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是以安庆方言演唱的安徽省地方剧种。最早记载黄梅戏的文献是，清光绪五年（1879）10月14日上海《申报》上，关于每年在安庆关外“黄梅淫戏”（黄梅调）演出的报道[1]。
当时的黄梅调已经是正规剧种。著名音乐家张锐，1954年在安庆学习安徽黄梅调时的日记中写道：“老腔的节奏较简单，音域也较小，曲调变化也不大，但却带有浓厚的乡土味道，特别是当地群众用安庆话唱起来，听了觉得自然、朴素、清切……老腔更接近民歌一些……太湖一带的唱腔还带有山歌味道……。”[2]
1956年，由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员严凤英和王少舫主演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公开上映，黄梅戏开始从安徽走向全国[3]。
关于黄梅戏的起源地，目前还存在争议，“安徽安庆”[4][5] 和“湖北黄梅”[6][7] 两说并存。
戏曲研究专家和音乐家王兆乾撰写的《黄梅戏音乐》（1957年），是第一本黄梅戏研究专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书的第一章“关于黄梅戏及其音乐的历史沿革”中写道：“黄梅戏是从农村中成长起来的民间小戏，史籍上找不到关于它的记载，它的发生、发展情形，很难从现成的材料中找出线索，加以肯定。”[8]
因当时条件所限，王兆乾没有深究黄梅戏古代文献史料，所以该书中关于黄梅戏起源的考证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黄梅戏相关的古籍史料陆续被发现。黄梅戏溯源，属于文化史考证范畴，研究者理应以科学求真求实的态度，慎重探究。
遗憾的是，在该领域，有些史料被嫁接或篡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凭空杜撰的“史料”。这些被人为加工裁剪的伪史料，混淆视听，甚至以讹传讹，导致黄梅戏起源地争议不断，无法形成定论。
本文首先甄别出与黄梅戏溯源研究直接相关的伪史料，然后分别对“湖北黄梅说”和“安徽安庆说”所依据的核心文献史料进行剖析，进一步为黄梅戏溯源。
黄梅戏溯源研究中，有的史料的出处被更改。学者桂靖雷的论文《黄梅采茶戏流行区域历史文献资料辑录》[9]中，有段记载：“近俗以十五日为灯节，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摘自光绪二年《黄梅县志》。”
笔者查阅了光绪二年（1876）《黄梅县志》，发现该志中根本没有上述记载。进一步检索发现，该记载的内容来源于民国十年（1921）《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风俗”篇[10]，如图一所示。
光绪二年（1876）《黄梅县志》卷六“风俗”中，有“上元夕张灯”的记载[11]，但没有采茶演艺的内容。
黄梅戏溯源研究中，有的史料的内容被修改并添加了新内容。1991年，学者桂遇秋，从清代江西文人何元炳的诗集《焦桐别墅诗草》中，找了一首采茶诗：“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今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12]
笔者查阅了何元炳的《焦桐别墅诗草》诗集，并获得了记载有“都作黄梅县里腔”页面的照片，如图所示。
该诗是诗集的卷四中七言绝组诗《采茶曲》中的第六首。对照图二和桂遇秋论文中的诗句，不难发现，桂遇秋作了三处改动：
1）第一句的“倚绿窗”被改为“绮绿窗”；2）第三句的“如何”被改为“如今”；3）添加了“下河调（黄梅腔）标题”。“倚”变成“绮”也可能是因为排版错误，但另外两处的改动是无疑的。
