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六发表声明，宣称击毙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是朝着“重塑未来几年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迈出的关键一步。
以色列领导人似乎看到了中东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重组的契机，并可能认为真主党已遭受重创。然而，彻底的胜利往往难以捉摸，历史上不乏那些得偿所愿却最终追悔莫及的例子。
自9月17日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境内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发起了一连串的物理打击。从最初的传呼机和对讲机爆炸，到对贝鲁特南部的大规模空袭导致高级指挥官易卜拉欣·阿基尔（及至少二十余名平民）丧生，再到三天后的残酷轰炸行动，以色列的攻势从未停歇。截至周五晚间，当纳斯鲁拉在炸弹爆炸中身亡，多座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时，真主党的高级领导层几乎已荡然无存。
然而，近代历史却为以色列领导人——乃至全世界——提供了深刻的教训，警示他们不要过分乐观地期待黎巴嫩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发生结构性变化。
回溯至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旨在摧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此外，它还希望在贝鲁特建立一个可塑性强、基督教主导的政府，并将叙利亚军队逐出该国。然而，这三项目标均未达成。诚然，在美国的斡旋下，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被迫撤离，并被流放到突尼斯、也门等地。但与此同时，与巴解组织共同压制巴勒斯坦民族抱负的初衷却未能实现。五年后，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迅速蔓延至约旦河西岸。如今，巴勒斯坦人在拒绝以色列占领的立场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且不安。
入侵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主要盟友是马龙派基督教民兵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尔，他虽由议会选举产生，但在上任前夕于贝鲁特东部的一场大爆炸中不幸遇难。随后，他的兄弟阿明接任领袖一职。在他的领导下，并在美国的积极参与和鼓励下，1983年5月，黎巴嫩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旨在建立正常双边关系的协议。然而，面对强烈的反对声浪，该政府于次年2月垮台，协议也随之废除。
1982年9月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后，美国曾向贝鲁特部署军队。但在1983年10月，美国大使馆连同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法国军营遭到两次轰炸后，美国选择撤军。
黎巴嫩内战再次爆发，并持续了六年之久。
叙利亚军队于1976年以阿拉伯联盟授权下的“威慑力量”身份进入黎巴嫩，直至2005年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后才撤离。
或许，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最重要后果便是真主党的诞生。这个新兴组织持续发动无情游击战，最终迫使以色列单方面撤出黎巴嫩南部——这也是阿拉伯军队首次且唯一一次成功迫使以色列从阿拉伯土地上撤退。在伊朗的援助下，这个新组织展现出比以色列成功驱逐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更强的杀伤力和有效性。
2006年的战争中，真主党继续与以色列抗争，直至陷入僵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在伊朗的大力支持下，真主党愈发强大。
如今，真主党虽陷入瘫痪和混乱，且显然已被以色列情报部门渗透——但为其撰写墓志铭仍为时过早。
除了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例子外，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也是傲慢无度、付出沉重代价的教训。随着伊拉克军队的崩溃和美军争相涌入巴格达，小布什政府曾幻想萨达姆·侯赛因的倒台将引发德黑兰和大马士革政权的推翻，并点燃整个地区自由民主国家的繁荣之火。
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陷入了一场宗派暴力的血腥屠杀之中，美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鲜血和财富代价，而伊拉克人民更是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萨达姆·侯赛因被杀后，伊朗趁机将其影响力扩展至巴格达政治建制派的核心。基地组织因美国领导的入侵阿富汗而四分五裂，但在伊拉克的逊尼派三角区重获新生，并最终演变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
当我们阅读这篇文章时，贝鲁特饱受战火摧残的南部郊区浓烟滚滚，不禁令人回想起时任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在2006年以色列-真主党战争期间所言，人们当时目睹的所有流血和破坏都是“新中东的诞生阵痛”。
因此，各方必须警惕那些承诺带来新黎明、新中东诞生以及该地区新力量平衡的人。黎巴嫩就是所有可能出错情形的缩影，这是一片充满变数、易于引发意想不到后果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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