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杨苡（图右）与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合影。
新成立的外语系
1960年，南京师范学院要成立外文系，原先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大专性质的俄文专修科。一般大学的外文系，最强势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德语，至少民国时是如此。只有一个俄语，听上去有点奇怪，但那时很正常，因为1949年以后外交上就“一面倒”，什么都学苏联。结果俄语的地位就上去了，变成学外语的首选，不单大学里，中学也有不少学俄语的，分成英语班、俄语班，到“文革”时都还是这个情形，我知道的一个学校，初中开始有外语课，一半的班级是学俄语的。学俄语的人太多，哪来那么多懂俄语的老师？有很多学其他语种的，就半路出家教俄语。
南师这时候要办外文系，不知是不是因为中苏交恶，又需要其他语种的人才了。
负责筹建的陈国华到处招兵买马。他是归国华侨，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爱国，热情很高。他先后找过徐克刚、娄绍莲，他们都像我一样，是南京文联翻译组的人。应该算自由职业，各人自己在家搞翻译，没单位，不拿工资的。不像我，《呼啸山庄》之后，就没怎么搞翻译了，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译。
现在进高校，求之不得，当年进单位，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那时稿费高，一直译书，能出版的话，收入比当教师要高，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徐、娄都不愿进南师，徐在翻译一位东欧作家的小说，娄绍莲则在翻译巴比塞，和出版社有合同，到时就得交稿。巴比塞是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员，译他的书名利双收，所以陈国华那边，她一口就回绝了。
文联也帮南师做过他们工作的，说有固定的工资可拿，娄绍莲和徐克刚根本就不考虑。这样才又通过赵瑞蕻找到我。赵瑞蕻先就替我答应了下来，他觉得当大学老师也还有面子，另外确实有一份收入，家里负担也轻点。
陈国华因前面被拒，有点扫兴，不过和我面谈时还是很兴奋，他有他的计划，说他和我可以把文学课上起来。他原以为是要做系主任的，没想到后来宣布张士一是系主任。张士一留学美国，学的教育学，之前是南师政教系的系主任，现在调来管外文系了。
陈国华想大干一场，找娄绍莲、徐克刚和我这样的人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都翻译过文学作品，我还是作协的，搞一点写作，自然偏文学。过去大学里都叫“外文系”，“文”是语文，也是文学，院系调整以后，不叫“外文系”了，改称“外语系”，强调语言学习，重实用，文学不怎么讲了。我上中西女校时，课本里就有文学，过去大学的外文系，都很重视文学，像联大外文系，高年级的课都是文学课，哪有学外语把文学撇在一边的？陈国华燕京出身，当然想恢复习惯的教法。他的兴奋劲，也来自这里。
最后他做了系副主任，有点失望。张士一只重语言，他是正职，外文系当然是往那条路上走了。当然，陈国华就是当了系主任也不能自做主张，大趋势摆在那里。
张士一是老资格，比范存忠资格还老，以前在中央大学教书时，却比较边缘。那时范存忠是系主任，他拿了博士学位的，张士一没有。范存忠对他的英语不大看得上，有次范先生和我们聊天，开玩笑说，张士一那一套，只能在弄堂教教弄堂英语。
张士一的一套，是特别重视国际音标，弄得外文系上上下下特别强调这个。我不会这个，念中西女校时根本没学过。联大外文系倒有这课，潘家洵教的，但他说国际音标是个拐棍，学会了就可以扔了，不能仗着它学外语。所以我也没很当回事。南师外文系里的年轻教师在英文单词上一个一个注上音标，看我不注，就问，没音标怎么念啊？我说，就这么念啊。
张士一当系主任后和大家见面，让每人念一段英语给他听。他在办公室里，我们坐外面走廊等，等于考试，又像挂号看病似的，我觉得特别别扭。我也不知会不会考我音标，还有点忐忑。结果进去，我念了一段，他笑说，很好，很流畅。就过去了。
这样我就成了南师的人。
格格不入
