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提到“缺钱”，缺的究竟什么？对个人，它通常意味着生活捉襟见肘；对企业，常常出现经营困难；对国家，则意味着财政出了问题。
当我们频繁发出“钱都去哪儿了”的疑问，有一个话题却被压在箱底，鲜少有人翻出来。它就是——税收。财政税收，绝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所有人的政治现象，离不开国家治理与权力的支配。
它如此显眼，以至于它很少被真正关注过。连《甄嬛传》中的“大胖橘”，都对此发问：“年年征税年年欠，银子都到哪儿去了？”而苏培盛不得不废话文学一下：“银子这么好的东西，肯定有它的去处”。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李炜光主讲，从当下出发，考察中国古代的财税与国家。
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关于“钱”的故事，蕴含着有趣的历史与哲思，也折射出社会或好或坏的走向。跟随节目，打开照亮过去的手电筒，从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中，了解关于财税盘根错节的往事。
探寻这条伏脉千里的线索，也照亮自己思维的“箱底”，那个我们都知道但都忽略的东西。
关于现实的疑问，历史自有其“回答”。
“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
近段时间以来，税收问题有再次热起来的感觉，因为连续发生了几起与税有关的社会热点事件，比如有关方面采取的运动式的“倒查补税”行动，被称作“历史税金”，其所产生的社会震动，甚至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惶恐。
再比如上市公司应纳消费税问题引起的关于税收“确定性”的争议，还有个人境外收入应该如何申报纳税，以及高收入、高净值人群的税收稽查问题，还有更近的，还有更近的正在发生的砸锅卖铁卖资产，非税收入比例上升；房屋养老金问题等等。
税收问题一个接一个，件件都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也对税收问题投入了比以前更大的热情，讨论起税收问题来也远比以往的税负讨论热烈得多——早已经不是几个学者和几个企业家的事了，而是一次次的整个社会范围的大讨论。
与以往的“税收热”有所不同，近期发生的税收争议中，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关注企业税负轻重问题，而是将重点较多地集中在自己与税务机关在涉税事务中处于“不对等”的弱势地位问题上，集中在自己在付出比较沉重的税收代价之后，却难以得到更多的和平等话语权等问题上，开始审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承担纳税义务的同时还应享有的纳税人权利问题，开始思考在难以躲避的税务争议中如何制定自己的应对策略，在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的同时不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和获利等问题，这是以前的税收问题大讨论中很少见到的情形，这也应该是社会正在进步的迹象。
这个问题会随着国家层面的税制变革，尤其是直接税（财产税）负担越来越多地降临在个体和家庭身上越加突出出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目前对税收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和到位，自己承担的税收负担正在成为真实世界中人们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真实问题。
更多人迫切想多了解一些税收方面的理论和历史知识，往大处说，纳税人意识（不只是纳税人应该具有，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也应具有）和与其相关的制度变革，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早晚必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往小了说，在这个时候，作为普通人、国家的公民，或者说“老百姓”，我们能明白钱是不是真的在“变少”，钱都去了哪里，也是更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
在税收问题上，人们越来越较真，有越来越强的参与感，这个社会现象我想应该引起官方和学界更多的关，或许是，我们的社会进步到了这个程度了，税收问题浮现出来了、突显出来了。
《三千日元的使用方法》
税收，被认为是“文明的对价”，是人民为了保全财产和换取安定的生活秩序而不得不从自己的收入、资产或劳动中割舍一部分交给政府，由其支配的部分。税收必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与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能否正常发展以及文明进步密切相关。税收影响每一人，每一个国民都是纳税者，没有例外。
霍布斯认为，税收之所以成为正当和必要，是因为它为统治者提供了收入，使统治者有能力去保护私有财产。他指出：“人民为公共事业缴纳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分享和平的福利部门，必须以货币或劳动之一的形式，为公共福利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种税收交换论，霍布斯最早提出，与现代社会连接的思想，这一条最密切，最深刻，理论意义巨大，很多人现在也不能理解他的这段话。
英国启蒙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说过：“国家的税收就是国家”。这就告诉我们，了解税收就是在了解国家本身，或者说，是在了解国家的一个面向。国家职能和税收的关系、征税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什么样的税收才有利于市场繁荣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着国家的基本形态、政策走向以及国家的命运。
税收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础在于人民的同意，征得人民同意的税收是现代税收，相当于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契约；无须征得人民同意即强行课征是传统国家旧制度下的税收。但即使是传统税收，也含有人民同意的因素，因为人民会起来反抗国家的横征暴敛，迫使统治者回到较为正常的税收秩序上来。中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起义，大都是官逼民反的暴力事件，而民之所以反又大多起因于税收负担过重。
