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立的外语系
1960年,南京师范学院要成立外文系,原先是没有的,只有一个大专性质的俄文专修科。一般大学的外文系,最强势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德语,至少民国时是如此。只有一个俄语,听上去有点奇怪,但那时很正常,因为1949年以后外交上就“一面倒”,什么都学苏联。结果俄语的地位就上去了,变成学外语的首选,不单大学里,中学也有不少学俄语的,分成英语班、俄语班,到“文革”时都还是这个情形,我知道的一个学校,初中开始有外语课,一半的班级是学俄语的。学俄语的人太多,哪来那么多懂俄语的老师?有很多学其他语种的,就半路出家教俄语。
南师这时候要办外文系,不知是不是因为中苏交恶,又需要其他语种的人才了。
负责筹建的陈国华到处招兵买马。他是归国华侨,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的,爱国,热情很高。他先后找过徐克刚、娄绍莲,他们都像我一样,是南京文联翻译组的人。应该算自由职业,各人自己在家搞翻译,没单位,不拿工资的。不像我,《呼啸山庄》之后,就没怎么搞翻译了,他们一直在不停地译。
现在进高校,求之不得,当年进单位,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那时稿费高,一直译书,能出版的话,收入比当教师要高,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徐、娄都不愿进南师,徐在翻译一位东欧作家的小说,娄绍莲则在翻译巴比塞,和出版社有合同,到时就得交稿。巴比塞是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员,译他的书名利双收,所以陈国华那边,她一口就回绝了。
文联也帮南师做过他们工作的,说有固定的工资可拿,娄绍莲和徐克刚根本就不考虑。这样才又通过赵瑞蕻找到我。赵瑞蕻先就替我答应了下来,他觉得当大学老师也还有面子,另外确实有一份收入,家里负担也轻点。
陈国华因前面被拒,有点扫兴,不过和我面谈时还是很兴奋,他有他的计划,说他和我可以把文学课上起来。他原以为是要做系主任的,没想到后来宣布张士一是系主任。张士一留学美国,学的教育学,之前是南师政教系的系主任,现在调来管外文系了。
陈国华想大干一场,找娄绍莲、徐克刚和我这样的人是有缘故的,因为我们都翻译过文学作品,我还是作协的,搞一点写作,自然偏文学。过去大学里都叫“外文系”,“文”是语文,也是文学,院系调整以后,不叫“外文系”了,改称“外语系”,强调语言学习,重实用,文学不怎么讲了。我上中西女校时,课本里就有文学,过去大学的外文系,都很重视文学,像联大外文系,高年级的课都是文学课,哪有学外语把文学撇在一边的?陈国华燕京出身,当然想恢复习惯的教法。他的兴奋劲,也来自这里。
最后他做了系副主任,有点失望。张士一只重语言,他是正职,外文系当然是往那条路上走了。当然,陈国华就是当了系主任也不能自做主张,大趋势摆在那里。
张士一是老资格,比范存忠资格还老,以前在中央大学教书时,却比较边缘。那时范存忠是系主任,他拿了博士学位的,张士一没有。范存忠对他的英语不大看得上,有次范先生和我们聊天,开玩笑说,张士一那一套,只能在弄堂教教弄堂英语。
张士一的一套,是特别重视国际音标,弄得外文系上上下下特别强调这个。我不会这个,念中西女校时根本没学过。联大外文系倒有这课,潘家洵教的,但他说国际音标是个拐棍,学会了就可以扔了,不能仗着它学外语。所以我也没很当回事。南师外文系里的年轻教师在英文单词上一个一个注上音标,看我不注,就问,没音标怎么念啊?我说,就这么念啊。
张士一当系主任后和大家见面,让每人念一段英语给他听。他在办公室里,我们坐外面走廊等,等于考试,又像挂号看病似的,我觉得特别别扭。我也不知会不会考我音标,还有点忐忑。结果进去,我念了一段,他笑说,很好,很流畅。就过去了。
这样我就成了南师的人。
格格不入
南师校园就是过去的金陵女子大学,很漂亮,我中西毕业时还动过念头是不是上金女大,母亲抗战时期到了重庆,也曾希望我从昆明转学到成都华西坝的金女大,没想到人到中年,我跑这里教书来了。当然,金女大剩下的只是一个校园,和原来那所学校完全不是一回事。院系调整以后,教会学校就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女子中学还有(我知道的,“文革”前南京至少有四所女子中学,赵苡、赵蘅上的就是“四女中”),只招收女生的大学,那时也已经没有了。
对我而言,学校里的一切对我整个是陌生的,除了校园。前面说过的,我一直没有“单位”,在《雨花》虽也上班,身份却是“特约编辑”,临时性质,而且前后也就一年左右的时间。到南师,是正式的入职,从这时直到退休,我一直算南师的人,退休了,也是领南师的退休工资,但我总感觉是外人。
