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访 | 江晓原:穿越历史长河,揭示“通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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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天文学专家江晓原的新著《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揭示了古代天学的真相,既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也通过大量实例和故事阐述。

02江晓原认为,天学并非一门科学,而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中国传统天学被皇家垄断。

03然而,在历史上,中西方天学有过数次交流与碰撞,并在六朝隋唐、元代、明末出现了三次高潮。

04江晓原指出,现代天文学与日常生活联系较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天文学知识仍有一定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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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是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浪漫”。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到屈原“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的“天问”,再到徐光启主持测绘的《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叩问苍穹,探索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

如今,国人对天文的热情丝毫未减,上海天文馆自开馆以来一直一票难求。但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化“问天”工具时,人们不禁会发问,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古代,古人如何认识“天”?以天文学为工具的“天学”,为何会被统治者垄断?

对于江晓原来说,回答好这些问题是他的“本业”。1977年恢复高考后,为了“远离人间烟火”,他考上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并在研究生时期潜心钻研治天学之史,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的创建人。尽管他“兴趣延伸”的广度令人惊叹,但天学是他的起点,也是陪伴他一辈子的“朋友”。

2023年夏天,应中华书局之邀,他集四十余年研究之功,写下了雅俗共赏的新著《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书中既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也通过大量实例和故事揭示中国传统天学的真相。

他说,这本书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嘉宾: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主持:高渊(解放日报特聘首席记者、高级编辑)

图片左起江晓原、高渊  摄影:俞洪浩


“天学史是我的本业”


高渊:有人说,《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是你治学四十多年的精华。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江晓原: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天体物理,研究生学的是科学技术史中的治天学之史,所以天学史是我的本业。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过关于古代中外天学之书不下十种,但都是根据我当时的研究顺势而为,内容各有侧重。几年前,中华书局邀请我撰写一本能够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天学的书,且尽可能雅俗共赏。这个想法很好,我就答应了。

高渊:您在前言里写道,真正开始写这本书是2023年的暑假,当时还和中华书局说,保证在国庆节前交付。这么厚一本书,3个月就能写完吗?

江晓原:当然不能。实际上,在落笔之前,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全书的框架已经和中华书局反复切磋琢磨商定。之所以集中火力,正如我前言中所说,写作的过程中“小文章总是要插队”,一拖就拖了很久。因此,我向出版社保证,一定在暑假结束前写完。

高渊:您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这个暑假,那些爱好都得放一放了?

江晓原:是的。平时,我每天晚上习惯看一部电影或是一个剧集,还出版过《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我喜欢研究一些跨界的东西,而且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外走的。我不称之为“兴趣的转移”,喜欢称之“兴趣的延伸”。延伸,意味着我原来的兴趣爱好还是被保留了,是不断扩张领土的感觉。

高渊:您做过6年工人,又在天文台工作了15年,还曾专门找到当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研的陈尚君,想考古典文学研究生。你是如何成为跨界的“佼佼者”的?

江晓原:我17岁初中毕业就进纺织厂做电工了。电工靠手艺吃饭,手艺越好,效率越高,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多。3年后,我带了徒弟,时间就更充裕了。于是,我就看大量的书,看西方文学名著和中国古代文史,上班也看,回家也看,时间久了,就有了非常复杂的背景知识。

1977年恢复高考,我花了3个月把高中数理化课本学习了一遍,然后就去考试了。当时,我年轻气盛,抱着理想主义,乱填了一个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我想这个专业肯定远离人间烟火。没想到,居然考上了。

本科四年,我都是年级班长。虽然我人不在纺织厂,但根据规定,我还是厂里的员工。厂里人每次来外调,老师都会说我品学兼优,工厂就给我加工资。加了三次,我的工资都比我的老师高了。

故事还有很多,但我如此多的兴趣确实是特殊的读书环境造就的,很难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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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学的两面性”


高渊:天学和天文学有什么区别?

