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
能否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又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高超的领导艺术，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错误思想倾向。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机会，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党内外出现了一些对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这其中，又集中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有的人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表示说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北京的“西单民主墙”公然张贴诽谤毛泽东的大字报，还有人甚至打出批判毛泽东的标语，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对社会上出现的这股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国外纷纷猜测，中国在“非毛化”了。港台的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股错误思潮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 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原则性的问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多次讲话中，及时表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鲜明态度。
1978年11月25日下午，邓小平同华国锋、叶剑英等听取汇报时指示：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待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强调：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多次讲话中，也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1978年11月27日晚，他在听取汇报时说：“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在这次讲话以及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等场合，邓小平同时强调：“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挥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他在讲话中列举了几种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 并逐一辨析驳斥，最后强调：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这些态度鲜明、斩钉截铁的表态，初步廓清了人们的错误认识，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进行认真全面的总结。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础上，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在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下进行，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小组由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胡乔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具体负责。从1979年11月起，起草小组开始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为起草《决议》做准备。1980年3月，起草工作正式开始。
邓小平高度重视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他就历史决议的起草、修改，共进行了19次重要谈话。1980年3月19日，他在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提出《决议》要体现三条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他强调，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对邓小平提出的这三项基本要求、基本原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都一致同意。
邓力群后来说：
从那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或者同起草小组谈话，或者在会上讲，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这三项要求办。对于这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几次讲话的时候，一再进行阐述、发挥，自始至终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包括各种错误的意见出来以后，除了说服教育，也进行适当的批评，其目的还是为了要坚持这三项要求。这三项要求体现在《决议》的整个结构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提法甚至于字句的斟酌上。
1980年5月23日，起草小组拿出了首次供中央书记处讨论的决议初稿。邓小平看后，认为稿子没有重点论述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没有把毛泽东的正确与错误清楚地表达出来，认为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的具体贡献。邓小平要求决议起草小组重新写。
9月10日，起草小组再次改写出约6万字的决议稿，10月份下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高级干部讨论。由于预定参加讨论的党内高级干部人数是4000人，所以称作“四千人大讨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一次广泛深入地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有人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当时激烈争论的场面。大多数同志对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对于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偏颇甚至相当极端的意见，对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重要性不大理解。受这些不正确意见影响，决议11月22日稿加重了写毛泽东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也写得不足。
在四千人大讨论期间，邓小平曾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交谈过。他还看了讨论的部分简报，密切关注讨论的进展。10月25 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一方面，他肯定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要求把这些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另一方面，他也针对讨论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了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重申了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他尖锐地指出：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性严肃指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不能让步。
对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邓小平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他强调，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这是决议起草期间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在决议起草的最关键问题上，邓小平直面“非毛化”的错误思潮，为决议起草工作指出和坚持了正确的方向。
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陈云住处，专门征求陈云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意见。陈云对决议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是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仅仅过了两天，即把起草小组负责人找来叮嘱道，陈云同志的第一条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1981年5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历史决议。邓小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他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的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用短短的几句话，在几个关键的、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上给出高度概括，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远见卓识。
根据邓小平的安排，政治局扩大会议从5月21日起分组讨论， 一直到29日结束。大家对稿子普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进一步修改后可以送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在中国共产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共中央将如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历来善于通过媒体向外界传递信息、宣传政策，1980年8月21日和23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态度。
法拉奇开头便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这个细节性的问题直指中国党内国内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她的提问一针见血。邓小平的回答也一语中的，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随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他说：
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提出，中国人民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说的是“四人帮”，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毫不回避，他说，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在他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 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又问：“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明确回答：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8月28日，法拉奇将这次采访的经过和内容全文发表出来，世界各国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和评论。
这一时期，邓小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朋友时，也反复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1981年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斯特里特时，邓小平称，世界上有人议论，说我们搞“非毛化”。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将坚持毛泽东思想，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并且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个财富不能丢。3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向他解释中共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意见，尼雷尔接受了。但是尼雷尔说，毛泽东思想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国际友人的意见，表达了他们对中国能否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担心。邓小平坚定表示，中国会“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对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必要的”。
“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对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第四轮大讨论。从6月15日起，预备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各位中央委员按照会议要求，认真讨论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还征求了在京党政军机关近千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讨论的情况，几位常委相继发表了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对决议草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接着，他再一次强调：“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
此时躺在病榻上的叶剑英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与会者写信， 郑重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经过充分讨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如何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 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决议》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多方面的内容和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科学概括，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言简意赅的讲话。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于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7月6日，《人民日报》就《决议》的通过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动乱的年代结束了，徘徊的岁月终止了。我们可以向过去告别了。”
指导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充分彰显了邓小平襟怀坦白的伟大人格。1991年3月12日，江泽民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考察时说：
毛泽东同志晚年曾出现过一些失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党内一些同志力排众议，领导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现在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是很不容易的。……我听了传达后，感到我们的小平同志真正了不起。
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邵华泽在接受采访时曾感慨地说：
你讲“文化大革命”也好，你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好，那小平同志受的打击最大。但是，他不是从个人感情出发来看这个问题，他从党的事业，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所以他认为，尽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必须要否定，要坚决否定，不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但是，不能因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一生。也不能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就把毛泽东思想完全抛弃。
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当年指导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远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绳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小平同志最重视的文件之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受这些错误思潮的干扰，这从根本上恐怕应该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了这么一个《历史决议》作旗帜。”
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回顾当年邓小平作出这一伟大决策时曾动情地说：“这就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领导制定《历史决议》，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这是邓小平所做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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