桂遇秋的论文中，在何元炳诗作的基础上“创作”了新诗《下河调（黄梅腔）》，并认定诗中的“下河调”为剧种名并等同于黄梅腔，试图证明清同治年间黄梅采茶戏已存在，并已在赣东北地区传播[13]。
结合《采茶曲》组诗的最后一句“预祝蒙山岭上春”的“蒙山”以及诗中“江南”等地理信息，又因为何元炳是江西人，我们可以推断，该诗是何元炳在江西“蒙山”（在新余市和宜春市之间）一带旅游时，听到了“拣得新茶”的茶农演唱采茶歌后所作。
由于新余和宜春地处赣江下游，诗中“下河调子”可能是赣江下游的调子。同处赣江下游的南昌市新建县，至今还保留了采茶戏中的下河调[14]。“都作黄梅县里腔”，可能是因为，何元炳当时遇见了很多从湖北黄梅县来江西“蒙山”一带务工的茶农，这些茶农都演唱着黄梅县的采茶歌。
值得注意的是，茶山上的采茶歌不是采茶戏，而且该诗与安徽无关[15]。
2009年，学者桂也丹未作深究，直接引用桂遇秋的新诗，并声称“这首诗为后人研究黄梅戏的历史渊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6]。这样的引用和推论，实为以讹传讹。
黄梅戏溯源研究中, 还出现了凭空杜撰的伪史料。学者屈桂春在论文《黄梅戏由鄂入皖原因探析》中写道：“据清《黄梅县志》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湖北黄梅 ‘洪水横溢，江堤尽溃，灾民众出’。”[17]
笔者查阅了清光绪二年（1876）《黄梅县志》卷三十七“祥异”篇[18]，发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梅县既没有发生水灾，也没有发生旱灾，如图所示。
而且，记录了清乾隆年间“祥异”的两部《黄梅县志》（乾隆五十四年和光绪二年）中，都没有“洪水横溢，江堤尽溃，灾民众出”的记载。
从图还可以看出，乾隆五十年（1785年），黄梅县大旱；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黄梅县既没有大水，也没有大旱。因此，乾隆五十年和五十一年黄梅县发大水的“传说”[19][20]，与清道光二年《黄梅县志》上的记载相悖。
安徽宿松县，与湖北黄梅县接壤，但相对于黄梅县，地处长江下游。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宿松县发生水灾20次，黄梅县发生水灾19次，黄梅县发生水灾的同时，宿松县也发生水灾[21]。如果黄梅县灾民要逃往安庆地区，宿松县是必经之地，所以，“大水冲来了黄梅戏”，是水话。[22]
以上甄别出的伪史料，如不深究，不容易被发现。在此逐一列出，供研究人员参考，希望能引起戏曲研究专家们的重视。
“湖北黄梅说”的主要论点是：清乾隆年间，黄梅县水灾频发，逃水荒的灾民来到安徽安庆地区，用卖唱的方式乞讨为生。安庆地区的艺人们，在黄梅县灾民传来的采茶歌的基础上，发展了黄梅调剧种。
上文所述的伪史料均与“湖北黄梅说”有关，第三个伪史料已经否定了“湖北黄梅说”。为了慎重起见，下面进一步对“湖北黄梅说”依据的核心文献史料进行剖析。
道光九年（1829）别齐霖有一首竹枝词：“多云山上稻荪多，太白湖中鱼云波。相约今年酬社主，村村齐唱采茶歌。— 邑喜采本县近事，附会其词，演唱采茶歌。”[23] 笔者已考证，此诗无误。
道光元年（1821）《天门县志》卷之十九“选举”中记载道：“别文榽，号齐霖，拔贡，黄梅训导，河南内黄县知县”[24]。该诗中的“社主”与何元炳《采茶曲》的第一句诗中的“社公社母”（见上图）应该是一个意思。
众所周知，采茶歌与“以歌舞演故事”的采茶戏有着本质的区别[25][26]。在清代，采茶戏是遭官方禁演的淫戏。当年在黄梅县任训导的别齐霖，是不可能赞颂采茶戏的。
然而，采茶歌属于民歌范畴，自古就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27]。诗中“酬社主”方式是唱采茶歌而不是唱采茶戏。“村村齐唱采茶歌”只能说明，清代黄梅县采茶歌盛行。但是，从采茶歌到采茶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清代同治年间何元炳的“都作黄梅县里腔”诗句，也被当作“湖北黄梅说”的一个史料依据。实际上，如上文所述，该诗只能作为江西“蒙山”一带茶山上有过黄梅县茶歌演唱的证明。
