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宋庆龄不顾病体难支毅然前往北平（今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频共振，并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成立，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6月19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宋庆龄：“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6月21日，周恩来也亲笔致函宋庆龄：“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程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这两封信，均由受中共中央指派的邓颖超面呈，她与廖梦醒（廖仲恺、何香凝之女，曾任宋庆龄秘书多年）于6月25日抵沪，当天就与宋庆龄会面。此时，宋庆龄正受疾病困扰，如她在6月14日给王安娜（曾任宋庆龄的外文秘书）的信中说：“我虚弱的体质使我恢复得很慢。昨天我试着多工作了一会儿，就感到头晕得厉害，差点儿晕倒。”6月27日，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有日抵沪，当晚孙夫人即约谈，其情绪很兴奋，盼孙一定来平。但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今日廖梦醒又往晤孙，谈话间颇感盛情难却，表示考虑……”
廖梦醒在《我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中回忆：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快要开会了。毛泽东和恩来同志写了信请庆龄同志来京，并派邓大姐和我去接。到了上海，邓大姐叫我先去看她。庆龄同志说：“北京是我的最伤心之地（按：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我怕到那里去。”我说：“北京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
6月29日，邓颖超又来到寓所，同宋庆龄会面，说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恳切盼望她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深入交谈，宋庆龄“立时果断地、高兴地”同意北上。
6月30日晚，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宋庆龄出席并发表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她因身体抱恙，由邓颖超代读，祝词中说：“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林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鉴于宋庆龄病体难支，中共中央于7月1日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在宋庆龄北上时“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陈毅非常重视，指示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组织一列专车”。
8月26日，由邓颖超、廖梦醒、管易文等陪同，宋庆龄从上海寓所出发北上，她看见“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驶过去”“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据管易文《忆毛主席亲迎宋庆龄》一文回忆：“偕同邓、廖二位送宋庆龄赴北京。车到天津暂停，由黄敬安排食住，同时打电话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他要亲自到车站去接宋庆龄。我们把专列到北京站的时间与毛主席去接的时间安排得正相吻合。”
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抵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50余人的热烈欢迎，并接受儿童献花。毛泽东与宋庆龄热烈握手：“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表示：“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作者：郑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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