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Ｋ７１２．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５８３０２１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０７７１１
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美苏正在就军备控制、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议题紧张磋商时，一架大韩航空００７号航班被苏联拦截机击落，造成机上２６９人全部遇难。这场空难是世界民航史上最严重的悲剧之一，也是整个冷战时期最紧张的危机事件之一。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发起反苏政治攻势，从双边、多边角度对苏联进行制裁，使苏联的国内外压力大大增加，影响了美苏双边关系发展进程，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的冷战新高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国内学术界对大韩航空空难事件的研究关注不多，只有少量论文有所提及，主要涉及对事件概况和发生原因的探讨。国外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事故发生过程、原因以及飞机属性争议方面。部分研究探究了美苏在该事件中的政治斗争。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难发生后不久的２０世纪末期，当时相关政府档案尚未解密，因此无法利用档案资料对该事件的美国对苏政治竞争进行综合分析。近期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８）》第４卷详细记录了１９８３年空难事件发生后里根政府内部进行的决策商讨过程、外交决策机构和人员提出的分析建议、情报部门获取的情报信息、美苏在外交层面进行的交锋互动以及美国对苏联实施政治攻势的具体行动进程等，为探究美国利用空难事件与苏联进行政治竞争的决策和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另外，《里根总统公文》收录了里根关于这一事件的公开演说、咨文、声明等，《国务院公报》收录了反映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状态的新闻稿、条约情报和其他材料，多位美苏官员的传记、回忆录中也对空难事件有专门的记录。这些外交档案、政府公文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材料构成了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础。
本文并非要探究这一灾难的责任归属真相，而是试图依托美国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文献，辅之以其他政府公开资料、新闻报道、当事人回忆录和学界研究成果，回顾美苏双方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应，梳理美国利用此突发事件对苏联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竞争手段，探讨里根政府对苏新遏制政策的路径、手段及影响，进而探究这一时期的“新冷战”态势和特征。
一１９８３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爆发与美苏的最初应对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１４时（北京时间１９８３年８月３１日２２时），从美国纽约飞往韩国汉城的大韩航空００７号航班的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从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中转起飞。机上共有２４６名乘客和２３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劳伦斯·麦克唐纳（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Ｐ．ＭｃＤｏｎａｌｄ）。大约在１６时，这架飞机引起了苏联雷达的注意。飞机偏离既定航线朝苏联领土方向飞行了近５００公里，在勘察加半岛、鄂霍茨克海地区和库页岛上方的苏联领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且穿越了苏联重要军事设施上空的禁区。在跟踪了这架飞机两个多小时后，一架苏联Ｓｕ－１５拦截战斗机向这架飞机发射导弹将其击落，飞机坠毁在库页岛附近海域。
苏联方面最初不承认击落客机。在飞机失踪２２小时后，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发表了一份声明，证实苏联喷气式战斗机拦截了一架侵入苏联领空的“不明身份”飞机，但没有提到任何针对飞机的袭击。９月２日，塔斯社再次发表关于韩国客机失事的声明，声称该飞机违反国际规定，侵犯了苏联国界，指控此行为是美国利用民航客机作为掩护来实现特别情报目标，并指责美国对苏联进行了肮脏的影射，企图抹黑苏联，散布对苏联的敌意。莫斯科发表的这些含糊其辞的声明，加重了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怀疑。９月６日，苏联电视台和塔斯社同时发表了苏联政府对大韩航空事故的权威声明，实际上是首次承认苏联击落了大韩航空客机，但以强硬的措辞将空难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美国领导人，指责他们出于侦察目的而组织了这次飞行。９月２８日，即空难事件发生近一个月后，苏联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才第一次发表声明公开提及大韩航空悲剧，重申了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强硬立场，进行了多年来苏联领导人对美国最强烈、最全面的攻击。多勃雷宁在其回忆录中评价了当时苏联对这一事件的反应，认为苏联政府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没有足够的勇气立即公开承认误击了飞机，等到塔斯社发表声明承认击落飞机时，苏联的长远利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一直存在于西方的反苏运动的种子立即发芽，并迅速获得新生”。