南师校园就是过去的金陵女子大学，很漂亮，我中西毕业时还动过念头是不是上金女大，母亲抗战时期到了重庆，也曾希望我从昆明转学到成都华西坝的金女大，没想到人到中年，我跑这里教书来了。当然，金女大剩下的只是一个校园，和原来那所学校完全不是一回事。院系调整以后，教会学校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女子中学还有（我知道的，“文革”前南京至少有四所女子中学，赵苡、赵蘅上的就是“四女中”），只招收女生的大学，那时也已经没有了。
对我而言，学校里的一切对我整个是陌生的，除了校园。前面说过的，我一直没有“单位”，在《雨花》虽也上班，身份却是“特约编辑”，临时性质，而且前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到南师，是正式的入职，从这时直到退休，我一直算南师的人，退休了，也是领南师的退休工资，但我总感觉是外人。
说不清楚这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少在水利学校时还没有。
虽然几度在学校代课、任教时间都不长，但总也算是教过书的吧？而且教的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英语，还用英语给外国人上过课，教英语，应该不难吧？谁知到了南师，我发现自己完全不会，不知怎么教了。
有规定，教课先要集体备课。说实话，解放初我参加集体活动算积极的，但备课干嘛要“集体”呢？我的那些老师，各教各的，我完全想象不出来他们怎么坐一块儿备课，——范存忠、陈嘉他们谁听谁的？年轻教师也没这样的。
在南师，不光要集体备课，还要写备课笔记。统一发的笔记本，到时候要收上去检查。备课分成若干个小组，有次我们这一组的组长冯瑞生来收，发现我本子上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问我教案呢？备课笔记呢？我不懂什么叫“教案”，也不知怎么写备课笔记，怎么写教学大纲。他就问，那你上课怎么教呢？我把教材拿给他看，上面勾勾划划的，还有些我加的注。冯瑞生脾气挺好的人，也不说我什么。据说学生有反映，说我根本不会教课，课上尽是东拉西扯，想到哪说到哪。我也的确不知道怎么教，问冯瑞生，他告诉我，先教生词，而后再教句子，最后再教整篇课文。
其他人就不同了，对我们这些过去受教育的又是看不惯，又是看不起。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出身，我说的英语是美音。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连带着美音也不吃香了，英国式的才是标准的。但其实好多人硬学国际音标弄出来的英语不伦不类，经常我们旧式学校里出来的都听不懂，反过来也一样。有一阵，系里规定（要不就是约定）大家在学校共同备课时相互之间要说英语，大概是为了提高水平。我很不习惯，年轻的抱怨听不懂我的美音，我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上课又有一套僵硬的规定，我也不习惯。这时和苏联已经闹翻了，但过去一切向苏联看齐时搬来的“凯洛夫教学法”还很盛行。会这一套的人很得意，我记得还翻看过相关的书，内容全记不得了，实在是看不下去。倒是记得系里有一位常说得神乎其神，说下课铃响时，最后一个句子正好讲完，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不晓得是凯洛夫书里有的，还是他的发挥。我听了就反感：这算什么本事？课上得好不好，就看这个？这跟体育比赛掐秒表似的？从小学念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教授，从没见过有在意这个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根据这个评价老师的好坏。联大的老师讲到哪里算哪里，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但过去的一套都吃不开了，我觉得格格不入。
那时候南师有公共外语课，当然是外语系的教师去教（不像后来有专门的大学外语部）。外语对外语系的学生是主课，对其他系的学生是副课，按道理当然是教本系的课要求高，像我这样不适应新式教学的，就被派去教公共外语。不是主课，外系的学生大多不当回事，糊弄过去就完了。所以教了几年书，学生对我没印象，我对学生也没什么印象，有少数学生有些来往，比如中文系的冯亦同，他是外语课的课代表，一直到我老年时，还年年带了鲜花来看我，但主要还是因为喜欢文学，他学生时代就发表过作品，“文革”后又在南京作协工作。