说不清楚这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少在水利学校时还没有。
虽然几度在学校代课、任教时间都不长,但总也算是教过书的吧?而且教的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英语,还用英语给外国人上过课,教英语,应该不难吧?谁知到了南师,我发现自己完全不会,不知怎么教了。
有规定,教课先要集体备课。说实话,解放初我参加集体活动算积极的,但备课干嘛要“集体”呢?我的那些老师,各教各的,我完全想象不出来他们怎么坐一块儿备课,——范存忠、陈嘉他们谁听谁的?年轻教师也没这样的。
在南师,不光要集体备课,还要写备课笔记。统一发的笔记本,到时候要收上去检查。备课分成若干个小组,有次我们这一组的组长冯瑞生来收,发现我本子上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有。问我教案呢?备课笔记呢?我不懂什么叫“教案”,也不知怎么写备课笔记,怎么写教学大纲。他就问,那你上课怎么教呢?我把教材拿给他看,上面勾勾划划的,还有些我加的注。冯瑞生脾气挺好的人,也不说我什么。据说学生有反映,说我根本不会教课,课上尽是东拉西扯,想到哪说到哪。我也的确不知道怎么教,问冯瑞生,他告诉我,先教生词,而后再教句子,最后再教整篇课文。
其他人就不同了,对我们这些过去受教育的又是看不惯,又是看不起。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出身,我说的英语是美音。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连带着美音也不吃香了,英国式的才是标准的。但其实好多人硬学国际音标弄出来的英语不伦不类,经常我们旧式学校里出来的都听不懂,反过来也一样。有一阵,系里规定(要不就是约定)大家在学校共同备课时相互之间要说英语,大概是为了提高水平。我很不习惯,年轻的抱怨听不懂我的美音,我也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
上课又有一套僵硬的规定,我也不习惯。这时和苏联已经闹翻了,但过去一切向苏联看齐时搬来的“凯洛夫教学法”还很盛行。会这一套的人很得意,我记得还翻看过相关的书,内容全记不得了,实在是看不下去。倒是记得系里有一位常说得神乎其神,说下课铃响时,最后一个句子正好讲完,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不晓得是凯洛夫书里有的,还是他的发挥。我听了就反感:这算什么本事?课上得好不好,就看这个?这跟体育比赛掐秒表似的?从小学念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教授,从没见过有在意这个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根据这个评价老师的好坏。联大的老师讲到哪里算哪里,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但过去的一套都吃不开了,我觉得格格不入。
那时候南师有公共外语课,当然是外语系的教师去教(不像后来有专门的大学外语部)。外语对外语系的学生是主课,对其他系的学生是副课,按道理当然是教本系的课要求高,像我这样不适应新式教学的,就被派去教公共外语。不是主课,外系的学生大多不当回事,糊弄过去就完了。所以教了几年书,学生对我没印象,我对学生也没什么印象,有少数学生有些来往,比如中文系的冯亦同,他是外语课的课代表,一直到我老年时,还年年带了鲜花来看我,但主要还是因为喜欢文学,他学生时代就发表过作品,“文革”后又在南京作协工作。
教公共外语需要很多人,有些外系的人,留过学的,也被派去教外语。孙增敏就教过。她是留美学幼儿教育的,说起来还是我的老师。我在中西女校念初中时,她教过我们历史。那时中西还没在教育部立案,历史课不讲中国史,讲欧洲历史,从古希腊讲起,全用英语讲。特洛伊木马那些神话故事是有意思的,但是有太多的人名很难记(我只记住了海伦、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数得过来的几个),而且太陌生,头绪太多了,记不住,大家都不感兴趣,课堂上不大安静,孙老师是初当老师,脸皮子薄,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她原本就是中西毕业,燕京毕业后算是回母校服务,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去美国留学。当时就说好了的,学成之后要回国任教,这样就到了金女大,院系调整后就成了南师的教授。有次全校听报告,我看到她,问她,孙老师,您还认识我吗?我八岁就在中西直到十八岁,整整十年,学校学生总共又只这么些,虽然好多年过去,她还是很快认出来,连说,静如,静如!