江晓原:“天学”这个词在古代就有。现代人为了探索自然而观测天文,但古人是以天文学为工具为天学服务。

天学最重要的功能有二:星占和择日。择日比较容易理解,星占却比较玄妙。它不是简单的凭天象测吉凶,而是要对天象有预测能力,能够判断若干天后星所处的位置以及其在分野理论中所对应方位。因此,古代天文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根据给定的时间、地点,推算出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在天球上的位置。这种能力被称为“历法”,和现在的月份牌并非一个概念。

很多人常常把天学和天文学混淆,认为既然使用了天文学工具,那天学就是科学。其实,判断一个事物是否科学,并非看所使用的工具,而是看事物本身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天学并非一门科学。

高渊:祥瑞、灾厄都是星占的预测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天学是否也是制约古代王权的一种力量?

江晓原:确实如此。天学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之一,既然继位时用祥瑞表明天意,那么一旦发生日食、彗星掠地等天象,就必须禳救斋戒、反省自身。正因为天学具有两面性,是王权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天学是被皇家垄断的,民间禁止私习天学,连诸侯也不可以“通天”、不得设有灵台。

但如果是朝中大臣,这个禁令显然是可以商量的,如果这位大臣又是深受帝王信任的,就可以学习天学,北魏的崔浩就是一个。

当中国有几个政权并列的时候,怎么办?譬如三国时期,魏蜀吴各自都有一套自己的天学班底。西晋吞并蜀吴后,三家班子也就合并成了西晋一家。但非常特殊的是,西晋天学机构的负责人是东吴人陈卓,因为当时他的水平最高。

高渊:中国天学和西方天学,有哪些异同?

江晓原:大部分情况下,二者都需要星占,但方式和目的有所不同。西方根据个人出生年月日时排天宫图,天宫图就是黄道十二宫、太阳、月亮、五大行星分别在各宫里的位置,现在年轻人称之为“星座”,用来预测个人的命运。但中国传统天学主要是通过观测天象来预测国家大事的,个人命运则用生辰八字推测。

历史上,中西方天学有过数次交流与碰撞,并在六朝隋唐、元代、明末出现了三次高潮。尤其是明末的这一次高潮,让帝王放开了天学禁令。在清代,老百姓还可以自己私习天文。如梅文鼎,本是一介布衣,却成了天学专家,还推进中西天文学的融合。康熙得知后,自己挂名编了一套书,请梅文鼎指正,还给他题了“绩学参微”四个字。后来,梅文鼎的文集就叫《绩学堂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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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


高渊:《通天:中国传统天学史》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人还是专业人士?

江晓原:目标读者是比较宽泛的。在书中,我保留了完整的学术文本形式,参考文献、综合索引都有保留,很适合专业人士阅读。对于历史文化爱好者、普通读者而言,书中有大量的实例,故事性较强,哪怕没有完备的前置知识,也可以通读并从中收获许多知识。它可能不是畅销书,但可以是长销书。

高渊:普通人有必要学点天文学吗?

江晓原:说实话,现代天文学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疏远,直接联系也很少。尽管学会天文学的知识也是有用的,譬如可以根据太阳、北斗星定方向,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并非必要。

有一件趣事。我读研究生时,有一回去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拜访一位老先生。学院太大了,在门卫室,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你向东走,再向南走……说了一大串,他问我能否找到。我说,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是学天文的。那是一个晴天,东南西北就在“我的头顶”。你看,学点天文学还是有用的。

高渊:你的老朋友俞晓群曾经说过,您是一个“具有神性的”专家,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江晓原:晓群兄肯定是说着玩的。他本科是学数学的,但从事出版以后,他就开始研究历代五行志的书。“神性”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一种修辞手段。

高渊:很多西方的学者都在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您认为这句话讲出了道理吗?

江晓原:我并不赞成这句话,但我不赞成的理由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如果他们把“神学”这个词也只是当成一个修辞手段,即科学到最后会变成玄学,我倒觉得是可以成立的。

多年来,霍金一直是西方媒体塑造出的“科学之神”,但霍金晚年做的学问,按科学的经典标准,完全是通不过的。其实,他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玄学,都是无法验证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那就是玄学。

科学本来就是为了解释外部世界而产生的。近年来,我一直主张要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还曾发表过题为《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的文章。言下之意,科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技术才是直接解决问题的。霍金讲的东西玄之又玄,但确实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且他用他的实践证明了“图景”是一直在改变的。可技术一旦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就要被淘汰了。从这一点来看,“科学的尽头是神学”的说法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