苏联对大韩航空空难事件没有作出及时、坦率的声明和解释，给了美国利用这一事件激起全世界反苏情绪、对苏联进行制裁的机会。里根政府决心利用莫斯科对空难事件的不当处理，以多种手段对克里姆林宫展开全方位的政治宣传攻势。为此，美国官僚机构内部进行了紧密的协调策划。
首先，关于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机构和官员积极参与事件评估与对策协商。在空难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计划小组、政策规划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不断评估和探索事态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以制定美国人民、国会和主要盟友认同并能体现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地位的政策目标，为总统提供建议，确保后续行动有针对性。各部门针对空难事件提出评估和建议备忘录，就该事件对美苏关系的影响、苏联方面的立场和行动、美国应作出的反应等进行分析，从立场和行动两个方面提出了美国应对措施的具体建议。这些及时、全面的分析建议为里根作出慎重稳妥的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美国政府制定了处理空难事件的指导性文件。在空难发生后第４天里根签署了名为《美国对苏联摧毁大韩航空客机的反应》“第１０２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规定了美国处理此事的目标和行动措施。该指令指出，美国的目标是：１．寻求正义，美国必须与国际社会协商，且在呼吁正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２．显示对苏联恐吓行为的抵抗，增强亚洲盟友和其他国家的信心；３．增进公众对苏联言行对比的理解，扭转苏联政权一直塑造的“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将在外交、航空安全和建立区域信任等领域采取双边和多边行动。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新闻署署长和联邦航空局局长将制定一个协调的行动计划来执行该指令。在国务卿的指导下，一个跨部门小组将继续评估和探索符合该指令的美国行动的其他可能性。
最后，美国国会提出了多个关于大韩航空空难事件的法案，对苏联进行谴责和制裁。如９月２８日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谴责苏联摧毁韩国民用飞机”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谴责苏联摧毁大韩航空００７号航班并导致机上２６９名无辜人员丧命的罪行；要求苏联对这次残忍屠杀作出全面、坦诚的解释；向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深切的同情，支持他们向苏联索取赔偿的权利；呼吁苏联协助国际社会寻找遇难者遗体；呼吁国际民航组织进行国际调查；宣布与国际社会合作，要求苏联修改其防空程序，以确保商业客机的安全通行；认定苏联政府拒绝为其肆意行为承担责任，这一行为将使美国和其他国家更难接受苏联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敦促盟国和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继续要求苏联政府为其行为道歉，充分赔偿无辜受害者的家属，并同意遵守国际公认的既定程序。国会的态度和议案使里根政府对苏发动制裁获得了强大的国内政治支持。
二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对苏政治竞争的策略和手段
在里根政府对苏联“新冷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空难事件成了美国发动对苏联政治战的绝佳借口。美国通过舆论宣传、对苏制裁、联合盟友施压、利用国际组织打压等方式，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取得了显著的冷战政策效果。
１．通过舆论宣传对苏施压
美国在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上的宣传目标是扭转苏联一直努力塑造的“和平缔造者”的形象，争取使美国被国际社会视为寻求正义的领导者。通过官方声明和媒体大量报道，美国成功地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对无辜的航空旅客无端使用武力上，对苏联的行动提出了严厉谴责，夺取了舆论主导权。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以迅速且持续的强硬声明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该事件的广泛关注，使美国在此次公共舆论斗争中始终保持主动。在苏联未公开空难事件之前，甚至美国情报部门也尚未弄清事故具体情况时，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就先发制人，于９月１日上午１０时４５分在国务院紧急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声称知道苏联袭击大韩航空客机的真相，介绍了飞机从起飞到被苏联侦察机跟踪直至被击落的事件经过，指出“不能为这种骇人听闻的行为寻找任何借口”，“美国对这次袭击反应强烈”。他的目标之一是让苏联相信美国已经了解了空难发生的基本事实，同时也想让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苏联犯下了可怕的、毫无根据的行为。舒尔茨这场带有强烈情感冲击力的记者招待会为美国官方立场和大众媒体报道定下了基调。