同教公共外语,我们在一起备课,都是美音,都被正统派看不惯,“臭味相投”是必然的。还有一个熊子敬,我们到一起就免不了发点牢骚,嘲笑时行的教法:一个词一个词地念,同一个词,升调一遍,降调一遍,Dog上去,Dog下来,夸张得可笑。还要专门教怎么连读。句子原本就是连着的,读熟了自然就连起来,哪有这样硬连的?
教的内容也很奇怪,记不得有些内容是不是教材里的了,但《宋定伯捉鬼》肯定是教过的。当然是译成了英语来教,学英文偏要学译文,太奇怪了!
“乌合之众”
南师外语系的英语课,主要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师资撑起来的。教育学院原来叫“南京教师进修学校”,轮流培训中学教师。这个学校很奇怪,1952年七拼八凑成立起来的,不像其他学校,原来有底子,它收编了不少其他单位进不去的人。江苏教育学院解散时,有一部分就并到了南师。因为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自己开玩笑说是“乌合之众”。
过来教外语的人当中,好几位我都熟悉。资格最老的是童润之。他是穷苦出身,在美国拿到教育硕士。回国后在好多学校任教,当过省立教育学院副院长的,解放后在江苏教育学院,一直是搞教育学的,到南师却到了外文系教英语。
还有一个张庚年,金陵大学毕业的。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干过一件大事。就是1927年“南京惨案”时,要办交涉,一时找不到外语好的人,就找到了张庚年,到英国军舰办交涉。当局对这个年轻人很欣赏,毕业后就让他进了外交部。后来被派驻国外,在德国做过领事。后来也安排到教育学院去了。还有个焦永琦,经历也很奇特。他家在东北,苏联红军打过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在车场里拣煤核。红军问他怎么不上学,他说穷,家里都破产了。红军看这小孩伶俐,就收容了他,培养他。他是跟苏联红军学的文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在解放初他是吃香的,算军队的人。国民党第一个起义的人,我忘了名字了,跟苏军打交道,就是他当的翻译。但后来因为一件事,他倒霉了。他哥哥被国民党抓壮丁,成了国民党兵,后来被俘虏了,因什么事关在监狱里。他跑去探监,变成和坏人划不清界线,立场成问题了。批他,他自以为根正苗红,还争辩,说他没穿军装去探监,意思是他是穿便衣去的,不是军人的身份。后来就复员到了江苏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有很多不好安排的人,加上我这样的散兵游勇,到了南师,都变成了一个身份,叫“教员”。没有职称,不是讲师,也不是教授副教授,像是学校等级序列之外的“不入流”。论工资,要比讲师高点,一律八十五元八角。也不知标准是怎么来的。一开始童润之那么老的资格,也拿这么多。我则是一直拿到退休。
“教员”这个身份是很边缘也很模糊的。入职不久,有次工会开会,我以为也得参加,最后又不叫去了,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上什么学
我从《雨花》辞职到进南师的那段时间,也是我为赵苡、赵蘅学业操心的时候。赵蘅1960年初中毕业,因喜欢美术,同时报考了中央美院附中和南艺附中。我小时喜欢画画,曾动过报考美术学校的念头,被母亲阻止了,赵蘅也算是替我圆了梦。除了我支持,她也从画家那儿得到鼓励。南师美术系的秦宣夫,早年留法的,他一家跟我们很熟,赵蘅叫他“秦爸爸”,叫他夫人“秦妈妈”,他们的三女儿秦志钰(后来成为电影导演,导过《杨开慧》等片)和赵苡、赵蘅念的都是四女中。考美院附中要提交报考作品,就是秦宣夫到我们家帮她选的画。他一张一张看,不时赞两句。赵蘅站边上一声不吭,大气不出。她是特别胆小,没什么自信的,见人就躲,画也不敢让人看,秦宣夫夸几句,自然让她自信心增长了不少。
两个学校都考上了,我问秦宣夫的意见,他说,当然去北京。秦志钰高中毕业,那一年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赵蘅跟她是同一趟火车去的北京。秦宣夫和我们夫妇到火车站去送,秦宣夫看着火车开出站,对我叹了句:唉,这两个傻闺女!