茶山上的茶歌，是茶农在劳动过程中或休息时，为了解乏而演唱的山歌,而不是“以歌舞演故事”的采茶戏。桂遇秋的“茶山上相互竞唱采茶戏”的观点[28]，存在概念性的错误。因此，这首诗不能作为清代同治年间黄梅县存在采茶戏的证明。
众所周知，全国各地产茶的地区都有采茶歌。清雍正七年（1729）《六安州志》卷之四“山川”中，收录了顺治年间进士徐致觉的一首诗：“ …… 竹箭万竿非渭水，村墟一带尽流沙。风光只有春三月，处处山头唱采茶”。[29]安徽六安的“处处山头唱采茶”、湖北黄梅的“村村齐唱采茶歌”和“都作黄梅县里腔”，说的只是采茶歌，而不是采茶戏，都不能作为黄梅戏起源地的依据。
民国十年（1921年）《宿松县志》中的关于黄梅县采茶戏的最早记载，也常被当作“湖北黄梅说”的一个史料依据。
该志卷十九“实业”中记载道：“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亦称黄梅戏，其实则爲诲淫之剧品。邑青年子弟，当逢场作戏时，亦或有习之者然”[30]。该记载中的“黄梅戏”，只是黄梅县“采茶小戏”的简称而已，而不是当时的安徽黄梅调。
民国考古学家程演生在《皖优谱》（1939年）中“（黄梅调）他省无此戏也”的表述[31]，以及音乐家王民基在《黄梅采茶戏唱腔集》（1959年）中“黄梅采茶戏是我省优秀地方戏剧种之一……目前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演出移植了很多剧目，唱安徽黄梅调”的记载[32]，表明黄梅采茶戏与安徽黄梅调是两个不同的剧种。
相对于安徽黄梅调，黄梅县采茶戏的最早记载晚了42年，所以1921年《宿松县志》中的记载不能作为安徽黄梅调的起源依据。
综上所述，在安徽黄梅调被《申报》最先报道的1879年之前，史料中未见有黄梅县采茶戏的记载。清乾隆年间黄梅县灾民向安庆地区传播采茶歌的说法，与官方志书上的水灾记录相悖。
全国各地产茶的地区都有采茶歌，清代诗歌中有关黄梅县采茶歌的记载，仅为黄梅县在清代有采茶歌演唱的证明。采茶歌与“以歌舞演故事”为特征的采茶戏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建立在部分伪史料基础上的“湖北黄梅说”不能成立。
黄梅戏是用安庆方言演唱的安徽省地方剧种，是从安徽走向全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黄梅戏研究者王秋贵等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黄梅戏的声腔以安庆民歌为基调,黄梅戏吸收的不少民歌早在黄梅戏诞生之前就已经在安庆地区流行[33]。
黄梅戏是否起源于安庆，还需要可靠的古籍史料支撑才能予以澄清。下面对“安徽安庆说”依据的主要史料证进行剖析。
安庆地区自古文化底蕴深厚，诗歌戏曲历史悠久。安庆地区的潜山市和怀宁县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孔雀东南飞传说”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元代至正十六年（1356），余闕在《城隍廟碑記》中有“吹箫伐鼓，张百戏”的记载[34] 。
在安庆地区，茶业自古兴盛。清康熙二十二年（1682年）《安庆府志》卷之五“物产”记载道：“茶，六邑俱有，以桐之龙山、潜之闵山者为最。”[35] 唐代诗人薛能有诗作《谢刘相公寄天柱茶》，赞美舒州天柱茶[36]。安庆地区在唐代为舒州，州治在现在的潜山市。
在安徽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采茶歌丰盛，在采茶季节，茶山上茶歌四起[37]。另外，在清代，安庆地区还流行“樵歌”和“田歌”。
