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不是少奶奶，不是丫鬟，婚姻自由，理解陪读妈妈的结构性困境）
青年农民家庭延续了父辈的家庭分工格局，很多仍然是男外女内，即男性在外务工，女性留守在家照顾孩子和照顾父母，所不同的是女性留守的地点从农村转移到县城，成为一个没有劳动仅消费的个体，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的陪读妈妈。从调研来看，陪读妈妈们或多或少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一般以结婚后怀孕为契机返回县城，待产、坐月子、照料孩子、给孩子陪读接送等，一直等到孩子上高中，陪读的使命或许才能结束。一段时间以来，针对陪读妈妈们，有一种不和谐的声音：陪读妈妈被称为少奶奶，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消费多而积累少，二是指婚恋观现代化，对自己农民家庭的身份地位认知不清，极易发生跑婚、离婚。这两种现象都有发生，但是不具有普遍性，还值得研究。但对陪读妈妈们的污名化背后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妇女在家庭和社会分工中陷入了结构性困境。
一、回归家庭、陪读带娃，没有选择的余地
妇女在家庭的分工是整个农民家庭理性权衡后的结果。很多新生代的妇女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意识到了学习和学历的重要性，正如一名妇女说，没有大专学历，自己甚至想做工厂的“线长”都很难。所以教育意识的觉醒，让农民家庭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把孩子送到县城。紧接着在县城读书期间，妈妈带娃和隔代（奶奶或爷爷）带娃也会产生选择。一般来说，新生代的农民家庭妇女都或多或少有小时候留守的经历，能够感知孩子期间对情感的渴望，愿意选择亲代带娃。相比于丈夫，妻子挣得少，情感更为细腻，在家庭分工中选择带娃是具有普遍的。
进城读书，是结构性原因。随着农民家庭教育意识的觉醒，大家都想把孩子送到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再加上中西部很多县城通过捆绑教育发展房地产，政策上也在制造教育资源在城乡分布上的不平衡。这就意味着，把孩子送进县城读书，成为家庭对孩子的“政治正确”，参与了教育竞争和教育进城，不论结果，至少不会觉得对不起孩子。
家校合作模式的推广与数字鸿沟，隔代陪读选项被排斥。小时候上学，都是自己上下学，作业都是老师布置在黑板上，学生自己抄写。因为是家门口的学校，不涉及接送，教师有绝对的惩戒权，学生对作业比较积极完成。但现在不同了，课后作业的完成一般要通过手机“钉钉、QQ、微信”等app发送到家长手里，由家长给孩子安排作业，这就意味着很多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辈的人不适合也没办法陪读。其次，每逢上下学，学校门口必然堵死，家长要接送孩子，没有接送，学校和老师都不放心让孩子走，如果就近，爷爷奶奶辈接送也可以，如果远，或者爷爷奶奶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即四五个孙子要接送，忙不过来，只能陪读妈妈来。
所以，看似年轻的陪读妈妈们主动选择陪读，选择回归家庭，背后却是教育资源布局和教育模式变迁的结构性力量在推动。
二、不事生产、消费主义，不得不做“少奶奶”
听到陪读妈妈的讲述，如果孩子们的成绩还可以，那就没事，如果孩子成绩不理想，家人和亲戚朋友随口就会说：“一年啥都不干，还弄得个这？”话里话外不满意。内在的意思是，陪读妈妈们应该在接送孩子之余找机会打工赚钱，不赚钱也没关系，至少可以少花点。然后，调研发现，对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型县城来说，陪读妈妈们有消费、无生产也是结构性困境。
不事生产，一是日常安排没有时间，二是县城缺乏合适就业机会。首先，从日常安排来说，一位陪读妈妈的一天的安排是早上六点左右醒来给孩子做早饭，其间要给孩子穿衣服，收拾文具书包等，吃完饭后，在八点前把孩子送到学校，回到家收拾，买菜等，最多有俩小时休息时间。十一点左右开始做午饭，饭做得差不多了，十二点接送孩子回家吃饭，而后陪孩子午休。两点送孩子上学后，自己再洗碗和锅灶等。下午出去逛逛，隔两三天就要用下午的时间洗衣服。五六点提前做饭，六点接孩子回家吃饭。吃完饭孩子玩会，开始盯着孩子写作业，孩子调皮不肯写，所以一般要两个到三个小时。笔者访谈过的一位妈妈还在下午空闲的时间自己在抖音上跟着学习英语，就为了晚上回来给孩子指导和巩固当日的英语学习要点。所以，陪读妈妈的时间是切割的，是零碎的，如果没有父辈的帮持，很难有时间来做工。
