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地
“立言”向来是中国学者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老子或许并非被迫留下了“五千言”，而是通过对道与名的深思确立了立言的正确方式。
原文 ：《老子何以立言》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苟东锋
图片 | 网络
“立言”向来是中国学者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为人生“三不朽”之一。《道德经》或许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私人著作，其立言方式却令人费解。
如所周知，老子在这部书一开始就声明“道可道，非常道”，并一再强调“知者不言”“希言自然”“多言数穷”等，这好像在否定自己所立的言。白居易有诗一首，专表人们在阅读《道德经》时的这种困惑：“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读老子》）
有此疑虑的不止白居易一人，之前司马迁在撰写历史上第一部老子传记时就有同感。不过，他用一则传说作解：“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是认为老子本无意著书，在关令尹喜的强求下才留下五千言。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似乎解答了人们对老子立言的疑问。然而，一方面，司马迁的老子故事多取材于道家著作特别是《庄子》，而后者“寓言十九”，或非信史；另一方面，即使这个故事确有其事，也仅具象征意义，并没有从理论层面讲明老子对立言的态度。因此，问题依然在那里。
我们仍需从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来考虑这一问题，但在此之前，有必要了解老子的个性特点和思维方式。《道德经》第二十章可以视为老子本人的一段内心写真，其中有言：“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深切剖析了自己，认为他的最大特点就是与众不同。众人多自以为是且往往谜之自信，老子则觉得自己非常笨拙和另类。这种另类最初大概出乎性情，后来则成为一种因为领会了道的观念而生发的自觉。由此来看，“道可道”一段必然不是凭空议论，而是有针对性的。
可以推想，在老子写下这段话之前，一般人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言可载道，正如墨子所讲：“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墨子·贵义》）用语言文字传道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却忽略了语言本身的有限性，后来庄子就在老子基础上将世人的这种偏颇性表达了出来：“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学会了书写，就自以为找到了通达道的途径，进而依赖文字，迷信书籍，竟忘记了道的本来面目。
老子深刻地意识到，当人类结束了“结绳而用之”的理想时代之后，就堕入了一种凭借文字和文本的力量而“为学”的时代，而“为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远离“为道”的方式呈现的，这就是老子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以知识的增加为原则，其表现形态或许是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为道”则以知识的减少为原则，其具体形态则是一个有智慧的圣人。这说明“为道”以“为学”为前提，否则减少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为道”不限定在知识上，而以超越知识为指向，通过不断做工夫以消减知识给人带来的僵滞和自满，回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所谓“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的工夫论表现在认识论上即“无名”，“无名”不是不要“名”，而是回归自然，庄子所云“名止于实，义设于适”（《庄子·至乐》）是也。“实”总在流动，“名”也随之迁变。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执迷于以“为学”的方式“为道”，这其实是以增加的原则去寻找以减少的原则才能找到的东西，不是南辕北辙吗？在老子看来，人们迷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认真严格审视“道”的观念。“道”字在老子之前已经产生并被广泛使用，本意为道路、路径、途径。人们只有通过道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道就被引申为事物遵循的必然法则。此时的道或多或少还与道路的意象或具体的经验事物相联系，比如“道阻且长”（《诗经·蒹葭》）、“天之道”（《左传·庄公四年》）、“人之道”（《国语·晋语》）。老子则直截了当，将道视为万物产生的根据，如说“道者，万物之奥也”“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渊兮，似万物之宗”等。显然，道被理解为万物的真正的、根本的和终极的原因。老子对道的这一期待造就出一种全新的道论，即既然道是万物的原因，那么道就不是物，道物二分。
具体而言，当人们注意到自然与社会中千奇百怪的各种现象之后，就进一步想了解现象背后的原因。人们最初发现，所有事物都处于因果链条中。比如中国先人将所有的现象概括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之间遵循相生相克的原则。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过来，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既然所有事物都遵循因果律，其原因总可以追溯到其他事物，那么世间万物的原因都可以找到。按照老子的说法，这就叫“天下万物生于有”，每个具体事物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其他事物。然而，作为所有事物的集合的万物的原因是什么呢？万物的原因一定不是遵循因果律而找到的其他物，否则就漏掉“其他物”而不是万物了。那么，它是什么呢？如果万物为有，就只好用无来表示它，这就是老子的“有生于无”。
领会了道物二分就会明白，不能以物的方式去理解道。物的方式也就是对象化思维，其运思特点是总指向某个对象，所对应的形式即未经反思的日常语言，尤其是文字和文本，老子称之为“可名”之“名”。这就将老子引向了一个问题：人类是否可以通过“立言”而通向道？“道可道，非常道”的说法看起来否定了这种可能，实则引入另一种可能性，从而肯定了这个问题。老子认为尽管“可名”之“名”不能，但“常名”可以通达道。
“常名”即恒常、永恒、常存的“名”。一般的“可名”之“名”由于所指对象不断流变，就不得不随之变化，“常名”则是一种永远不变的名，因为它不指向任何对象。冯友兰曾解释说：“我们称桌子为桌子，意思是说，它有某些属性，由于有这些属性。它就能够名为桌子。但是我们称道为道，意思并不是说，它有任何这样的有名的属性。它纯粹是一个代号。”（《中国哲学简史》）这个纯粹的代号就是老子所讲的“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的那个超越了时间的“名”。这种“名”超乎想象，因为一旦想象，就有对象，有了对象，就已经是“可名”之“名”了。老子的道论就此而言是革命性的，它彻底掀翻了此前的旧宇宙论。《道德经》反复提及“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象帝之先”，就是有鉴于“天地”或“帝”作为宇宙的终极根据依然是可以想象的。老子则以为，如果我们寻找的确乎是万物的根本原因，那么它必定超乎想象。
超乎想象的东西如何想象？有一个办法，即想象或命名一个东西，再加以否定，由此倒可反衬出某种轮廓，就如烘云托月一般。正因如此，“常名”又称“无名”。“无”就是否定，“名”即“可名”之“名”。后者的对象是物，对物的认知必须通过感性，于是就可以通过否定感性认知来谈道。所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物”。这种通过正面描述物又否定这种描述，进而间接呈现道的方法就叫“正言若反”。
至此可知，如果人类通过立言是要追寻道，那么老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结论是不能以习以为常的“可名”之“名”，而应从“常名”的角度立言。由此回到最初的问题，老子或许并非被迫留下了“五千言”，而是通过对道与名的深思确立了立言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