清康熙二十二（1682年）《桐城县志》卷之八“艺文”中收录了张骅的诗作《桐梓晴嵐（桐山八景）》，其中写道：“樵歌远间田歌岀，潭影常澄岚影明”[38]。
清道光五年（1825年）《怀宁县志》卷之九“风俗”中记载道：“每播种之时，主伯亚旅，一人发声，众耦齐和，长吟曼引，比兴杂陈，因声寻义，宛然竹枝，至治之象，溢于陇亩”。[39] “一人发声，众耦齐和”与早期黄梅戏“一唱众和”的演唱形式是一致的。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至嘉靖,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40]。明嘉靖年间，江西弋阳腔，在与安庆仅有一江之隔的青阳县，演变成青阳腔。青阳腔对黄梅戏的诞生起到了哺育作用。
早期黄梅戏的“一唱众和、仅用锣鼓伴奏”的特征，以及《天仙配》等传统剧目，是从安徽青阳腔继承和移植过来的[41]。黄梅戏初创时期，在剧目、班社、演员、语言特征等方面,深受潜山弹腔的影响[42]。
清康熙六十年（1721）《安庆府志》卷之六“风俗”中记载道：“元宵街市，悬放花灯，其名有鳌山、走马之类，又制爲龙灯，长数丈，明炬环遶，或装俳优假面之戏。”[43] 现今的贵池傩戏，也是一种“俳优假面之戏”。王兆乾发现，贵池傩戏中的傩腔，以唱采茶歌为主。[44]
清道光五年（1825）《怀宁县志》卷之九“风俗”中记载道：“自人日至元夕，乡中无夜无灯，或龙、或狮、或采茶、或走马......”[45]。元宵（元夕）灯会上的采茶表演，比较接近“以歌舞演故事”的采茶戏，与茶山的“采茶歌”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清代，安庆同为安徽省、安庆府和怀宁县的政府所在地。
清道光八年（1828）《宿松县志》卷二“风俗”中记载道：“十月立冬后,上冢增土,始修筑塘堰.是月,树麦已毕,农功寝息,报赛渐兴,吹豳击鼓,近或杂以新声,溺情惑志,号日采茶，长老摈斥，亦绌郑之意云”[46]。“溺情惑志”和“长老摈斥”，说明道光年间宿松县的采茶演艺，有故事的表演，与“以歌舞演故事”为特征的采茶戏比较接近。
最早记载黄梅戏的文献是，清光绪五年（1879）10月14日上海《申报》第 2 版上篇名为《黄梅淫戏》的一则报道[47]：“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 屡经地方官示禁，终不能绝。刻下已届秋成，又将复炽，有地方之责者宜禁之于早也。”
皖省北是指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每年”表示黄梅调在安庆关外已演多年。因为有“正戏”和“小戏”之分，有“花旦”和“小丑”之分，一个戏班有二十余人，所以，黄梅调在1879年已是正规剧种。
清光绪年间，安徽潜山文人王浣溪的“观戏诗”的诗序中写道：“采篮戏所演故事，本属无稽，然声虽淫，而事有近正者，因戏系以诗焉”。[48]
该史料表明，在安徽潜山一带，在清末所演的“淫戏”被称为“采篮戏”。该“观戏诗”中所述内容，与《桐城奇案》、《天仙配》、《罗帕记》、《双合镜》和《山伯访友》等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内容接近，表明潜山一带的“采篮戏”的大戏在清末已经定型、成熟。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3月13日，上海《申报》上记载了九江府治门外“淫戏惑人”一事：“九江小东门岳师门外一带，近有游棍于每晚二更后演唱采茶戏……”。[49]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与湖北黄梅县仅有一江之隔的九江一带的“淫戏”被称为“采茶戏”，而不是“黄梅调”。因此，“黄梅调”或“黄梅淫戏”是清末安庆怀宁一带的“淫戏”的特定称谓。