其次，从县城经济结构来说，我们观察到东部地区的工厂多，很多轻手工业的产品可以计件，一般由一个人分发送到家里，等陪读妈妈们做好，这个人上门收，忙里偷闲一天可以做几十块钱，我们在某镇调研，两位陪读妈妈做数据线的接头焊接，每天可以做四五个小时，都是抽空做。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来说，没有工业、没有工厂，妇女很难在附近找到活干。超市和饭馆的服务员也多数老龄化或者要全职，所以，缺乏就业机会，不是他们不愿意找工作，而是时间不允许，条件不允许。
崇尚消费，一是同辈群体的示范，二是消费者更多是孩子而非陪读妈妈。很多污名化的控诉是陪读妈妈们在县城称为少奶奶，每天花不少钱，不懂得经营家庭和积累。我们调研发现，县城的陪读妈妈们有一部分确实是快递“剁手党”，妆容精致，化妆品大牌，颇有“小镇贵妇”的感觉。但是很多人反映，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家里没那么多钱，但是很多时候自尊心作祟，觉得不能给孩子丢脸，觉得别人可以，自己也可以等等，平时陪读妈妈们都在一起玩，别人都花钱大手大脚，自己觉得也不能亏待自己，有时候也会很后悔，但好像自己又在结构内，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调研到的很多县城和乡镇陪读妈妈，用大牌化妆品、穿高端品牌衣服者不少，但这一群体不多，比例不大。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陪读妈妈的消费很多是围绕孩子形成的。有陪读妈妈算一笔账，学校附近奶茶店、玩具店、肯德基等很多。自己的孩子几乎每天都要吵闹着喝奶茶，每周要带到肯德基店里吃汉堡，玩具几乎是上新了就买，这些不买不行，不买孩子闹，爷爷奶奶也要说，意思是就一个孩子不能亏着。所以，每天几十块钱花出去没什么感觉，一个月一两千都感觉不到，对孩子的花费不敢细算。
所以，日常生活的切割和县域去工业化就业结构带来缺乏生产机会。而县域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孩子消费的天性带来陪读妈妈的“不理性理财”。
三、离婚、跑婚，逃离家庭
在男性尤其是青年农民家庭中的丈夫视角里，妇女离婚跑婚是因为聚少离多，是因为妇女不愿意吃苦，是因为妇女受到了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影响。但是在陪读妈妈的视角里，很多人的讲述是家庭的B面，原因是吃苦而得不到理解，情感得不到慰藉，付出不被看得见等等。
调研认识的小B今天26岁，做陪读妈妈四年。丈夫在工地做小工，一个月赚4000多元，每个月会给小B2000元，小B也知道不少了。除此之外，公公婆婆每个月会给小B补贴2000元，小B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生活，每个月四千块钱，一千块钱的房租，剩下的三千是三个人的生活开支，往往精打细算才够花。2024年春节回来，丈夫质问小B每年自己和父母共给孩子近五万，怎么都花完了，认为小B过于大手大脚。小B辩解着争吵，越吵越凶，公公婆婆知道了也没有站在小B这边，气不过，小B回了娘家，到现在没有再回去。小B的委屈在于，每年五万看似很多，但是放到每个月，都是很少的，既然家庭不理解，就算了。
林木子今年31岁，陪读四五年，一直在家里，她觉得自己把孩子带到小学，可以让公公婆婆帮忙带，自己作为一个二本毕业的学生，好歹有文凭，想要就业，遭到了所有家里人的反对。丈夫认为带孩子是妈妈的事，不应该麻烦他的父母，丈夫自己有能力养家。但是林木子看来，每个月丈夫并不是主动打钱，而是自己开口要才会给，并且丈夫总会说怎么又花完了，省着点花等。林木子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价值，成了家里的工具，丈夫一点不尊重她。已经吵了好几架，准备结束婚姻，她觉得婚姻让她感到窒息。
陪读妈妈们更多做的是家庭分工和家庭劳动，这些琐碎的事情往往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没有创造财富。在日复一日的陪读中，很多人会变得敏感。确实存在不被尊重和认可的情况，对家庭的失望带来了陪读妈妈们对婚姻的失望。
离婚，跑婚，是寻求解脱的方式。
小B说，她知道的情况是近两年身边有七八个陪读妈妈选择终结婚姻，原因很多，有些人确实是网上认识了新的网友，去“寻找爱情”，更多的则是觉得丈夫不能给自己情绪价值，和丈夫之间没有感情了。
林木子说，现在人的婚姻观都是现代和偏向自由的，很多女性都希望得到家庭内部的尊重，对于女性来说结婚回归家庭就是在脱离社会，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在家庭基础上，如果丈夫总是一股颐指气使的姿态，没有人可以忍受，也不愿意忍受。
对于大家来说，离婚不再是污名化的，而是追求自由。
当我们讨论陪读妈妈少奶奶化，农民家庭脆化时，总觉得女性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家庭内理性的计算导致个体的情感得不到满足，个体的劳动得不到尊重。不被看见和重视的家务劳动压垮了家庭和夫妻之间的情感。
离婚，只是一种正常夫妻关系终结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