赵蘅其实还喜欢写作,不管画还是写,都很勤奋。勤奋这点上,她像她爸爸。赵蘅从小就听话,就是反应慢,不大说话,在家里被笑话,说成“二木头”。也不知为什么,从小我对她就比较严厉,有点像我母亲对我。虽然赵苡、赵苏都有点怕我,不怕赵瑞蕻,但赵蘅对我的话是更不敢违悖的。我带她去见严文井,让严文井给她点写作上的指点,她缩在后面怯怯的,一声不吭。你要说她胆小吧,她十四五岁就一个人到北京念书,并不害怕,从那以后工作、结婚、离婚,一个人闯,又还蛮独立。
赵苡比赵蘅大几岁,早几年初中毕业,升学的事自然更早些,说在后面,因为报考和之后的经历,更有故事。
赵苡四女中初中毕业后,有个选择,是念高中,还是念南艺附中。她自己想升高中,以后念大学。她的数理化成绩不怎么样,但文科很好,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拿来在课堂上念的。我则想让她上南艺附中。我们从东德带回了钢琴,赵蘅、赵苏在莱比锡时我就让人教他们了,赵苡这时开始学,却比他们学得快、学得好,我就想让她走这条路。赵苡有些不愿意,去报考之后更不干了,是我逼着她去面试的,第二天考,夜里三点我让她起来练琴,她眯眯瞪瞪的,也只好听我的话。
怎么报考一趟之后就越发不愿去了呢?说来也可笑。赵苡之前念的四女中是女校,女儿国似的,除了有少数男老师,校园里看不到男生,南艺附中当然是男女同校的,她报到时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男生,长得高高大大,言谈举止都比较粗鲁,哪像女生之间那样?在她眼中,他们表情居然都显得有点“凶”。这位大小姐给吓着了,回到家大哭,说她不去上那个学校。
她是通过了钢琴考试入学的,照理应该是学钢琴,但那时正大批“重洋轻中”,鼓励学传统乐器,她的班主任就劝她改学琵琶。赵苡回来跟我一说,我就给否了,弹琵琶要留长指甲,不像后来戴假指甲,那还怎么弹钢琴?赵苡回去一说,班主任还不肯罢休,搬出大帽子来压,说你妈妈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说,报上还在批她,她再反对,你就给报纸写信,揭发她。
班主任说报上批我,是事实,就是为前面说的两篇儿童文学的事。本来那些个小说不见得有多少人看,《新华日报》一批就尽人皆知了,那时候识字的人都看报纸,南京就一份《新华日报》。挨批是我的软肋,人家就像抓着你把柄了。这样赵苡就改学了琵琶,主修琵琶,副修扬琴。
文代会
说到挨批,等我进南师以后,事情就算过去了。顾尔镡可能是对的:上面压力大,要应付,拿我开刀最合适;我和谁都是无怨无仇的,风声过去,也就不提了。当时我可没那么轻松就过去,1960年江苏文艺界在苏州开文代会,也让我参加,我还嘀咕:又要批我吗?一大拨人到一起,少不了开成批判会。有批判就有检讨,像是随时准备着的。在苏州会上,陈瘦竹就准备做检讨的。他有一篇小说,其实是写他和方光焘的矛盾,曲终奏雅,两个人和解了。我现在已想不起这小说为什么挨批了,当时陈瘦竹有点紧张。开会休息时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问我,杨苡同志,安排你什么时候做检讨?我说,没人叫我检讨啊。他就一顿,脸上露出很狐疑的表情。我不知是不是有人通知他了,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也没敢问。
一直到会议结束,也没人跟我提检讨的事。我从《雨花》辞职后,就没怎么参加文艺界的活动了,这次开文代会,通知到了南师,南师的人还奇怪:你是作协的人啊?那时对作家似乎还高看两眼,参加省里的会,周围的人觉得好像就不一般了。我挨批之后,多少有点体会到艾煊所说的那种人情冷暖,周围的人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了。