里根总统也迅速占据道德高地，以他特有的风格在电视、广播中炮轰苏联，在人道主义方面做足了姿态，将美国对人性的关注和苏联一贯的冷漠进行对比，借机将抨击目标转向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９月１日下午，白宫发表里根总统谴责苏联罪行的声明，称以“所有美国人和全世界珍视文明价值观的人的名义”，抗议苏联的“恐怖暴力行为”，要求苏联作出充分的解释。９月５日晚上，里根在白宫办公室向全世界发表了关于苏联袭击大韩航空００７航班的电视讲话，将击落事件谴责为“大屠杀”，痛斥苏联无视人类生命且拒绝承认错误，呼吁全世界绝不能忘记这一“危害人类罪”。９月１７日下午，里根又一次就苏联袭击大韩航空客机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再次谴责苏联的暴行，着重介绍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各国际组织对苏联展开的惩罚举措，呼吁更多人对苏联持谴责态度。９月２６日上午，里根总统在第３８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虽然演讲的重点是和平与军备控制合作，但两次提到大韩航空悲剧，将苏联在这一事件中的行动与美苏关系更广泛的复杂性联系起来。里根总统这些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公开声明，很容易激起世界民众的反苏情绪。
在媒体宣传方面，美国新闻署总体部署，大众媒体积极配合，全力扩大反苏舆论声势。美国新闻署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将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集合起来协调部署，对美国立场进行广泛的媒体报道，以寻求公众支持，并使国际社会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美国新闻署政策指导部为所有驻外机构和媒体撰写公共事务指导，对苏联的宣传进行反驳，为美国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提供建议。美国之音播音的重点都聚焦于空难事件，保持以多种语言最大限度向苏联集团加强广播；所有代理媒体准备好迅速利用美国高级官员、国会议员、国际事务评论员等发表的声明和评论，集中从人类利益的角度报道这一重大事件；华盛顿和纽约的外国新闻中心持续为外国媒体安排采访、新闻发布会或公开简报会。由于苏联倾向于压制灾难事件的媒体报道，处理大韩航空空难事件时也不例外。这使得在事件发生的最初两天时间里，飞机被击落的消息只通过美国之音等西方广播电台大量传出，因此公众对空难事件的认知更可能被美国塑造和利用。
美国国内各大主流媒体中充斥着对空难事件的密集报道，统一将罪责归咎于苏联政府，有意引导对苏联谴责的舆论。在空难发生后的两周内，有关该事件的新闻占据了４３个广播节目中的２７个；空难事件连续９天在各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中占据头条；新闻杂志放大了里根总统的观点，即飞机失事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错。在这些报道中，大韩航空空难事件被定义为苏联这个“邪恶帝国”的“蓄意谋杀”，强化了对苏联的既定道德评价。媒体的这种高度关注为公众提供了更多接收美国官方立场的机会，加强了新闻叙事的道德主题，其反苏的新闻框架引导了对里根政府有利的政治结果的产生。美国新闻署和大众媒体为里根政府获取国内和国际公众支持发挥了媒介作用。
２．在美苏双边关系中对苏联进行制裁
空难发生后，里根政府迅速决定对苏联进行制裁，但内部关于如何对苏联进行制裁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Ｃａｓｐａｒ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和白宫的一些工作人员认为，美国不应该如期恢复《中导条约》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并且应该取消原定于在马德里举行的舒尔茨葛罗米柯会晤，以表示对苏联击落大韩航空飞机的抗议。而里根和舒尔茨认为应该保持接触和谈判，考虑到美苏军控谈判将要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不能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核裁军进程，里根不希望因任何严重的报复使对抗局势升级。而且，里根政府需要向盟友表明美国对日内瓦谈判的积极态度，以维持与盟友的团结。此外，与卡特政府对阿富汗战争的反应不同，里根不想实施重大的经济制裁。在９月２号召开的国家安全规划小组会议上，财政部长唐纳德·瑞根（Ｄｏｎａｌｄ Ｒｅｇａｎ）主张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被里根总统否决。尽管有各种煽动性的反苏言论，里根政府实际上并不想把苏联逼进墙角，而是试图在制裁苏联和就安全相关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对苏联的制裁主要体现在民用航空领域。９月８日，里根总统要求美国民用航空委员会（Ｃｉｖｉ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Ｂｏａｒｄ）对苏联国家航空公司（Ａｅｒｏｆｌｏｔ）采取强有力的制裁，包括暂停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暂停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在美国销售机票的权利、禁止美国航空公司在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行程范围内往返美国、禁止美国航空公司在美国销售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任何航空运输产品、暂停美国航空公司与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任何联程服务安排等。