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装置
人类文化对于影像的记录史和技术装置的发展密不可分。从照相机到摄影机，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都极大地改变着对客体进行物化和概念化的方式。弗卢瑟（Vilém Flusser）将对这种装置的思考延伸到了社会的领域，试图以此来批判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和个人选择自由的可能性。他从一种超越技术决定论的媒介批判哲学的视角，将影像的生产与社会结构的意义建构过程相连接，从而在此基础上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不久前，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伦敦留学项目主任张先广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进行了主题为“弗卢瑟对装置社会的批判”的学术讲座，并与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就装置社会及其超越可能等学术问题进行了对谈。
原文 ：《装置社会有被突破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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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制于装置
张先广（美国格兰谷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伦敦留学项目主任）：装置的含义本身是较为宽泛的，且其适用范围具有弹性，可以从广义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理解，照相机、人工智能、计算机芯片等科技发明都是装置。弗卢瑟认为随着照相机的发明，人类步入了后历史时期，从这时候开始装置成为社会的中心。人类降格成为装置的职能员，荒诞地、随机地实现着程序中所固有的虚拟性。职能员思不出其位，视域囿于装置，以符号为现实，忠于装置、庸庸碌碌是其生存法则。以往的目的思维和因果思维让位于程序思维，劳动让位于行使职能，改造世界让位于通过装置改变世界的意义，理论让位于博弈之策。大众摇摆于娱乐和消费之间，欲望被异化。
吴静（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从这个维度上说，如何理解一边强调“装置是社会的中心”，一边谈论弗卢瑟的“反技术决定论”？而且，当我们太习惯于用“异化”这样的抽象概念去描述人类生存状况的时候，每一次具表达内容并不总是一致。在这里它指什么？
张先广：您问得很好。“中心”的意思在此表达的其实是社会结构在人本主义与反人本主义之间的博弈。如果社会的结构原则不再是人，而是装置或者机器或者是物的话，那么人就被推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种情形下，从反人文主义这种视角可能可以更充分、更确切地把人类的演化描述清楚。比如说军工复合体作为一个装置，它有它的程序，这个程序就是说它希望有战争，所以实际上就得有战争，这样分析的话好多事情好像就一目了然了。装置就像一台内置有程序的机器，本身就隐含了一些必然的虚拟性，那么只要这个程序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所有可能的虚拟的这些情形都必然会发生，但某一个情形在什么时点发生，又有偶然性在起作用，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既必然又偶然地发生，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逻辑，它体现了生活和社会的荒诞性。而荒诞主题则是卡夫卡的始终如一的主体。
吴静：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做了“媒介就是信息”“媒介就是人体的延伸”等著名论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与技术装置、媒介、符号、数字、信息已经不可分离了。您刚才所用的“异化”一词是指这个吗？
张先广：弗卢瑟比麦克卢汉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认为人和装置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进一步指出，趋于日常化和微观化的智能装置缚人于无形，更决定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收入、社会地位甚至生命的意义和安全感都来自装置，没有了装置，人就难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失去了坐标。儒家所说的“君子思不出其位”，就生动阐释了弗卢瑟作品中“职能员”忠于装置、庸庸碌碌的生存法则。职能员的价值和意义都来自装置，视域受限于装置，执行装置的符号功能成为其现实生存特征。在后工业社会，这种职能员的隐喻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受制于装置：以往的目的思维和因果思维让位于装置的程序思维，劳动让位于行使职能，改造世界让位于通过装置改变世界的意义，理论让位于博弈之策。
通过对话给装置重新编程
吴静：在德勒兹那里，这种基于机器式（当然也可以说是程序）连接的社会关系和主体之间恰恰形成了一种开放系统，即配置（assemblage），我一直认为这个概念是对“装置”的反击。配置一方面为结构（德勒兹和加塔利表述为“层”）提供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本身亦处于变动当中），另一方面也将偶然性和变化纳入其中，于是，和装置基于内在秩序对主体的座架不同，配置以非刚性连接的方式形成过剩的、不稳定的系统，多样性和逃逸线因系统内部能量流的强度变化而始终存在。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种双向预设的系统，它改变了结构主义依赖单向决定的观点。您怎么看德勒兹和弗卢瑟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
张先广：弗卢瑟其实也做出了一种双向预设，只不过他认为强大的装置足以吸纳这种影响。在装置社会，人的自由和尊严只有在迫使装置产生其程序意图之外的东西时才能实现，但装置又会通过其反馈机制吸纳人的创造性和反抗，从而强大自身。装置本身是西方文明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西方文明强调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元程序”存在着将人视为客体的趋势，以装置为代表的技术物成为宰制客体的绝对主体。要考虑这个问题，德勒兹的“创造”本身是不够的，要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批判使得装置更加强大。需要原创造、二阶、三阶、四阶、n阶创造的问题，也就是说批判本身也是一个与装置博弈的策略问题。
吴静：那如何博弈呢？或者说，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还有没有可能？
张先广：在弗卢瑟看来，改变世界最重要的是首先改变世界的意义生成方式。因为超越装置的出路不是已被装置编程的对话，而是对话式编程，即在打破主客体对立的创造性活动中实现对装置“元程序”的改造。装置社会的首要原则是功能主义的配置，它很像卡夫卡寓言意义上的城堡，有其自治性。而如果德勒兹的逃逸线有可能存在的话，只能是在对话式的“编程”中，即对社会意义的开放式编码中。不是被编程的对话，而是以对话的方式来实现对装置原则的“编程”。因为在对话的时候，人可以产生复杂的、新的思想，产生一种创造性，但是被编码的对话又是很悲哀的，所以我们要让对话本身也升阶，我们通过对话给装置重新编程，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种主动的地位。
语言的更新至关重要
吴静：编码其实就是赋予意义的过程。那么，如何赋予新的意义呢？比如，劳动？
张先广：弗卢瑟有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作出回应。他指出，在工业社会，农业和行政都被工业化和产业化，而在后工业社会，功能性的程序作为主宰力量将农业和工业职能化。作为职能员的劳动者所做的事情是接收符号、储存符号、生产符号和传播符号。于是，工作就是功能主义的实践，目的不是改造具体的世界，而是改造这个被编码的世界。这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程序员越来越像装置中不可见的齿轮，装置跃身成为真正主导社会的阶层，社会成为非人性的社会。另一方面，装置带来的生存恐惧驱使人从革命者过渡到颠覆者。用弗卢瑟的话来说，当前具有解放性的行动，都是一种颠覆性的行动。因此，要真正理解时代现实，语言的更新至关重要，要用新兴的对话式、创造式语言来对抗后工业社会中装置对世界进行无限编码的技术运行逻辑。
吴静：这种“对话”是以一种主体间性的方式创新，还是以主体的人类学方式影响装置？这种解放指向的是个体的自由还是新的集体的共识？
张先广：其实机器的实质就是使社会关系连接显性化。即便是在追求个体解放的时候，进入机器也意味着进入到所有的关系当中。对话所呈现出来的开放和互动实际上是对张力系统的改变。唯有改变，才有可能。
（贾雪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