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党派中央挂职干部亲历的 “毕节故事”

再过几天就要迎来新中国成立75周年了，在为伟大祖国深情祝福的同时，一件往事涌上心头......

2010年7月27日，我和家人在青藏高原上向着珠峰大本营景点飞奔时，突然接到中央统战部同志的电话通知，统一战线毕节试验区首批挂职团队定于7月29日在贵阳集合。

我马上结束了在西藏的旅行，准时与团队会合，经过几天的毕节试验区区情考察培训后，我于8月1日到达毕节试验区金沙县。

在金沙县我挂任副县长，分管卫生、食品药品管理方面的工作。同时负责民进中央对口帮扶金沙县的“同心工程——彩虹行动”的协调工作。

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工作，早在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发〔2002〕13号）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2010年，我在金沙县工作期间，有关同志向我汇报金沙县的新农合参合率不高，我想交了新农合，全年看病有了基本保障，这多好！可为什么农民积极性不高呢？于是，我深入到村寨与农民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才知道参合率不高背后的原因：一是群众收入普遍不高。比如有一户农民，她老公在外打工，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家里只有一亩地，种点玉米，产量300公斤，玉米单价1.2元，收入共720元。她公公因病去世后，背了七八千元的债务。二是农民对这项政策了解不够，总觉得没病没灾的话，交了钱就是给别人用，其实，个人只是交了小头，大头还是国家出的。当时的卫生部曾经公布数据，2009年“新农合”筹资总额达944.3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69.62亿元，地方财政补助资金471.98亿元，农民个人缴费194.17亿元（含相关部门为救助对象“参合”缴费9.17亿元）。以此计算，农民个人缴费占比不超过20%。三是一开始推进新农合工作的过程中，农民真正到看病住院时，碰到实际报销比例未达预期，报销手续繁多、审核周期长等问题，影响了继续参合的积极性……针对这些情况，我和同志们一起商量，想办法，制订了一些措施。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向农民讲清楚，新农合是党和政府一项重大的惠民政策，就整个新农合基金来说，各级政府是出大头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只有参加新农合才能享受，同时新农合不是免费医疗，生病住院时个人还是要承担少部分费用的。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宣传参加新农合不仅就医看病有基本保障，还可以预防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二是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方便农民就医和报销。有的偏远乡村的农民去毗邻的外县卫生院看病，比在本县看病更近更方便，于是我们把部分毗邻的外县卫生院纳入本县的新农合定点医院，报销比例和本县相同。我们在比较大的乡镇设立新农合报销办理点，让农民少跑路。针对有的农民患大病后要借钱看病的情况，我们采取有担保的预借费用的措施。针对有的农民认为自己交的钱别人花的想法，我们建立门诊家庭账户，以家庭为单位使用，补偿比例为100%。针对困难农民和优抚对象，我们建立新农合公益基金，确保这些群体参加新农合。经过努力，2010年全县参合人数达52.05万人，参合人数比上年增加10.27万人，参合率达到97.57%，为全县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经常调研看望患病的农民群体，我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11年春节前，我去看望几位在贵阳住院的本县白血病患者，送上我自己准备的慰问金，鼓励他们与疾病作斗争，坚定战胜疾病的信心！前段时间，我联系上了当年一位白血病患者文大哥，他已经完全康复了，他说是我那次的看望，使他感受到党的温暖，增强了战胜疾病的信心，我们相约再见面！

作为一名在民进中央机关工作的民进会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让我能有机会以党为师，把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通过挂职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让普通百姓能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的温暖。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我愿意继续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作者朱一多，男，安徽黄山人，民进中央原副秘书长。历任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副秘书长、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扶贫处处长、民进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民进中央社会服务部副部长、民进中央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曾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挂任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副县长、2018年3月至2019年3月挂任四川资阳市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