批我是文艺界的事,学校毕竟隔着一层。参会好比重新回到作协圈子里了,到苏州我起初还是有点自卑的,我想,你们不理我,我也不往上凑!谁知在会上接触下来,遇到的人对我都不错,就好像没发生过批我的事。这本来应该让我高兴的,也的确开心,只是心里说不出的还是有几分别扭:他们怎么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呢?大会上也没怎么提批判的事,反正没点我的名。
我现在这又算是自己人了吗?你要说是翻篇了吧,也没人跟我说,好像是不需要解释的。最滑稽的是有个南艺附中的人,也来参会的,见到我热情得很,为逼我同意赵苡改学琵琶,对我说:报上批过的,你还不认清形势,坚持“反动立场”?跟老熟人似的,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罗根泽之死
不过那次文代会上,人情温暖的感受这些,都算是小事了,一提起那次苏州之行,我联想到的,总是罗根泽的死。
有天晚上正在吃饭,工会主席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罗根泽跳楼自杀了。我听了大吃一惊,难以置信。我和陈瘦竹、沈蔚德在同一桌,我根本没心思吃饭,把这消息告诉了沈蔚德,她马上告诉了陈瘦竹。陈瘦竹显然很受刺激,拿筷子的手都在抖。他马上走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这是谁也说不清的。能肯定的就一条,他是跳楼。
那时有个说法叫“自绝于党和人民”,如果报纸广播,或是大字报里出现这句话,大家一看就明白,是说这人自杀了。旧社会走投无路才自杀,新社会不该绝望的。所以自杀是件不名誉的事,不是“畏罪自杀”也有“畏罪”的嫌疑。自杀的人,追悼会都没法开。首先怎么交代死因就是个问题。罗根泽的追悼会是范存忠代表学校致的悼词(范先生当时是副校长),悼词里说的是因病去世。若不是这样,范先生追悼会上怎么说?
罗根泽是在鼓楼医院跳的楼,他因检查出很重的肝病,已住院一段时间。有天早上医护查房时,发现窗户开着,人不见了。
那时没有现在的高层建筑,三楼并不是很高,跳下去不见得就能当场身亡,不过发现时已是救不过来了。据说是脸冲下趴着的,人完全变形了。南大的人曾经想让医院给化妆一下,回说摔得太厉害了,根本没法化妆。结果追悼会上遗体的脸一直是用一块白布盖着的。罗太太章曼仪受刺激太大了,几次哭着扑过去要把白布揭掉,都被拦下了,我也拦着她。听她哭着说,不让我看一眼,怎么让我相信他已经死了?在一边心里真难过。
前面已经有好几处提到罗根泽了,还是在重庆的时候,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我们两家就开始有来往了,从重庆到南京,从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两家一直走得比较近。罗是老师辈的人,我们都是称罗先生的,又是中文系的名教授(我和赵瑞蕻都是外语出身),照说是有距离的,两家关系较密,主要是罗太太章曼仪和我来往多,她和我都是天津人,常在一起唠家常。两家孩子也在一块玩儿,他们小儿子罗芃和赵蘅同年,我们还说他们可以成一对哩。
罗根泽是河北人,家境不好,几度辍学,他是揣着大饼考上清华的。家里没有背景,完全靠自己发奋苦读出人头地,成名成家。章曼仪是他在河北师范教书时的学生,结婚后就做了家庭妇女,她写一手好字,罗根泽好多稿子都是她抄的。教授评级,南大中文系的一级教授三位: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罗根泽是二级教授,也数得着的。
