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地调研时，围绕干群关系，看到了很多说起来很离谱，但在当下又极为常见的事情。
中部某山区夏日防汛，村书记和小组长早早就通知在村的大家要紧急动员，一起给河道挖淤泥，防止山洪决口。村子里村民除了种地，也有鱼塘，如果山洪倾泻而出，不少村民都要遭灾，这一点村书记和小组长都是通知到位了的。结果到了挖淤泥时候，只有小组长和村书记两个人下了河道挖淤泥，有的村民动员了不来，还有的村民就撑着伞在河道边看小组长和书记挖泥。这些站着看的村民仿佛一个个督工，这里面甚至有不少河道决口就要被冲鱼塘的村民。他们不仅看着笑着，还要在边上说风凉话，说政府不给钱就不帮忙挖，还有村民说现在挖淤泥，不如等决口了，糟了损失让政府赔。
小组长和笔者说这些事时，神情很严肃，他说他和书记当时身上没一块干的，现在想起来还寒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村里的人情世故就淡了，人人都往利益上看了，总把我们干部当坏人，群众工作一点也不好做了”。他还尤其说了以前的群众工作，村里有什么事，大家也都熟悉，就算有摩擦，我买点小菜提瓶酒，上门喝一顿问题就能解决了。现在一是不能喝酒，二是就算上门都不跟你交心，“村民不跟干部说实话，哪怕喝酒聊的都是给干部上理论课，说国家政策这么好，为什么下来之后变成这样”？“这时候干部一定不能搭话，你说什么都会被认为在推辞，还有村里的事尤其不能让村民承担什么，万一吃点亏，什么12345，什么信访全都来了”。
二
防汛挖淤泥事件是较为典型的“干部干群众看”现象，其所反映的基层问题，一是群众难组织难动员，很多群众认为自己是应该享受服务的大爷，二是干部做事没有威信，当前的干群关系脆弱。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回事，群众难动员的实质仍是来源于当前乡村干部群众工作的极不扎实，平时不联系群众，不组织群众，一到关键时刻才想起要动员群众，大家自然不会买干部的账。而且哪怕是关乎到每个村民自己的公共事件，能过且过、搭便车的功利性想法自然而然地取代了为组织出力的想法。毕竟遭了损失可以问政府要赔偿，给大家做好事不仅没有报酬，甚至还会被人怀疑“动机”不纯。
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群众工作做不了，群众与干部之间的日常联系就会更少，群众不熟悉干部，干部也不了解群众，两者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疏离。然而随着当前基层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不可能装作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干群关系脆弱的情况下，很多需要与群众打交道的国家资源下乡、基层治理组织要么是以一种基层干部完全服务的模式推进，深刻践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服务改革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要么就是以一种国家资源铺路的行政替代方式进行，通过政府与基层自发的行政空转按内部对内部的方式完成上级指令。这两种方式看似完成了相关政策目标，但都没有实质性地推进基层干群关系，甚至一系列纯服务群众的福利与形式主义的造假大大恶化了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与工作形象，使得当前的干群关系越发艰难。
干群关系其实是一种将心比心的交互，干部知道老百姓心里想什么，老百姓知道干部在做什么，彼此之间用群众工作勾连，一起通过对群众的组织、宣传、教育、发动完成共同的目标，干群关系自然而然就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升华。但现在的问题是，干部和群众不熟悉，干部或许知道群众想要什么，但现实的种种因素下自己也做不到，甚至政府内部很多的留痕与报表工作就占据了干部大部分的时间，自己就更是没法给群众想实事。而在群众视角下，老百姓一方面十分羡慕干部，认为干部是“官”，私的层面，自己有个干部朋友是光荣的、值得显摆的。但在公的领域，无论什么干部都不是“好”的，哪怕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这些都是国家政策好，干部们平时就是在单位里喝喝茶开开会无所事事，在村子里干部让做事是绝对不能去的。一方面羡慕干部，另一方面又仇视干部，希望有好干部，但又觉得不可能有好干部，老百姓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恰能体现当前干群关系的尴尬境地。
三
我国我党的干群关系只是在当下相对悬浮与隔膜，其演变发展大致经历了从亲密到紧张到悬浮再到隔膜的整个过程。而且即使在当下，在不同区域与领域内，干群关系也并不都是均质的，只是在时间阶段的对比中展现得与过往不同。
