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以来，大力发展“印度制造”作为“莫迪经济学”的核心，一直是莫迪政府力推的经济议程，也是印度总理莫迪为印度规划的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多年来，中资中企满怀热情投身“印度制造”洪流、实实在在赴印建厂发展。然而，自2020年4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政府对中企态度陡然翻转，以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为由，出台一系列政策阻挠中国对印正常投资，干扰在印中企正常运行，并严格限制中国公民赴印，其打压力度之大、花样之多令人咋舌。莫迪政府这一系列举措实则意在扶持本国企业上马，运筹“中国+1”战略，使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全球投资目的地和制造业中心。如今莫迪政府如愿了吗？
一、打压阻挠“花样百出”
首先是限制中国投资。中国一度是对印度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莫迪政府迅速颁布新的投资规则，修改《外汇管理法》中有关“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条款，将中国投资由先前的自动审批转到政府预先审批路径，要求印内政部进行严格的逐案审查。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不仅适用于中资在印绿地投资，也适用于股权收购等实益所有人变更的投资行为，大大收窄中企投资印空间。四年来，中企共向印政府上报约450份投资申请，其中印政府仅批准70余份。
第二是强制要求在印中企全面印度化。与国际通行规则不同，印政府要求的“本土化”不仅在于为印创造就业和税收，更在于高管雇员、供应链、营销网络乃至企业股权的全方位印度化。以手机企业为例，小米、vivo从进入印度市场之初便迅速投建工厂，实现产品的“印度制造”，并搭建了本地高管班子，本土化十分彻底。但这并不能令印政府满足，后者又采取“三步走”手段，试图为这些中企品牌“大换血”：先是指控这些企业使用“由中国人拥有和管理的分销公司”，要求必须更换至“印公司经营的分销渠道”，之后又命令这些品牌舍弃原来的中企在印工厂，必须找印本地代工厂组装生产，最后，印政府又提出，本土企业要在与中国手机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中拥有至少51%的股份。压力之下，vivo或被迫向印老牌财团塔塔集团出售其印度子公司51%的股权，据印媒报道，OPPO也被迫与印当地企业洽谈“卖身”事宜。
第三是限制并干扰中企正常经营。印政府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一是以涉嫌“偷税漏税”“财务欺诈”等为借口强化对中企的审查滋扰。近年来，包括华为、小米、中兴、OPPO、vivo在内的中国厂商受到印度税务、海关、反洗钱和外汇违法主管部门等政府机关的频繁调查，且遭到追缴税款、扣押资产、冻结银行账户等处罚。二是设立多重歧视性政策，限制中企参与正常市场交易。包括专门将中企排除在“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资助范围之外，限制甚至禁止中企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禁止印国内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规定从中国进口电力设备和部件须先经过政府核批等。三是直接禁止中企在印活动。包括封禁微信、微博等上百款中国手机应用、单方面取消中资企业已中标建设项目等。
最后是严卡中企人员赴印签证。2020年起，印政府大幅压缩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发放。此前，印政府每年对中国公民发放约20万份签证，2020年后，该数据锐减至约2000份。大批技术人员的商务、工作签证申请或是直接被拒，或是审批延误、迟迟无果。
二、对本土产业成长弊大于利
然而，这些措施实际给印度产业链、价值链带来的冲击和损失大于收益。一方面，部分印企确实从莫迪政府压制中企的行为中受益。例如，塔塔集团在2021年首次进入手机制造领域，为老款iPhone制造零部件，2023年11月，其收购了中国台湾公司纬创在印业务，开始组装iPhone，而今又在筹谋收购vivo印度子公司来壮大力量，以求更快切入手机制造赛道；印电子产品制造商Dixon Technologies则得益于印政府对中企“使用本土代工厂商”的要求，订单激增，过去一年内其股价上涨150%。
但另一方面，在贸易和生产全球互联、产业链价值链跨国分布的今天，印政府精准打击有“中国血统”的资本、企业和人员的措施，同样会对印本土产业产生强大“后坐力”，且伤害范围和力度远大于少数印度大财团的得利。
