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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以来,大力发展“印度制造”作为“莫迪经济学”的核心,一直是莫迪政府力推的经济议程,也是印度总理莫迪为印度规划的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多年来,中资中企满怀热情投身“印度制造”洪流、实实在在赴印建厂发展。然而,自2020年4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政府对中企态度陡然翻转,以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由,出台一系列政策阻挠中国对印正常投资,干扰在印中企正常运行,并严格限制中国公民赴印,其打压力度之大、花样之多令人咋舌。莫迪政府这一系列举措实则意在扶持本国企业上马,运筹“中国+1”战略,使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投资目的地和制造业中心。如今莫迪政府如愿了吗?
打压阻挠“花样百出”
首先是限制中国投资。中国一度是对印度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莫迪政府迅速颁布新的投资规则,修改《外汇管理法》中有关“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条款,将中国投资由先前的自动审批转到政府预先审批路径,要求印内政部进行严格的逐案审查。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不仅适用于中资在印绿地投资,也适用于股权收购等实益所有人变更的投资行为,大大收窄中企投资印空间。四年来,中企共向印政府上报约450份投资申请,其中印政府仅批准70余份。
第二是强制要求在印中企全面印度化。与国际通行规则不同,印政府要求的“本土化”不仅在于为印创造就业和税收,更在于高管雇员、供应链、营销网络乃至企业股权的全方位印度化。以手机企业为例,小米、vivo从进入印度市场之初便迅速投建工厂,实现产品的“印度制造”,并搭建了本地高管班子,本土化十分彻底。但这并不能令印政府满足,后者又采取“三步走”手段,试图为这些中企品牌“大换血”:先是指控这些企业使用“由中国人拥有和管理的分销公司”,要求必须更换至“印公司经营的分销渠道”,之后又命令这些品牌舍弃原来的中企在印工厂,必须找印本地代工厂组装生产,最后,印政府又提出,本土企业要在与中国手机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中拥有至少51%的股份。压力之下,vivo或被迫向印老牌财团塔塔集团出售其印度子公司51%的股权,据印媒报道,OPPO也被迫与印当地企业洽谈“卖身”事宜。
第三是限制并干扰中企正常经营。印政府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一是以涉嫌“偷税漏税”“财务欺诈”等为借口强化对中企的审查滋扰。近年来,包括华为、小米、中兴、OPPO、vivo在内的中国厂商受到印度税务、海关、反洗钱和外汇违法主管部门等政府机关的频繁调查,且遭到追缴税款、扣押资产、冻结银行账户等处罚。二是设立多重歧视性政策,限制中企参与正常市场交易。包括专门将中企排除在“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资助范围之外,限制甚至禁止中企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禁止印国内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规定从中国进口电力设备和部件须先经过政府核批等。三是直接禁止中企在印活动。包括封禁微信、微博等上百款中国手机应用、单方面取消中资企业已中标建设项目等。
最后是严卡中企人员赴印签证。2020年起,印政府大幅压缩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此前,印政府每年对中国公民发放约20万份签证,2020年后,该数据锐减至约2000份。大批技术人员的商务、工作签证申请或是直接被拒,或是审批延误、迟迟无果。
对本土产业成长弊大于利
然而,这些措施实际给印度产业链、价值链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大于收益。一方面,部分印企确实从莫迪政府压制中企的行为中受益。例如,塔塔集团在2021年首次进入手机制造领域,为老款iPhone制造零部件,2023年11月,其收购了中国台湾公司纬创在印业务,开始组装iPhone,而今又在筹谋收购vivo印度子公司来壮大力量,以求更快切入手机制造赛道;印电子产品制造商Dixon Technologies则得益于印政府对中企“使用本土代工厂商”的要求,订单激增,过去一年内其股价上涨150%。
但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生产全球互联、产业链价值链跨国分布的今天,印政府精准打击有“中国血统”的资本、企业和人员的措施,同样会对印本土产业产生强大“后坐力”,且伤害范围和力度远大于少数印度大财团的得利。
其一,投资下降,阻碍印度产业链完善扩张。印政府措施对中企赴印投资热情“降温”效果显著:印商工部部长高耶尔称,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流入印FDI约合18.1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6亿美元,但到2020~2021财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对印FDI降至仅两亿美元,2021~2022财年上半年这一数字继续下降,仅为3600万美元。