制裁持续时间取决于苏联表现出其遵守民航基本规则的意愿程度。同日，里根总统还下令关闭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办事处，将他们的三名官员遣送回国。９月１５日，里根总统下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吊销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经营往返美国航班的执照。９月１６日，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单方面拒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飞机在纽约港经营的机场降落，导致苏联政治局取消了葛罗米柯外长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
其他方面的惩罚性措施则相对克制和理性。主要体现在：就本国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向苏联提出索赔，取消关于将双边运输合作协议延期１８个月的计划，暂停在基辅和纽约设领事馆以及签订新的文化、科学交流协议的谈判。随着公众舆论支持采取强硬的反苏措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Ｊｅｓｓｅ Ｈｅｌｍｓ）、史蒂夫·西姆斯（Ｓｔｅｖｅ Ｓｙｍｍｓ）和威廉·阿姆斯特朗（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周围的一群右翼分子开始谴责里根政府的制裁反应过于软弱，并要求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报复措施。他们希望将美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降到最低限度，停止军控谈判，切断美苏之间的所有贸易往来，撤销新的五年粮食协议，同时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制裁。尽管面临这些压力，但里根并没有中断美苏之间的军控谈判、双边贸易或外交联系，也没有恢复对苏联的粮食禁运。
在双边对话方面，美国没有取消原定于９月８日在马德里举行的舒尔茨国务卿与葛罗米柯外长的会晤，而是把它变成一个表达美国对空难事件立场的机会。在这次会议上，空难事件是舒尔茨提出的首要问题。即便葛罗米柯多次表示不想谈论此事件，舒尔茨还是以强硬姿态坚持表态，会议成了一场激烈对抗的正面交锋。舒尔茨表达了美国对苏联行为的极端不满和关切，将空难事件与军备控制和人权问题相联系，提出了空难事件所表明的三个问题：苏联军备水平高且不断增加、美苏关系缺乏信任和信心、苏联使用和鼓励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葛罗米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他在外交生涯中与１４位美国国务卿进行过的最激烈的交流，可能也是美苏两国高层官员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会晤。美国利用多边场合的双边会谈展示战略姿态，给苏联施加了沉重的外交压力。
３．联合盟友对苏联施压
美国认为联盟的团结是美国对抗苏联的最好堡垒。空难事件发生后，苏联的策略是把这件事变成美苏双边议题，而美国坚持的策略是国际团结。第１０２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的指导原则提出，美国不能在对付苏联的行动中孤军奋战，而是要与盟国充分协商，创造一种协调、连贯和持续的国际反应。
里根政府不断与欧洲和亚洲盟友接触并向他们施压，敦促它们发表对苏谴责声明，向苏联提出赔偿要求。盟国与美国从道义上对苏联进行谴责的行动是相对统一的。韩国总统全斗焕指责苏联“犯下野蛮罪行”“应该受到全世界的谴责”，日本官员表示空难事件“非常令人遗憾”，法国外交部表达了“最强烈的愤慨”，英国外交部称这一事件“令人深感不安”，许多国家政府纷纷召见苏联大使进行愤怒的抗议。除了谴责之外，美国联合多国向苏联索赔。美国以外交照会的形式编写了一份要求赔偿的草案，并分发给在空难中有国民丧生的其他国家政府，要求它们采取类似行动。该照会是一份简要声明，认为根据国际法苏联的行动是错误的，苏联有义务作出赔偿。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向苏联提交了关于要求赔偿的外交照会。
美国寻求尽可能多的国家合作制定和实施对苏联航空公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９月５日，助理国务卿理查德·伯特（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ｕｒｔ）向北约、新西兰、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大使馆通报关于实施航空制裁的情况；９月６日，国务院官员召见了欧洲中立国家和非洲、中东、亚洲关键国家的大使馆官员，请求他们支持里根总统的制裁提议，外交代表们普遍持肯定态度。９月７日，华盛顿向北约盟国、日本、韩国、东盟、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和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机构发送电报，通报苏联击落韩国客机的资料、美国的应对措施、美国提出的国际应对措施等，转交了美国总统给英国、德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国首脑的信件；运输部长伊丽莎白·多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Ｈ．Ｄｏｌｅ）致函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主要成员国的同行，要求他们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的决议，采取针对苏联国家航空公司的民航制裁措施。