院系调整以后,他家从板桥新村搬到汉口路一处独栋的小楼。但他一直担心过去和国民党的关系会被揪住不放。其实他只是因张道藩的私人关系,在国民党的学校兼过一些课而已,顶多在什么机构里挂个名,不过是为了多赚些钱,养家活口而已。我觉得他和陈嘉先生一样,比起我认识的其他先生来是更不问政治,也没有政治头脑的,虽然他们一个“土”,一个“洋”。他就想埋头学问,特别胆小怕事,与世无争。
我给人分类,只知用功做学问,书呆子、老古董的是一类,罗根泽就属于这类。他的专业我不懂,也不感兴趣。不过我知道他是古代文学批评史方面的权威,在民国时就有名气了,一度还有“北郭南罗”之说,郭是郭绍虞,研究古代文学批评史最出名的。后来郭到复旦当系主任了,周扬想把罗根泽调到北京去,好像是让他进文学研究所。他当时很犹豫,他和章曼仪都是北方人,是动过心的,但那时他们已住到汉口路的独栋小楼,挺舒适的,有点不舍。更主要的是其他方面的考虑:有个他从前的学生,劝他不要北上,说你和国民党有过关系,北方搞起运动来很厉害,去了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他也和我们说过这事,问我们有什么看法。不仅是这事,好多事都会问,包括刚解放时问我要不要学扭秧歌。他问的可以归结为现在说的“形势”,他对外面的事情真是弄不懂,也跟不上。问到我这样不懂政治的人头上,也可见他和时代真是很隔膜。
我不记得他受到过什么批判,至少五十年代初像范(存忠)先生、陈(嘉)先生经历的那种火药味十足的场面,没听说他有过,但感觉他一直不怎么舒心,小心翼翼的。有句话叫“夹起尾巴来做人”,对他也不大适用,因为他似乎从来没翘过尾巴,就是一种老实懦弱的性格吧。
即使如此,在当时他还是觉得压力很大。而且1959年的时候,火还是烧到他头上来了。“大跃进”以后有了“拔白旗”一说,罗根泽胆小,但有他的倔犟,又不会见风使舵,就成了顽固不化的“白旗”,南大中文系的反动权威。
有一次,俞铭璜对他说,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过时了,里面的观点都有问题,应该推倒重来,重写。他对我说这事时很沮丧,说这不是把他一生的心血都给否定了吗?他说他不是不想改,是不知道怎么改,“我是改不动了呀!”说到这儿就哭出来了。罗先生在我这个学生辈面前流泪,让我不知所措。只觉得自己嘴笨,完全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我已记不清罗根泽说那番话是在家里,还是已经住进鼓楼医院以后。他是因为肝炎住院的,因是名教授,医院在三楼单独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闷得慌,有时候会出来溜达,看病人打饭,看护士摘菜、做棉签什么的。医生让他静养,躺着,不要他出来。有次一个值班医生又见他出来溜达,吓唬他,说会有什么严重后果,还说病房里一个和他得同样病的人不听话,死了,他这样下去,也得死。他听了吃惊不小,随后就有了跳楼的事。后来值班医生据说被批评,调走了。
章曼仪猜这是直接的原因,其实那段时间应该有好多事情让他抑郁。学问被否定,家里的事让他心烦意乱,得病……这些都是。他的大儿子罗英去了部队,待不惯,和罗根泽关系很紧张,有次回来探亲,怨家里不给他找对象,吵过。后来转业回来,进了教师进修学校,发生了一些事,蛮严重,被抓了。你想罗根泽是名教授,这种事怎么受得了?
按现在的说法,罗那时应该已经有抑郁症了,他住院前在家里就寻过死,还不止一次,有一次是想触电,拿手指往电线插头上捅,但不会这些啊,而且被章曼仪发现了。章曼仪和我说起,愁死了。来苏州开会前我去看过罗先生,当然是说些宽心的话,他比平时话多,虽然情绪低落,我还是想不到,他会下决心走这一步。
我觉得他是不愿意死也怕死的,但有时候怕死的人反而会选择去死。这事我印象特别深,也不仅因为和罗先生接触多:那时这样的事还很少,几年后司空见惯,我也就麻木了。不光是我,到那时大家都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