1917年2月10日，《民国日报》第8版“安庆·省门采风录”中记载道：“北门外火药库旁，有汪家庭汪家兴等，于夏历十一夜邀集多人演唱黄梅戏……”[50] 该报道，最先直接使用了“黄梅戏”一词来描述安庆一带的戏曲活动。
民国考古学家程演生，研究了民国时期黄梅调的分布情况和属性，在其专著《皖优谱》（1938年）中记载道：“今皖上各地乡村中，江以南亦有之，有所谓草台小戏者，所唱皆黄梅调。戏极淫靡, 演来颇穷形尽相,乡民及游手子弟莫不乐观之。但不用以酬神,官中往往严禁搬演,他省无此戏也。”[51] 可见，民国时期黄梅调主要分别在安庆地区和安徽省的江南地区。
程演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安徽大学校长和安徽通志馆副馆长，精通戏曲，治学严谨，肯定不会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把戏极淫靡并且遭官方禁演的黄梅调剧种，说成是安徽省独有的（“他省无此戏也”）。
因为清代安庆地区的黄梅调“伤风败俗”且“戏极淫靡”，所以1879年《申报》上称黄梅调为“黄梅淫戏”。
在清代，起源于民间歌舞的并且遭官方禁演的“淫戏”剧种有很多，如倒七戏（安徽庐剧的前身）、采茶戏、花鼓戏和三角班等。这些剧种都不是用地名来命名的，其原因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
安庆的黄梅调和湖北省黄梅县碰巧同名，但不能仅根据“黄梅”二字，来推断黄梅戏的起源地为黄梅县。在黄梅调被上海申报首次报道的1879年之前，安庆地区就已经将“黄梅”二字用于山名和庵名。
清康熙六十年(1721）《安庆府志》卷之二“山川”中记载道：“黄梅山，西北四十里，深郁，多杉木、修竹”；卷之四“寺观”中记载道：“黄梅菴，在石鏡山，邑人阮坚之，建石濮閣。”[52] 黄梅山和黄梅庵都在安庆市怀宁县。
在安庆地区，除了黄梅戏外，还有文南词、牛灯戏和五猖戏等剧种[53][54] ；在黄梅县，有采茶戏和文曲戏等戏曲剧种[55]。可见，这些古代剧种都没有用地名命名。
最近，笔者考证发现：清末潜山采篮戏和怀宁黄梅调是亲缘剧种，黄梅调的最早发现地（“皖省北关外”）与怀宁黄梅山相距仅10公里左右；潜山采篮戏史料的发现不仅否定了“黄梅季节说”和“湖北黄梅逃荒说”，清末黄梅调因怀宁黄梅山而得名。[56]
综上所述，安徽安庆，清代的官方志书中，不仅有“俳优假面之戏”的记载，还有接近“以歌舞演故事”的采茶演艺风俗的记载。早期的黄梅戏，继承了安徽青阳腔的“一唱众和、仅用锣鼓伴奏”的特征和剧本。
1879年10月14日上海《申报》上最先报道的安徽黄梅调，当时已经是正规剧种。清道光《怀宁县志》中“一人发声，众耦齐和”的田歌演唱风格，与早期黄梅戏“一唱众和”的特征相吻合。至今尚未找到，1879年前黄梅调从外地传入安庆的史料记载。因此，黄梅戏的起源地应该是安庆。
以科学求真求实的态度，我们深度剖析了黄梅戏起源相关的文献史料，甄别出了黄梅戏溯源研究中出现的被嫁接、篡改和杜撰的伪史料。这些伪史料，均与“湖北黄梅说”直接相关，长期误导了黄梅戏历史的考证工作。学界应该对这些伪史料予以足够的重视。
1879年《申报》上最先报道的安庆“黄梅淫戏”（黄梅调），当时已是正规剧种，一直延续至今。1879年前的文献史料中，未见黄梅县有采茶戏的记载。清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灾民向安庆地区传播采茶调的说法，与清代《黄梅县志》和《宿松县志》中的水灾记录相悖。因此，建立在部分伪史料基础上的“湖北黄梅说”不能成立。
早期黄梅戏继承了安徽青阳腔的“一唱众和，仅用锣鼓伴奏”的特征和剧本，清道光五年（1825）《怀宁县志》和道光八年（1828）《宿松县志》中有接近采茶戏的演艺风俗的记载。
在清代，“黄梅调”是安庆怀宁一带“淫戏”的特定称谓。至今尚未发现，1879年前从外地向安庆地区传入黄梅调的史料记载。因此，认定安庆地区为黄梅戏的起源地，更加符合历史事实，更加科学。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