９月７日至９日出席马德里欧安会期间，舒尔茨多次与北约以及不结盟国家的代表举行会议，与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５个国家进行密集磋商，试图组织一次强有力的多国抗议活动，动员各国暂停与苏联的空中双向交通。舒尔茨在给里根总统的电话中表示，美国的大多数北约盟国将同意采取重大行动：通过国际民航组织修订空中交通管制协议，禁止北约武官与苏联进行正常联络，明确支持韩国对苏联提出的五项要求，并支持从９月１５日起暂停两周往返苏联的空中航线。最终，除法国、希腊、土耳其和西班牙外的北约国家和瑞士在９月１５日至２８日之间暂停了它们与苏联之间的所有航线，也禁止苏联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对苏联航空业采取了相应的抵制措施。在国际社会对苏联的联合制裁下，苏联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受到了很大影响。
４．利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国际会议是美国呼吁对苏制裁、发动政治攻势的关键平台，国际组织是美国对苏联实施制裁的重要抓手。
首先，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力争对苏谴责和制裁。美国联合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于９月２日召集了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来审议空难事件。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代表查尔斯·利钦斯坦（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Ｌｉｃｈｅｎｓｔｅｉｎ）在会上以强烈措辞谴责苏联的暴力行为，逐字摘录发射导弹的苏联飞行员的通讯内容，提议通过一项进行特别国际调查的决议，并敦促其他国家同美国一道发表谴责性声明⑧。９月６日，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ＪｅａｎｅＪ．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在安理会上将空难事件定性为“苏联对民用飞机的有预谋攻击”，通过电视显示器将苏联飞行员无线电对话的录音带和大韩航空００７号航班的路线图进行了视听演示，证实了苏联击毁客机的事实。为了赢得全世界的舆论支持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外交斗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韩国、日本和英国七个国家的代表起草了一项决议，谴责苏联对民航客机的袭击，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敦促所有国家遵守１９４４年《芝加哥公约》。虽然苏联利用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阻止了决议的通过，但苏联的国际形象受到重创。
其次，美国推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对事故展开调查。国际民航组织是联合国负责国际民航事务的一个专门机构，在处理航空事故方面拥有国际权威。在９月１５日和１６日于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特别会议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林恩·赫尔姆斯（Ｊ．Ｌｙｎｎ Ｈｅｌｍｓ）表达了对苏联漠视人的生命及其拒绝配合信息搜集和调查工作的震惊和愤怒，谴责苏联违反了国际法，呼吁对空难事件进行调查。此次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苏联击落民航客机的行为，敦促苏联协助遇难者家属视察事故现场，指示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１０月１日，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２４届会议通过了第Ａ２４－５号决议，赞同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并敦促所有会员国充分合作以执行这些决定。１９８４年３月６日，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了一项美国提出的决议，谴责苏联使用武力摧毁民用客机，并对苏联未能在搜救工作中提供合作表示遗憾。美国在国际民航组织的积极推动使得对苏联的谴责从人道主义层面扩展到了国际法层面。
最后，美国在国际组织和会议中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对苏谴责，寻求全球各界对苏联进行孤立。国务院官员会见国际航空公司飞行员协会（Ａｉｒ Ｌｉｎｅ Ｐｉｌｏｔ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ＰＡ）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ＡＴＡ）的代表，持续跟进两个组织对苏联的惩罚措施。在９月９日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国务卿舒尔茨发表的讲话包括一份完整的对苏谴责声明；在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美国再次谴责苏联袭击民航客机；在１０月３日至１４日的世界旅游组织第五届全体大会上，美国要求世界旅游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共同发起或支持一项谴责苏联行动并认可所有人安全旅游的权利的决议，最终，美国成功获得足够的选票，通过了一项谴责苏联击落民用飞机行为的决议。美国利用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引领议题设置，号召反苏舆论，使大韩航空空难事件对苏联的不利影响不断扩大。
