1943年达180个床位。医院先后开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十几个诊室。
1942年12月，傅连暲重新兼任中央医院院长。在傅连暲的领导下，中央医院人员不断加强，设备不断补充，制度不断完善，成为延安以及整个解放区的医疗技术中心。
1945年，中央医院发展成为具有300张床位、300余名工作人员的分科医院。
据统计，在延安中央医院成立的8年中，该院妇产科接生了3000多个孩子，后来这些孩子绝大多数成长为新中国的栋梁之材。该院共救治了各科伤病员1.5万多名，历年平均治愈率达97.25％，显著高于同时期中国平均医疗水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除1941年因农村旧式接生难产病危始送医院而死亡2人外，其余无一人死亡，创造了医学史上的奇迹。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石少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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