其一，投资下降，阻碍印度产业链完善扩张。印政府措施对中企赴印投资热情“降温”效果显著：印商工部部长高耶尔称，2014年4月至2019年3月，中国流入印FDI约合18.1亿美元，平均每年约3.6亿美元，但到2020～2021财年，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对印FDI降至仅两亿美元，2021～2022财年上半年这一数字继续下降，仅为3600万美元。
此外，印政府的举措还使一些原本计划进入印市场、或有意在印扩大投资生产的中企变得谨慎，阻碍印相关产业全产业链的构筑和扩张。以印政府引以为豪的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被称为“果链一哥”的中企——立讯精密在过去三年多次尝试扩大在印业务，但其高管赴印签证被拒，投资申请也未获印政府批准，最终该企业放弃印市场，转而对越南追加投资3.3亿美元。据印媒报道，过去四年的中印关系紧张已致印电子制造商在生产领域损失150亿美元，丧失十万个工作岗位。印业内人士称，若PLI计划没有将中企排除在外，2020年以来印手机制造产业本可多至少50亿～70亿美元出口收入。
其二，技术交流受阻，印度制造能力提升放缓。在工业设备方面，印度依赖自华进口。据印经济智库全球贸易研究倡议组织报告，2023～2024财年，印总计进口3370亿美元工业品，中国产品在其中占据30%的份额，是包括机械、化工、制药和纺织在内的印度八大主要工业部门的最大供应来源。进口的工业设备还需专业技术人员调试、操作和维护，政府强行叫停审批中国技术人员签证，很容易造成这些产业的设备闲置、生产延迟，不仅平添印企财务负担，甚至导致其产能被迫转移至他国。印政府主动“卡死”与中国技术交流、知识共享的渠道，实际是印在本国追赶中国发展经济的道路上给自己主动设障。
三、“替代中国”难有如意成果
莫迪政府的如此作为也对印度吸引全球投资形成阻碍，无益于印度实现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宏愿。
一是对其他外资形成“寒蝉效应”。印政府向来对外资难言友好，收割跨国巨头、敌视外资、搞“杀猪盘”的行径在过去屡见不鲜。莫迪政府上台后，虽着力改善印营商环境，但政策惯性难除。对待热情赴印投资设厂的中企，印政府前恭后倨变脸程度之大也警醒着其他投资者。出于对印政策环境的忌惮，很多外资选择了越南等政策环境更加优越的目的地。
二是不利于融入地区供应链体系。制造业的供应链复杂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地缘经济来看，当前全球三大生产网络围绕欧洲、北美、东亚构建，对比毗邻北美的墨西哥和距东亚更近的越南等竞争对手，印地理位置并不占优，且印主导的南亚次大陆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地区一体化程度差，难为“印度制造”提供区域层面的支撑动力。因此，在全球经济日益区域化的今天，“印度制造”要顺利推进，必须倚仗东亚供应链体系的托举支持。但是，打压驱逐中资中企，阻隔与中国的技术交流，阻碍了印度融入地区供应链体系的步伐。事实上，印政府的一系列决策，包括加高进口关税、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打压驱逐中资中企，都是在用行动表明其不愿“屈就”于东亚供应链体系而更乐意自起炉灶，一步到位把控制造业龙头。
如今印度国内也开始出现看到印度经济发展现实的理性声音，指出基于“印度制造”自身利益，政府应尽快放宽对中资和中国公民赴印签证的限制。2024年7月，印财政部发布《2023～ 2024财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明确提出“若印政府想在全球层面扩大出口，那么印要么加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要么吸引中国直接投资”。印企也多次要求政府放宽中资中企入印审批，但遗憾的是，印政府内部对此仍存较大分歧，尚未有统一政策出台。7月30日，印商工部部长高耶尔公开称“目前没有计划重新考虑允许中国投资”。不过，据印媒报道，8月7日，印政府已启用面向中国技术人员的短期商务签证审批网站。
在吸引外资、推进“印度制造”方面，莫迪政府似乎存在两大幻觉：一是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和西方推进全球产业链重构，从中国流出的外资将一股脑涌入印度，印度制造“替代中国”指日可待。但是，印度并非西方资本的“天选之地”，从中国回撤的外资更多回流美欧，或转移至东南亚国家。以美对印FDI为例，该数据在2020～2021财年达到138亿美元的历史高峰后下滑，到2023～2024财年已缩水至49.98亿美元。二是印度庞大的市场对企业是“致命诱惑”，面对这块大蛋糕，即便曾有打压驱逐，但似乎只要印政府招一招手，资本和企业都会迫不及待进入。其忽略的一点是，全球资本确实看好印度这个大市场，但市场潜力不等于制造实力，鉴于印度尚未齐备的制造业产供体系和政府任性自顾的政策记录，未来一段时间内，资本恐怕很难选择印度作为其全球制造和出口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