三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对苏政治竞争的影响
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对苏联发动多重政治攻势，产生了多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在单边层面增加了苏联的国内外压力，在双边层面进一步恶化了美苏关系，在多边层面构成美苏“新冷战”的焦点之一，在全球治理层面影响了国际民航运营及安全合作。
１．增加了苏联国内外压力
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加剧了苏联国内和国际政治困境。一方面，美国发起的舆论战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一场宣传灾难，年迈多病的苏联领导人在处理突然爆发的危机时软弱无能，使负面舆论不断发酵。也进一步说明苏联的文职领导人和军队之间关系困难且缺乏沟通。在美国公开大量证据证明苏联击落客机，全世界都在期待苏联作出解释时，苏联却连续５天否认对袭击负责，激起了国际社会更强烈的愤怒。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奥尔格·科尔尼延科（Ｇｅｏｒｇｉ Ｋｏｒｎｉｅｎｋｏ）称，安德罗波夫几乎是在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Ｄｍｉｔｒｉｙ Ｕｓｔｉｎｏｖ）的建议下立即作出否认责任的决定的。这表明当时苏联高层官员的行为方式是极为个人化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安德罗波夫后来因空难事件“咒骂那些对重大政治问题毫不关心的将军们是白痴”，指责军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把苏联与美国的关系推到了彻底破裂的边缘，苏联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摆脱困境。另一方面，美国在联合国和其他渠道的后续行动，对苏联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沉重打击，加深了对苏联的国际孤立。一份“红队”关于空难事件对美苏关系影响的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对空难事件的强烈抗议使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领导层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死后最严重的外交危机，他们被迫处理三大任务：减少损失、转移愤怒、在更广泛的东西方问题、尤其是军备控制方面上重获主导权。然而，苏联最初的错误应对使得这些目标难以实现。空难事件干扰了苏联在处理中导部署等紧迫问题方面的努力，使其不得不对日益扩大的国际孤立作出反应。
美国对空难事件的处理方法证实了苏联领导层对里根总统动机的最坏担忧，强化了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恐慌。一份由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和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Ｃｈｅｂｒｉｋｏｖ）向安德罗波夫发送的秘密备忘录显示，苏联领导层私下里对空难事件的看法与他们公开发表的意见几乎一致，即认为空难事件是一场由美国特别情报部门精心组织的、具有双重目的的重大政治挑衅。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评估认为，在苏联看来，空难事件后大规模的反苏运动恰好与里根政府对苏联的道德批判相吻合，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在一时抓住的机会。里根总统利用空难事件来说服国会支持他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以及发展新型ＭＸ导弹，似乎更加验证了苏联领导层的想法。空难危机终止了苏联领导层内部进行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辩论。里根政府的公开谴责以及动员国际社会反苏的做法使苏联领导人更坚信空难事件是美国雄心勃勃的反苏阴谋的一部分，可能会为美国提供一个对苏联发动核打击的借口。作为回应，安德罗波夫将其秘密情报收集计划“瑞安行动”提升至更高的优先级，让克格勃保持警惕，寻找可能即将发生的核战争的迹象。安德罗波夫在９月２８日的声明中抨击了里根政府，称“如果有人曾对当前美国政府的政策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抱有任何幻想，那么最近的事件已经彻底消除了这种幻想”。这一悲观言论反映了苏联高层对美国利用空难事件攻击他们的怨恨。同时，苏联领导层将对美国的怨恨和恐惧大肆宣扬，使担忧核战争爆发的紧张情绪在整个苏联社会蔓延。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与两个月后美国联合北约举行的“优秀射手８３”（ＡｂｌｅＡｒｃｈｅｒ ８３）军事演习使苏联对美国核突然袭击的恐惧不断升级至白热化。
２．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利用空难事件与苏联强硬对抗，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舒尔茨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大韩航空００７飞机被击落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冷战解冻的开始，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升温。大韩航空飞机的失事又将两国关系带回了寒冬。”中央情报局情报副局长罗伯特·盖茨（ＲｏｂｅｒｔＭ．Ｇａｔｅｓ）评估空难事件后的美苏关系时称：“或许，美苏关系现在和未来都是斯大林死后最黯淡的时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开始，美苏之间本只有过几次短暂的光明时刻，两国关系或多或少地持续恶化。空难事件本身是冷战催化下发生的一场悲剧，两个超级大国对该事件的处理又明显带有冷战对抗的特征，美国联合西方盟友采取多种措施对苏联进行打击，苏联则指控该航班实为美国执行情报任务的间谍飞机，指责美国蓄意挑衅。围绕空难事件的互相攻击，使得两国关系中的紧张气氛迅速升温。
