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美国警方表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竞选团队在亚利桑那州的办公室遭到枪击受损。继2024年7月宾州演讲期间遭遇未遂刺杀后，本月15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于自家高尔夫俱乐部再度成为行刺目标，所幸并未受伤。三枪拍案过后，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户外集会如今都必须透过防弹玻璃进行。
图1 哈里斯竞选办公室遭到子弹射穿
日益疯狂的选民与相伴而行的政治暴力无疑在11月的大选结果即将揭幕之际为本年度大选蒙上了阴影。无论最终何者胜出，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所生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深深缠绕2024大选以及美国未来的民主政治走向。对于当前美国政治态势，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曾较为悲观地表示，“我无法看见摆脱困境的举措。”
一、步入“中年危机”的美国民主
来自剑桥大学的政治系主任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对美国民主的评价一针见血：“美国政体其实依然稳定，其远不到‘消亡’的境况，但无疑正在遭遇一场‘中年危机’。”
进入新千年的世界显然没有如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预测的那般走向“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信奉者们所期待的民主灿烂未来也并未如期到来，反倒是在2010年代年藉由一系列发生在成熟民主国家的意外事件加速拉开了危机的序幕：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美国第45任总统、法国社会党分崩离析、德国另类选择党异军突起......在这其中，政治家与学者们震惊地发现，多数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高涨，右翼民粹政党抬头，且传统政党制度正在遭受侵蚀；同时，曾经是传统左翼或进步政党忠实支持者的劳动人民，现在出现大举向右翼民粹政党靠拢的趋势。
而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民主运作模式最为成熟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近十年來饱受政治极化和民粹主义折磨。早在2014年，一项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发布的一篇关于美国公众政治极化趋势的调查报告中，其数据显示从1994年至2014年，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愈加两极分化，且两党各自视对方为“国家福祉的威胁”的比率较过去进一步增高。而特朗普在2016年上台后，政治极化呈现加剧态势，并最终直接演变为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落败后以拒不承认大选结果为由煽动选民情绪爆发的震惊世界的国会山骚乱，彼时美国两党水火不容的极化态势达到近年来最高峰。
图 2 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过去更加严重（图源：皮尤研究中心）
图 3 两党视对方为“国家福祉的威胁”的比率逐年增高（图源：皮尤研究中心）
不过，除开特朗普时代发生的一系列让人颇有微词的事件外，一些学者已经直接将特朗普在2016年的上台视为民主政治的黑天鹅事件，以及美国民主危机的突出表现。在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看来，特朗普本人不仅没有公职经验、对宪法权利缺乏尊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还拥有威权倾向，并不适合总统的职位。在他们眼中，美国民主政治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便在于，政党与民众对此类拥有极端立场倾向的候选人保持了容忍态度，让整个政体面临在合法程序的框架下从内部腐蚀民主的可能性。
这或许便是如今美国民主政治的吊诡之处：选举的程序与规则貌似合法且正义，但正是在这样合法的程序中选出了特朗普这个被民主所诟病的极端民粹政治人物，并且胜选者并未表现出任何对竞选规则的反叛与不满。
二、国会山骚乱的余震：美国政坛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与暴力
美国历史上针对政客的刺杀并不少见，2021年爆发的国会山骚乱也足够刻骨铭心。不过当今针对同一总统候选人接连刺杀的局面出现，且另一总统候选人也同样难以幸免，如此前所未有的情况实在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图 4 特朗普再次遭到刺杀时所在的高尔夫庄园（图源：福克斯新闻）
非理性的刺杀也伴随着非理性的言论。劫后余生的特朗普在9月16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将所有罪状推到了对手拜登与哈马斯的头上：“他们的言论使我遭到了枪击，我才是将会拯救国家的人，他们却是从里到外摧毁这个国家的人。”特朗普愤怒地在麦克风前如是表达，而哈里斯则在社交媒体上以“谴责所有形式的暴力”作为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在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首场总统辩论结束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和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于9月22日公布的两份民调显示，哈里斯领先了特朗普四五个百分点。就数据结果理解来看，哈里斯的回复显得游刃有余，而特朗普的回复即便语词之中表现得信心满满，仍难免给人一种泄气之感。当然，在特朗普的指责话音落下不久，哈里斯竞选办公室便遭到袭击，如此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更是让众人对大选摸不清头脑。
诉诸暴力与指责，在当前美国政治生态中已屡见不鲜。在特朗普与拜登执政时期，国会两党便处于互相反对的状况，党派内部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也在不断增强，而在过往，特定党派获得反对党的一定数额选票是较为平常之事。美国的制衡体制在百年历史中一直运作良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的相互容忍与自我克制所形成的“软性护栏”，这样一种不成文的默契实际上成为守护美国民主的“制度性克制”（institutional forbearance），但当今愈加极端的两极化正在让这样一种“软性护栏”丧失作用。于是，无休止地妖魔化对手便成为了两党的常见策略。如此，极化与暴力行为相互支撑，逐渐形成恶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主的危机。
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此前在美国全国进行的调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为了迫使国会或政府官员做正确的事情，使用武力（暴力）是正当的。有10％的美国成年人（其中三分之一拥有枪支）赞同“使用枪支”，认为使用武力阻止特朗普成为总统是“合理的”。与此同时，7％的美国成年人（约1800万人，其中一半人拥有枪支）支持以武力恢复特朗普的总统职位。政党的极化蔓延至民众的极化，加之政府对枪支的纵容式管理更为政治暴力提供了泛滥的温床。美国学者曾忧虑地表示：“如果研究过往历史对现在有什么教训，那就是极端的两极化可能会害死民主。”枪响过后，美国政治家们失望地看到，国会山骚乱的余震仍在延续，并且不知何时停
三、暴力之后，美国民主制度性危机浮出水面
在多场暴力枪杀闹剧结束后，距离大选结束已不足2个月。暴力与极化之外，美国政治的治理困境就在短短几月的时间内再次得到鲜明的展示：民主被简单理解为“选举”（即“选举式民主”），民众的政治参与非理性化以及仪式化。即便选举没有丧失竞争性，但当前美国政党对其过度的推销与宣传使得选民沦为两党谋求选票与私利的工具，选民内心的呼声反而遭到忽视。到头来，选民分别被两党政客绑架，被吸纳入政治社会成为“人头”，混沌持续。这是当今美国民主政治非理性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即便是在民主危机的语境之下，“民主”的话语在欧美国家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生命力。依此逻辑，人们便应该弘扬“民主”，鄙视“极端与威权”，但我们看见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德国在2020年爆发的图林根州政府危机（Regierungskrise in Thuringen 2020）是德国史上首次以右翼民粹政党（指另类选择党，尤其是选择党在图林根的激进派系）的选票选出州长；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袖勒庞（Marine Le Pen）在2022年大选中选票总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将继续冲击2027年大选。
2024美国大选至今爆发的多起政治暴力事件不禁令人反思：对“民主”话语的不断强调，是否反而成为了一种对现存危机的变相掩饰？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被掩盖在“民主”的遮羞布下：难民危机、通货膨胀、失业问题……
但无论如何，本次美国大选给我们传递的一个重要信号则是：一个国家并不能将改变的希望尽数压在一次选举上，整个世界也不能。无论大幕揭晓的那一刻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胜出，我们都无法给其中任何一位执政之下的美国内政外交给予稳定的预期，何谈期待其能够克服当前美国政治的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