所以，自古以来，人民纳税的历史，就是人民与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也只有通过税收，才能建立起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漫长、十分复杂，又蕴含着十分深刻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道理的历史过程。因为按照19世纪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的说法，财政税收就是这样一个既是政治，也是经济，同时也是社会的综合性极强的事物。
其实，税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二十四史以宫廷史、战争史、官宦史为主，但税史才是真正涉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关系的历史，有普通人的真实经历，有基层社会的实际治理，有最高统治者与底层民众的直接互动，所以有税史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历史，税史本身就是一部很有广度和深度的、并且也是“很有意思”的历史。
从税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看到人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有愤怒的批评指责，有“一切社会悲剧的根源”，这是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的话；从税史中可以看到民间郁积已久的仇怨和激烈的反抗，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士人知识分子和统治者中有识之士对税收问题深刻的反思，可以看到税收问题是如何引起社会巨大触动的制度改革，看到在这些改革行动中对古老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批判等等。
可以说，税史就是一部关于人的思考、人的行为、人的关系的鲜活的历史。
《税调~缴不了税是有原因的》
横亘在国民与国家之间税收问题
税收不仅是统治者征税、老百姓纳税，而是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方面。现代税收是民主的税收，“无代表不纳税”，历史上，代议制机构的设置和工作程序主要起因于税收事务的处理。
这种性质的税收，有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性和平等诉求的尊重，对公平正义原则的恪守，这是一种尊重人类完整性的思想。
要了解税收，需明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税收四原则，其中第一原则是平等，每个国民都应纳税，但所纳之税应与国民各自的能力成正比。国内税收教材也谈平等，到他们关注的是纳税人之间的平等，斯密更注重的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在权力、义务和责任上的平等。
第二原则是确定，即每一笔税款交纳的时间、方式和数量都是明确的，实际负担和交纳程序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能含糊其辞、朝令夕改；第三原则是便利，每一笔税款都应依据纳税人最为方便的时间和方式征收；第四原则是经济原则，即税收应以高效率和低成本的方式征收。
斯密进一步指出，在上述四个原则中，第二原则最为重要，即“确定”。税收负担最忌讳朝令夕改，随统治者的意志任意随意修改变更。接受了斯密税收原则，一个刚刚发展起步的经济体，就能避免因税收过重而摧毁生产基础，就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一个传统社会迈向一个现代社会也就成为可能。
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无论哪个时代、哪一国，它的国民都只有通过纳税才能与国家机器建立起实质性的联系。通过税收，国民或者能够约束国家，或者被它奴役。
《税调~缴不了税是有原因的》
在历史上，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也常常将所征之税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治水等公共服务方面，看起来他们也在用税收做“善”事。
问题是，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民众交税只是出于无奈，或换取生存机会，至于交税之后是不是用于公共服务、个体福利是不是能够得到改善，是纳税者无权过问也不敢置喙的，反而常常受到作为征税一方的权力机构的管制和压迫，传世文献更多展示的也是税收强制、奴役和过度的一面。应当承认，税收在很多情况下是坏的、无理的，是恶税。
人们日夜期盼轻税“善政”的降临，却不得不时时面对“恶税”的侵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知识分子关于治国理财之术的思考、农民群众和城市商民对横征暴敛的激烈反抗，很多都是围绕着税收问题进行，而所有这一切都书写在长达数千年的税收历史中，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指出的：我们不难从税收的历史中看到一切社会悲剧的根源，观察到一个国家政治脉搏跳动的节奏。
从经济学原理上说，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其没有办法由个人或其他组织机构来提供，只能由国家来提供，并且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的基本职能。而执行什么样的税制，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其决定权在于国家，往往体现在国家主权者的意志中。
我国历史上的很多盛世都源于执政者持续性地实行了轻税政策，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皆是如此，但也不时可见暴君暴政苛捐杂税过重、人民无法忍受揭竿而起，国家因之破败以至政权更迭的事例发生。
历史视阈下的税收，好的税、不好的税，都涵盖其间。在国家征税的历史长河中，同样是国家强制征税，有的出现了盛世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有的出现了社会动乱和走向衰亡。
税收是作为联结社会各子系统（政治、经济、社会）的媒介而存在的事物，它不仅仅归属于某一个系统。媒介不是中心，只起联结作用，税收处于整个社会的中心位置，在制度、总政策和价值上有着深刻影响的事物，税收的这种概括性和综合性，是现行税收科教书中尚未展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