在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深刻践行群众路线，努力推进群众工作的干部作风下，干群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两者如同两口子一样，是深刻信任、荣辱与共的。拿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与《寻乌调查》为例，我党干部充分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风格，深刻了解群众之所想，深刻践行群众之所望，这才有了当时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探索的胜利。到了改革开放与税费时代，不少基层干部在农业税征收与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强硬执行下，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甚至不少老百姓一度要躲着干部，怕干部“拆房牵羊”，这一时期干群关系是极为紧张的。而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打工经济兴起，也使得不少村民开始游离于城乡，人心思异与传统解体，基层群众工作也很难开展，这一时期老百姓与干部的干群关系就像紧张冲突之后离婚了一样，深刻失望后无法情同鱼水。
在税费改革后，打工经济如火如荼，很多中西部村庄平时都无人在家，熟人社会随着人员流动一点点转变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村庄社会平时无组织无活动，而基层干部也是一样，不再收税干部也就不用下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以让市场满足，基层工作也就日益悬浮。连带着干群关系跟着悬浮，两者之间平时没有什么交集，像是两口子离婚后互不联系。再到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推进，大量的国家资源下乡、规范下乡与监督下乡，基层干部都被调动了起来，开始想着法地组织群众与服务群众，推进基层治理。但很多老百姓仍处于流动之中，干群关系中虽然没有紧张的公共事件对立，但干部们对群众的服务也始终调动不起群众来。这时候两者的关系就像是两口子离婚之后又复婚，虽然讲关系要亲密，但始终做不到真正的群众引导与群众发动，看似关系很近，但两者之间存在一种隔膜，两者关系淡淡的，难得见面，见面了也难交心，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四
艰难脆弱的干群关系下，“干部干群众看”也就成了常态。要想深刻变革这样的关系，除去现实层面种种不合理制度结构的影响，观念层面，真正地重视群众，把群众当作工作中的主体而不是客体，深刻地推进群众工作，使工作注重实效而并非完成极其重要。纵览我们群众关系的变迁历史，群众工作的力量是无穷的，变革群众关系的关键在于做，只要做起来，坚持下去，消极的也会变成积极的，客体的才会变成主体的。
革命年代，怀化地界周围有很多土匪，听闻红军要来，当地很多群众都在土匪的蛊惑下进山了。红军进村后发现没有百姓，这就没法做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面对这样的困难，当时的红军提出了“做没有群众的群众工作路线”，具体就是想当地老乡之所想，知道他们是被胁迫的，也知道他们并不愿意跟土匪进山，终究是要回村的。于是红军战士们即使生活在空无一人的村庄里，也依然秋毫无犯，甚至还把老乡留下的院子打扫干净了，没带走的家禽喂养了。等到老百姓回来一看，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在无言之中就建立起来了。也就是靠着这样“尽管做”的没有群众的群众工作，红军把老百姓给争取了过来，干群关系才能如同鱼水，相互促进。
现在不是革命时期，但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依然重要。面对干群之间的不信任，关键还是“做”。良好的群众关系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言胜于行的逻辑下，必须要让群众看见干部、认识干部、了解干部，从而才能信任干部。当前的群众工作也可以更加细致，无论什么形式，最重要的是要走心，走心在于诚挚的沟通，设身处地的推进。只有群众和干部一条心，干群关系才能一家亲，两者的距离才能逐步拉近。而可能存在的隔阂也可以在交流中化解，在信任中增进，从而达成基层治理与共同发展的有效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