教公共外语需要很多人，有些外系的人，留过学的，也被派去教外语。孙增敏就教过。她是留美学幼儿教育的，说起来还是我的老师。我在中西女校念初中时，她教过我们历史。那时中西还没在教育部立案，历史课不讲中国史，讲欧洲历史，从古希腊讲起，全用英语讲。特洛伊木马那些神话故事是有意思的，但是有太多的人名很难记（我只记住了海伦、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数得过来的几个），而且太陌生，头绪太多了，记不住，大家都不感兴趣，课堂上不大安静，孙老师是初当老师，脸皮子薄，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原本就是中西毕业，燕京毕业后算是回母校服务，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去美国留学。当时就说好了的，学成之后要回国任教，这样就到了金女大，院系调整后就成了南师的教授。有次全校听报告，我看到她，问她，孙老师，您还认识我吗？我八岁就在中西直到十八岁，整整十年，学校学生总共又只这么些，虽然好多年过去，她还是很快认出来，连说，静如，静如！
同教公共外语，我们在一起备课，都是美音，都被正统派看不惯，“臭味相投”是必然的。还有一个熊子敬，我们到一起就免不了发点牢骚，嘲笑时行的教法：一个词一个词地念，同一个词，升调一遍，降调一遍，Dog上去，Dog下来，夸张得可笑。还要专门教怎么连读。句子原本就是连着的，读熟了自然就连起来，哪有这样硬连的？
教的内容也很奇怪，记不得有些内容是不是教材里的了，但《宋定伯捉鬼》肯定是教过的。当然是译成了英语来教，学英文偏要学译文，太奇怪了！
“乌合之众”
南师外语系的英语课，主要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师资撑起来的。教育学院原来叫“南京教师进修学校”，轮流培训中学教师。这个学校很奇怪，1952年七拼八凑成立起来的，不像其他学校，原来有底子，它收编了不少其他单位进不去的人。江苏教育学院解散时，有一部分就并到了南师。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是“乌合之众”。
过来教外语的人当中，好几位我都熟悉。资格最老的是童润之。他是穷苦出身，在美国拿到教育硕士。回国后在好多学校任教，当过省立教育学院副院长的，解放后在江苏教育学院，一直是搞教育学的，到南师却到了外文系教英语。
还有一个张庚年，金陵大学毕业的。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干过一件大事。就是1927年“南京惨案”时，要办交涉，一时找不到外语好的人，就找到了张庚年，到英国军舰办交涉。当局对这个年轻人很欣赏，毕业后就让他进了外交部。后来被派驻国外，在德国做过领事。后来也安排到教育学院去了。还有个焦永琦，经历也很奇特。他家在东北，苏联红军打过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在车场里拣煤核。红军问他怎么不上学，他说穷，家里都破产了。红军看这小孩伶俐，就收容了他，培养他。他是跟苏联红军学的文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解放初他是吃香的，算军队的人。国民党第一个起义的人，我忘了名字了，跟苏军打交道，就是他当的翻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他倒霉了。他哥哥被国民党抓壮丁，成了国民党兵，后来被俘虏了，因什么事关在监狱里。他跑去探监，变成和坏人划不清界线，立场成问题了。批他，他自以为根正苗红，还争辩，说他没穿军装去探监，意思是他是穿便衣去的，不是军人的身份。后来就复员到了江苏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有很多不好安排的人，加上我这样的散兵游勇，到了南师，都变成了一个身份，叫“教员”。没有职称，不是讲师，也不是教授副教授，像是学校等级序列之外的“不入流”。论工资，要比讲师高点，一律八十五元八角。也不知标准是怎么来的。一开始童润之那么老的资格，也拿这么多。我则是一直拿到退休。