空难事件中的博弈虽然没有改变美苏关系的性质，却改变了美苏双边对话进程。在事故发生之前，美国进行了试探性扩大美苏对话的努力，开始建立一种舒尔茨与多勃雷宁会面、哈特曼与葛罗米柯会面的对话模式。苏联也有了一些较为友好的做法，如就里根总统对五旬节派教徒人权问题的关注作出积极的回应、暗示在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上更加灵活、愿意讨论里根在通信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倡议、愿意恢复关于新领事馆和文化交流协议的谈判等。军备控制问题、地区问题、双边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的解决本可能在９月马德里舒尔茨葛罗米柯双边会晤时向前迈出一小步。然而，突发的空难事件为美苏关系改善制造了一个重大障碍，导致美国原计划推进的对苏小步骤接触战略的大部分内容被搁置，使美苏双方更难扩大对话的形式或实质。在１９８３年剩余的时间里，美苏关系改善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３．构成美苏“新冷战”的焦点之一
里根政府借空难事件打击苏联的决策和行动是里根对苏新遏制政策重要体现，标志着冷战缓和的彻底结束。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人物罗纳德·里根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他上台后放弃了对苏缓和战略，奉行对苏强硬政策，把遏制苏联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环节，努力恢复美国的霸权地位。
里根总统在１９８３年１月签署的“第７５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中清晰地描绘了美国对苏战略的目标：一是在国际舞台上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二是增加苏联内部压力，促进苏联政治和经济制度变革；三是通过与苏联谈判达成保护和加强美国利益的协议。强调意识形态优越性、使用政治行动工具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三大手段之一。利用空难事件从政治和道义层面攻击苏联服从于美国对苏新遏制战略的需要，也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对里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即强调意识形态在对苏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强调美国必须积极主动地在国际竞争中占领“道德高地”。里根总统视空难事件为一个向世界证明苏联是“邪恶帝国”的机会，将空难认定为苏联政府的“蓄意谋杀”，极力夸大苏联对国际安全的威胁，突出空难事件的人权性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其言行带有进攻性、挑衅性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与苏联的政治竞争中抢占了道义优势。
美国利用空难事件反苏的强硬做法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冷战的升级。１９８３年是冷战进程中极其危险的一年，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到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３月８日，里根发表演说称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３月２３日，里根在全国讲话中宣布开展“战略防御计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即“星球大战”计划）；１０月，美国五角大楼派兵入侵格林纳达；１１月初，美国联合北约举行“优秀射手８３”军事演习；１１月底，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这些举动都引起了苏联的愤怒和警惕。发生在９月的大韩航空空难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在冷战对抗的紧张氛围下，美国利用这一事件发起的反苏运动为局势升温起到了催化作用。《时代》杂志称，空难事件导致的美苏政治竞争是“美国战后外交史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奇怪、最出乎意料的一场对抗”。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和随之而来的苏联代表退出日内瓦裁军谈判，将东西方关系带到一个危险的低谷，并在全世界加剧了对于战争即将爆发的恐慌。
４．影响国际民航运营及安全合作
美国号召多国制裁苏联航空公司，在一定时间内影响了民航业的正常运营。苏联国家航空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服务范围辐射欧美、亚太地区主要国家。据美国民航局估计，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航空制裁将使苏联航空业每年损失大约１５０万～２００万美元。此外，至少有１９个国家的政府、飞行员协会和工会呼吁对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实施抵制、暂停服务或限制飞越等制裁，在与苏联有直接空运服务的１６个国家中有１１个国家暂时停止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导致莫斯科与许多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大批持有被取消航班机票的旅客被迫寻求其他路线离开莫斯科，引发混乱。这些制裁实施时间较短且主要是经济性质的，只是西方世界舆论的象征性表达，并没有改变苏联的立场。
