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过去十几年不知道写过多少次西南联大。早在2010年就给《联大八年》写过一篇书评，后来在“短史记”写过《西南联大，为何能走出174位院士》，给《新京报》写过《郑天挺日记中的西南联大“秘闻”》。
同样是趁着今年中秋的云南之行，到云南师范大学里参观了西南联大遗址。整个遗址包括了主楼三层博物馆、复建的几座教室、西南联大纪念碑、昆明师范学院纪念标柱，及“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临时展馆、烈士纪念碑等，其规模之大，真的有点让人意外。
我在过去写过的有关西南联大的文章中，找了一篇早被遗忘的《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贫困无碍坚守》，配上新拍的照片，重发于此。这是《文史参考》（即《国家人文历史》前身）2012年所策划的“1942新世界”专刊中的一篇。
战争中的知识分子：贫困无碍坚守
启风/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再迁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昆明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下子聚集了全国最多的知识精英。
1941年底，发生“洋狗”事件。《大公报》说，政府置很多重要人物于不顾，却把孔二小姐的老妈子和“洋狗”从香港给接回了后方。愤怒的联大师生走上街头，打出标语“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一则虚假信息，当时香港交通断绝，无法通知需抢救要人，以至机舱未能坐满，而四只“洋狗”的主人其实是美国飞行员。
空袭避难带上手稿
看看1942年联大老师和学生们的处境，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他们得知政府一则不知真假的腐败消息后，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以前在北平的时候，教授们月薪几百块大洋，足够买一座四合院的。但是战后的通货膨胀，使这些收入大幅缩水。政治学者张奚若曾在课上给学生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人还要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先生话锋一转:“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
在西南联大,无数的例子都在证明着张奚若的话。冯友兰的夫人自己做芝麻烧饼，梅贻琦的夫人则自制“定胜糕”，卖给学生或当地老板，补贴家用。法学学者蔡枢衡为了能赚外快，开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除了离婚案和一些很难打赢的案子，他代理各种官司。朱自清在昆明穿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毡，看上去就像是蓑衣。李广田路遇朱自清时，简直不敢相认。
联大教授维持生计固然不易，但从没有放松学术上的努力。1942年春天，雷海宗在云南大学讲了一次他独创的历史周期论，主办者林同济称赞说,“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个历史学家的浪漫)。”8月，南开大学建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社会、经济、语言等各个方面都在研究范围之内，主要成员有南开哲学系兼历史系主任冯文潜、联大中文系的罗常培、闻一多等。他们在学术使命之外，还负责为云南政府新建铁路提供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这一年，教育部举办了一次全国学术评奖，获得一等奖的有两项成果:冯友兰《心理学》和华罗庚的一本学术著作。只是冯友兰能够获奖，被认为与其紧跟当权者的所为有关。
一次空袭过后，社会学家李树青回到房间，发现已被窃贼偷得一千二净，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的20万字手稿。金岳霖对此是有先见之明的，每次跑警报都要拿着自己三十年的心血一《认识论》书稿。在小山坳中避难时，他就坐在书稿上。但终于有一次，这件宝贝还是被他给忘在了避难处，等到他回去寻找时，早就没了踪影。几十年后，金岳霖打趣说,“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西南联大的才子
教授好歹有工资，而联大很多学生的家都在沦陷区，更是一贫如洗。好在当时西南联大不仅不收学费，还每月发给一些不必偿还的“贷金”，作为学生的伙食费。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但教授收入还不足以支撑一家人的开销,怎么有钱供孩子上学呢?在西南联大上学那几年,学校吃饭虽然不要钱，但伙食极差，还不管饱。1942年，何兆武在外面兼职做工，才稍有好转。那年秋天，为供应大一新生住宿，学校当局命令学生腾出宿舍，遭到青年教师们的反对。大一新生没有吃饭的地方，教室非常紧缺，所以有时候午饭时间也会安排上课。
有一个学生自1938年到达昆明，一直到1942年毕业时，他都穿着同一件长袍，且从来没有洗过，因为没有衣服换穿。另外一个那年毕业的学生只有一套军事运输单位发的制服,那是他在一次工作后所得。联大经济系的王民嘉是“高干子弟”，她父亲是蒋介石表兄、贵州省财政厅长，但也与普通学生住草棚宿舍，穿一件蓝布袍，每天吃食堂。
1942年，杨振宁为取得西南联大的学士学位，需要提交一份毕业论文，于是找到吴大猷做导师。当时吴让杨看了《近代物理评论上》一篇有关群论和分子光谱的论文,从此杨被引入物理学群论这一领域。当年继续读研究生的杨振宁与张守廉、黄昆，被称为“物理系三才子”。
自由之土
战后迁至四川李庄的中央研究院也是如此。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从沦陷区的燕京大学来到李庄，代表家人探望思成、思永兄弟。她初见林徽因，差点就认不出漂亮的嫂子了。那时林徽因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脸也都蜡黄的,只有一双眼睛还是那么美丽。梁思成和梁思永也都在病中,尤其思永的肺病已相当严重。傅斯年几次为他们申请政府资助,以帮他们渡过难关。
后方生活艰辛，但至少是一片自由之土，因而学者们相继西行。正在温州故乡的夏鼐收到李济的电报，聘他为史语所副研究员。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通知浙江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让他先借给夏鼐去四川的路费,以后由史语所归还。在那个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名家辈出的时代，为各界无争议的大师或许只有一位，那就是有“教授之教授”美誉的陈寅恪。1942年5月的一个暴风雨之夜，陈寅恪逃离香港,经广东到达桂林，暂时任教广西大学。不久后，他成为中研院史语所的一员。
这一年，世界局势在向好的一方面发展，但落魄在中国西南的知识分子们.生活依旧穷困,斗志不减当初，他们不相信国家真的会沦为南宋，他们在为学术培育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