“教员”这个身份是很边缘也很模糊的。入职不久，有次工会开会，我以为也得参加，最后又不叫去了，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上什么学
我从《雨花》辞职到进南师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为赵苡、赵蘅学业操心的时候。赵蘅1960年初中毕业，因喜欢美术，同时报考了中央美院附中和南艺附中。我小时喜欢画画，曾动过报考美术学校的念头，被母亲阻止了，赵蘅也算是替我圆了梦。除了我支持，她也从画家那儿得到鼓励。南师美术系的秦宣夫，早年留法的，他一家跟我们很熟，赵蘅叫他“秦爸爸”，叫他夫人“秦妈妈”，他们的三女儿秦志钰（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导过《杨开慧》等片）和赵苡、赵蘅念的都是四女中。考美院附中要提交报考作品，就是秦宣夫到我们家帮她选的画。他一张一张看，不时赞两句。赵蘅站边上一声不吭，大气不出。她是特别胆小，没什么自信的，见人就躲，画也不敢让人看，秦宣夫夸几句，自然让她自信心增长了不少。
两个学校都考上了，我问秦宣夫的意见，他说，当然去北京。秦志钰高中毕业，那一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赵蘅跟她是同一趟火车去的北京。秦宣夫和我们夫妇到火车站去送，秦宣夫看着火车开出站，对我叹了句：唉，这两个傻闺女！
赵蘅其实还喜欢写作，不管画还是写，都很勤奋。勤奋这点上，她像她爸爸。赵蘅从小就听话，就是反应慢，不大说话，在家里被笑话，说成“二木头”。也不知为什么，从小我对她就比较严厉，有点像我母亲对我。虽然赵苡、赵苏都有点怕我，不怕赵瑞蕻，但赵蘅对我的话是更不敢违悖的。我带她去见严文井，让严文井给她点写作上的指点，她缩在后面怯怯的，一声不吭。你要说她胆小吧，她十四五岁就一个人到北京念书，并不害怕，从那以后工作、结婚、离婚，一个人闯，又还蛮独立。
赵苡比赵蘅大几岁，早几年初中毕业，升学的事自然更早些，说在后面，因为报考和之后的经历，更有故事。
赵苡四女中初中毕业后，有个选择，是念高中，还是念南艺附中。她自己想升高中，以后念大学。她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但文科很好，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念的。我则想让她上南艺附中。我们从东德带回了钢琴，赵蘅、赵苏在莱比锡时我就让人教他们了，赵苡这时开始学，却比他们学得快、学得好，我就想让她走这条路。赵苡有些不愿意，去报考之后更不干了，是我逼着她去面试的，第二天考，夜里三点我让她起来练琴，她眯眯瞪瞪的，也只好听我的话。
怎么报考一趟之后就越发不愿去了呢？说来也可笑。赵苡之前念的四女中是女校，女儿国似的，除了有少数男老师，校园里看不到男生，南艺附中当然是男女同校的，她报到时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男生，长得高高大大，言谈举止都比较粗鲁，哪像女生之间那样？在她眼中，他们表情居然都显得有点“凶”。这位大小姐给吓着了，回到家大哭，说她不去上那个学校。
她是通过了钢琴考试入学的，照理应该是学钢琴，但那时正大批“重洋轻中”，鼓励学传统乐器，她的班主任就劝她改学琵琶。赵苡回来跟我一说，我就给否了，弹琵琶要留长指甲，不像后来戴假指甲，那还怎么弹钢琴？赵苡回去一说，班主任还不肯罢休，搬出大帽子来压，说你妈妈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说，报上还在批她，她再反对，你就给报纸写信，揭发她。
班主任说报上批我，是事实，就是为前面说的两篇儿童文学的事。本来那些个小说不见得有多少人看，《新华日报》一批就尽人皆知了，那时候识字的人都看报纸，南京就一份《新华日报》。挨批是我的软肋，人家就像抓着你把柄了。这样赵苡就改学了琵琶，主修琵琶，副修扬琴。
文代会
说到挨批，等我进南师以后，事情就算过去了。顾尔镡可能是对的：上面压力大，要应付，拿我开刀最合适；我和谁都是无怨无仇的，风声过去，也就不提了。当时我可没那么轻松就过去，1960年江苏文艺界在苏州开文代会，也让我参加，我还嘀咕：又要批我吗？一大拨人到一起，少不了开成批判会。有批判就有检讨，像是随时准备着的。在苏州会上，陈瘦竹就准备做检讨的。他有一篇小说，其实是写他和方光焘的矛盾，曲终奏雅，两个人和解了。我现在已想不起这小说为什么挨批了，当时陈瘦竹有点紧张。开会休息时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杨苡同志，安排你什么时候做检讨？我说，没人叫我检讨啊。他就一顿，脸上露出很狐疑的表情。我不知是不是有人通知他了，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也没敢问。