相较于短期内对国际民航运营的不利影响，大韩航空空难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民航安全的重视，从长期来看却推动了保障民航安全的全球治理。在主权国家方面，美国因为空难事件公开了全球定位系统（ＧＰＳ）技术，免费提供给民用航空使用。里根总统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６日宣布，全球定位系统技术一旦投入使用就将供国际民航使用。这标志着全球定位系统技术开始从军用飞机向民用飞机普及。在国家间合作方面，促进了北太平洋航线相关国家的民航合作。美国、苏联、日本代表团在１９８５年针对加强北太平洋航线飞行安全的方案进行了３次讨论，签署了一份关于空中交通管制的谅解备忘录：三方同意指定安克雷奇、东京和哈巴罗夫斯克为区域控制中心，分别作为美国、日本和苏联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联络点，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协助民用飞机。东京、安克雷奇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区域控制中心于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１９日签署了关于实施三方谅解备忘录条款所需程序的协议，该协议于１９８６年１月２８日生效。在《芝加哥公约》修正案生效之前，三个空中管制部门之间的协议成功地防止了北太平洋航线上民用飞机被摧毁的悲剧事件再次发生。在国际制度建设方面，空难事件推动了《芝加哥公约》的修订。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５日至１６日，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理事会指示空中航行委员会审查《芝加哥公约》中关于拦截民用飞机的规定，并考虑作出修订，以防止此类悲惨事件再次发生。对《芝加哥公约》第３条之二（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ｂｉｓ）的修正案于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０日获得国际民航组织第２５届会议一致通过，并送交各缔约国批准。修正案重申了禁止对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使用武器的原则，有利于加强国际民航的安全保障。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空难事件后的努力为冷战期间民用航空安全的全球治理发挥了作用。
四 结 语
１９８３年大韩航空空难事件是东西方冷战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虽然没有构成美苏竞争的长期核心议题，但在短时间内造成了极度紧张的局势。空难事件及莫斯科对事件的不当处理似乎给里根关于苏联是“邪恶帝国”的论断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里根总统开始抓住一切机会削弱苏联，这其中包括了“星球大战”计划等军事、科技、经济硬实力的对抗，也包括了威望、道义等软实力的竞争。里根政府利用空难事件不失时机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从道义和人权角度攻击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是美国对苏政治战的一个成功案例。里根政府将强硬言辞与理性行动相结合，将双边制裁与多边施压相结合，通过号召国际社会谴责和制裁苏联，从而获得了国际权力斗争中的政治优势。反观苏联，在面对空难事件时应对笨拙，暴露了其体制的僵化和内部沟通不畅，围绕危机事件展开国际政治斗争的能力十分欠缺。
就冷战的发展进程来说，空难事件加速了美国对苏“新冷战”战略的形成，是冷战“缓和”政策结束的重要标志。一方面美国不断给苏联施加强大政治压力，再次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拉回美苏对抗的核心场域，并将其视为“以实力求和平”（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美国围绕空难事件对苏联发起的大规模政治攻势，使苏联高层终止了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辩论，再加上“优秀射手８３”演习事件，苏联认为美国将发起新的对苏冷战攻势，苏联为此做了大量军事准备。这使得１９８３年成为冷战中最危险的年份之一。
当然，即便是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国际公共领域的全球治理同样十分必要。国际民航安全就是这样的全球治理领域之一。大韩航空空难事件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推动了国际民航安全的国际合作与制度建设。美国向民航领域开放ＧＰＳ信号、美、苏、日签署北太平洋航线航空交通管制备忘录、国际民航组织推动修订《芝加哥公约》都是国际民航安全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这也说明大国竞争也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的融合与合作的可能。
此外，舆论战、双边制裁、联合盟友、操纵国际议程，这些是美国利用大韩航空空难事件对苏联施压的措施，也是美国在当代大国竞争中仍然惯用的政治竞争手段。在中美关系中，美国类似的政治竞争攻势也不鲜见，我们应未雨绸缪、以史为鉴，加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建设，在大国政治竞争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