此外,印政府的举措还使一些原本计划进入印市场、或有意在印扩大投资生产的中企变得谨慎,阻碍印相关产业全产业链的构筑和扩张。以印政府引以为豪的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被称为“果链一哥”的中企——立讯精密在过去三年多次尝试扩大在印业务,但其高管赴印签证被拒,投资申请也未获印政府批准,最终该企业放弃印市场,转而对越南追加投资3.3亿美元。据印媒报道,过去四年的中印关系紧张已致印电子制造商在生产领域损失150亿美元,丧失十万个工作岗位。印业内人士称,若PLI计划没有将中企排除在外,2020年以来印手机制造产业本可多至少50亿~70亿美元出口收入。
其二,技术交流受阻,印度制造能力提升放缓。在工业设备方面,印度依赖自华进口。据印经济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组织报告,2023~2024财年,印总计进口3370亿美元工业品,中国产品在其中占据30%的份额,是包括机械、化工、制药和纺织在内的印度八大主要工业部门的最大供应来源。进口的工业设备还需专业技术人员调试、操作和维护,政府强行叫停审批中国技术人员签证,很容易造成这些产业的设备闲置、生产延迟,不仅平添印企财务负担,甚至导致其产能被迫转移至他国。印政府主动“卡死”与中国技术交流、知识共享的渠道,实际是印在本国追赶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上给自己主动设障。
“替代中国”难有如意成果
莫迪政府的如此作为也对印度吸引全球投资形成阻碍,无益于印度实现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宏愿。
一是对其他外资形成“寒蝉效应”。印政府向来对外资难言友好,收割跨国巨头、敌视外资、搞“杀猪盘”的行径在过去屡见不鲜。莫迪政府上台后,虽着力改善印营商环境,但政策惯性难除。对待热情赴印投资设厂的中企,印政府前恭后倨变脸程度之大也警醒着其他投资者。出于对印政策环境的忌惮,很多外资选择了越南等政策环境更加优越的目的地。
二是不利于融入地区供应链体系。制造业的供应链复杂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地缘经济来看,当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围绕欧洲、北美、东亚构建,对比毗邻北美的墨西哥和距东亚更近的越南等竞争对手,印地理位置并不占优,且印主导的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地区一体化程度差,难为“印度制造”提供区域层面的支撑动力。因此,在全球经济日益区域化的今天,“印度制造”要顺利推进,必须倚仗东亚供应链体系的托举支持。但是,打压驱逐中资中企,阻隔与中国的技术交流,阻碍了印度融入地区供应链体系的步伐。事实上,印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包括加高进口关税、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打压驱逐中资中企,都是在用行动表明其不愿“屈就”于东亚供应链体系而更乐意自起炉灶,一步到位把控制造业龙头。
如今印度国内也开始出现看到印度经济发展现实的理性声音,指出基于“印度制造”自身利益,政府应尽快放宽对中资和中国公民赴印签证的限制。2024年7月,印财政部发布《2023~ 2024财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明确提出“若印政府想在全球层面扩大出口,那么印要么加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要么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印企也多次要求政府放宽中资中企入印审批,但遗憾的是,印政府内部对此仍存较大分歧,尚未有统一政策出台。7月30日,印商工部部长高耶尔公开称“目前没有计划重新考虑允许中国投资”。不过,据印媒报道,8月7日,印政府已启用面向中国技术人员的短期商务签证审批网站。
在吸引外资、推进“印度制造”方面,莫迪政府似乎存在两大幻觉:一是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西方推进全球产业链重构,从中国流出的外资将一股脑涌入印度,印度制造“替代中国”指日可待。但是,印度并非西方资本的“天选之地”,从中国回撤的外资更多回流美欧,或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以美对印FDI为例,该数据在2020~2021财年达到138亿美元的历史高峰后下滑,到2023~2024财年已缩水至49.98亿美元。二是印度庞大的市场对企业是“致命诱惑”,面对这块大蛋糕,即便曾有打压驱逐,但似乎只要印政府招一招手,资本和企业都会迫不及待进入。其忽略的一点是,全球资本确实看好印度这个大市场,但市场潜力不等于制造实力,鉴于印度尚未齐备的制造业产供体系和政府任性自顾的政策记录,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本恐怕很难选择印度作为其全球制造和出口基地。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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