一直到会议结束，也没人跟我提检讨的事。我从《雨花》辞职后，就没怎么参加文艺界的活动了，这次开文代会，通知到了南师，南师的人还奇怪：你是作协的人啊？那时对作家似乎还高看两眼，参加省里的会，周围的人觉得好像就不一般了。我挨批之后，多少有点体会到艾煊所说的那种人情冷暖，周围的人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了。
批我是文艺界的事，学校毕竟隔着一层。参会好比重新回到作协圈子里了，到苏州我起初还是有点自卑的，我想，你们不理我，我也不往上凑！谁知在会上接触下来，遇到的人对我都不错，就好像没发生过批我的事。这本来应该让我高兴的，也的确开心，只是心里说不出的还是有几分别扭：他们怎么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呢？大会上也没怎么提批判的事，反正没点我的名。
我现在这又算是自己人了吗？你要说是翻篇了吧，也没人跟我说，好像是不需要解释的。最滑稽的是有个南艺附中的人，也来参会的，见到我热情得很，为逼我同意赵苡改学琵琶，对我说：报上批过的，你还不认清形势，坚持“反动立场”？跟老熟人似的，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罗根泽先生（1900-1960）。
罗根泽之死
不过那次文代会上，人情温暖的感受这些，都算是小事了，一提起那次苏州之行，我联想到的，总是罗根泽的死。
有天晚上正在吃饭，工会主席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罗根泽跳楼自杀了。我听了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我和陈瘦竹、沈蔚德在同一桌，我根本没心思吃饭，把这消息告诉了沈蔚德，她马上告诉了陈瘦竹。陈瘦竹显然很受刺激，拿筷子的手都在抖。他马上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是谁也说不清的。能肯定的就一条，他是跳楼。
那时有个说法叫“自绝于党和人民”，如果报纸广播，或是大字报里出现这句话，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说这人自杀了。旧社会走投无路才自杀，新社会不该绝望的。所以自杀是件不名誉的事，不是“畏罪自杀”也有“畏罪”的嫌疑。自杀的人，追悼会都没法开。首先怎么交代死因就是个问题。罗根泽的追悼会是范存忠代表学校致的悼词（范先生当时是副校长），悼词里说的是因病去世。若不是这样，范先生追悼会上怎么说？
罗根泽是在鼓楼医院跳的楼，他因检查出很重的肝病，已住院一段时间。有天早上医护查房时，发现窗户开着，人不见了。
那时没有现在的高层建筑，三楼并不是很高，跳下去不见得就能当场身亡，不过发现时已是救不过来了。据说是脸冲下趴着的，人完全变形了。南大的人曾经想让医院给化妆一下，回说摔得太厉害了，根本没法化妆。结果追悼会上遗体的脸一直是用一块白布盖着的。罗太太章曼仪受刺激太大了，几次哭着扑过去要把白布揭掉，都被拦下了，我也拦着她。听她哭着说，不让我看一眼，怎么让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在一边心里真难过。
前面已经有好几处提到罗根泽了，还是在重庆的时候，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我们两家就开始有来往了，从重庆到南京，从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两家一直走得比较近。罗是老师辈的人，我们都是称罗先生的，又是中文系的名教授（我和赵瑞蕻都是外语出身），照说是有距离的，两家关系较密，主要是罗太太章曼仪和我来往多，她和我都是天津人，常在一起唠家常。两家孩子也在一块玩儿，他们小儿子罗芃和赵蘅同年，我们还说他们可以成一对哩。
罗根泽是河北人，家境不好，几度辍学，他是揣着大饼考上清华的。家里没有背景，完全靠自己发奋苦读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章曼仪是他在河北师范教书时的学生，结婚后就做了家庭妇女，她写一手好字，罗根泽好多稿子都是她抄的。教授评级，南大中文系的一级教授三位：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是二级教授，也数得着的。
院系调整以后，他家从板桥新村搬到汉口路一处独栋的小楼。但他一直担心过去和国民党的关系会被揪住不放。其实他只是因张道藩的私人关系，在国民党的学校兼过一些课而已，顶多在什么机构里挂个名，不过是为了多赚些钱，养家活口而已。我觉得他和陈嘉先生一样，比起我认识的其他先生来是更不问政治，也没有政治头脑的，虽然他们一个“土”，一个“洋”。他就想埋头学问，特别胆小怕事，与世无争。
我给人分类，只知用功做学问，书呆子、老古董的是一类，罗根泽就属于这类。他的专业我不懂，也不感兴趣。不过我知道他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权威，在民国时就有名气了，一度还有“北郭南罗”之说，郭是郭绍虞，研究古代文学批评史最出名的。后来郭到复旦当系主任了，周扬想把罗根泽调到北京去，好像是让他进文学研究所。他当时很犹豫，他和章曼仪都是北方人，是动过心的，但那时他们已住到汉口路的独栋小楼，挺舒适的，有点不舍。更主要的是其他方面的考虑：有个他从前的学生，劝他不要北上，说你和国民党有过关系，北方搞起运动来很厉害，去了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他也和我们说过这事，问我们有什么看法。不仅是这事，好多事都会问，包括刚解放时问我要不要学扭秧歌。他问的可以归结为现在说的“形势”，他对外面的事情真是弄不懂，也跟不上。问到我这样不懂政治的人头上，也可见他和时代真是很隔膜。
我不记得他受到过什么批判，至少五十年代初像范（存忠）先生、陈（嘉）先生经历的那种火药味十足的场面，没听说他有过，但感觉他一直不怎么舒心，小心翼翼的。有句话叫“夹起尾巴来做人”，对他也不大适用，因为他似乎从来没翘过尾巴，就是一种老实懦弱的性格吧。
即使如此，在当时他还是觉得压力很大。而且1959年的时候，火还是烧到他头上来了。“大跃进”以后有了“拔白旗”一说，罗根泽胆小，但有他的倔犟，又不会见风使舵，就成了顽固不化的“白旗”，南大中文系的反动权威。
有一次，俞铭璜对他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过时了，里面的观点都有问题，应该推倒重来，重写。他对我说这事时很沮丧，说这不是把他一生的心血都给否定了吗？他说他不是不想改，是不知道怎么改，“我是改不动了呀！”说到这儿就哭出来了。罗先生在我这个学生辈面前流泪，让我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嘴笨，完全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我已记不清罗根泽说那番话是在家里，还是已经住进鼓楼医院以后。他是因为肝炎住院的，因是名教授，医院在三楼单独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闷得慌，有时候会出来溜达，看病人打饭，看护士摘菜、做棉签什么的。医生让他静养，躺着，不要他出来。有次一个值班医生又见他出来溜达，吓唬他，说会有什么严重后果，还说病房里一个和他得同样病的人不听话，死了，他这样下去，也得死。他听了吃惊不小，随后就有了跳楼的事。后来值班医生据说被批评，调走了。
章曼仪猜这是直接的原因，其实那段时间应该有好多事情让他抑郁。学问被否定，家里的事让他心烦意乱，得病……这些都是。他的大儿子罗英去了部队，待不惯，和罗根泽关系很紧张，有次回来探亲，怨家里不给他找对象，吵过。后来转业回来，进了教师进修学校，发生了一些事，蛮严重，被抓了。你想罗根泽是名教授，这种事怎么受得了？
按现在的说法，罗那时应该已经有抑郁症了，他住院前在家里就寻过死，还不止一次，有一次是想触电，拿手指往电线插头上捅，但不会这些啊，而且被章曼仪发现了。章曼仪和我说起，愁死了。来苏州开会前我去看过罗先生，当然是说些宽心的话，他比平时话多，虽然情绪低落，我还是想不到，他会下决心走这一步。
我觉得他是不愿意死也怕死的，但有时候怕死的人反而会选择去死。这事我印象特别深，也不仅因为和罗先生接触多：那时这样的事还很少，几年后司空见惯，我也就麻木了。不光是我，到那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