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攀上望海岩，眺望旭日东升，聆听松涛林风，少年沙文求深吸一口气，胸中顿有“心纳百川天地阔，豪情壮志震云霄”的浩瀚。
这个爱读经史、兵书，学练少林拳术，对侠义满怀憧憬的少年有一个梦想——当英雄！
要当一个怎样的英雄呢？他在书里找答案，他在贫苦农民信任的眼神中找答案，他在写给兄弟、战友的书信中找答案，他在枪林弹雨中找答案……
1927年广州起义后，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用年仅24岁的生命，来回答“当一个怎样的英雄”这道人生大题。
今年是沙文求烈士诞辰120周年，记者和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奔赴宁波、上海、广州等地的56处红色地标，寻访沙文求的“解题思路”，这也是他留给年轻一辈珍贵的“参考答案”。
（一）少年英雄梦
1904年12月，沙文求出生在今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沙村，家中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二。
沙文求9岁那年，父亲沙孝能去世，靠母亲陈龄一人养家糊口。如何把五兄弟拉扯大？陈龄想了个办法，集全家之力供长子沙孟海读师范，盼他毕业后能谋一份生计，替家里分忧解难，至于剩下的四个儿子，就暂时辍学在家务农。
学业的中断，对天资聪颖的沙文求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好在他并未因此消沉，倒是在家乡广阔的山野间找到另一条出路——
和大多数男孩一样，他崇拜历史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希望自己也一样“勇”。不上课的日子，他经常带着一群小伙伴在屋后的山上“打打杀杀”。他争强好胜，每每投入“战斗”，“必取胜而后止”。
平日穿行于村落阡陌，他也总是一副昂首挺胸、步步生风的模样。或许这是他从《左传》《史记》中悟出的道理：英雄，不示人以怯。
他还以此教育弟弟们“走路时不要低头，失败时不要啼哭”。每每看到弟弟们含胸驼背，他都会用膝盖顶住他们的背，用手将他们的肩膀往后打开。弟弟们痛得直哭，他也没少因此被母亲追着屁股打。
在他心中，英雄不是为了个人的风光、声名，而是要替弱者“出头”的。有一次，村里的十四叔在邹溪村受伤，当时不过十二三岁的他在村里一通招呼，竟也召集了十几个人赶去保护。
他理想中的英雄，绝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要以大义为先。他甚至为此准备了一个小本子，将自己认为有道理、有作为的人都记下来，谋划着将来能组成一个什么团体。他的三弟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他）是时时幻想着将来要在社会上做些什么事情。”
少年的英雄梦，稚嫩又天真，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埋下了土，静待阳光与雨露……
（沙文求肖像。记者 崔引 翻拍）
（二）萌生报国志
时代“推”了沙文求一把——
1919年的中国风云激荡，新旧思想激烈碰撞，民族意识觉醒。尤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让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加入为国家命运呐喊的队伍中。这一年，沙孟海从师范学校毕业，从母亲手中接过供四个弟弟读书的重担。
1920年春天，沙文求重返校园，在鄞县梅墟求精小学补习半年，并于同年秋考入宁波效实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体会到：成为英雄的路，从不会是坦途。
当时，效实中学是一所深受旧礼影响的学校，对学生思想有种种束缚。有一次，因为反对一名不学无术的理化教员，沙文求带领学生发动罢课。校方以“开除学籍”威吓，“后来还是沙孟海托人求情才作罢。”沙文求的外孙沙克说。
沙文求并未因此退缩，而是把更多时间用在武装自己的思想和身体上。
他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读鲁迅的《呐喊》，读进步书籍和报刊……他不断吸收新的革命理论，对自己所追求的英雄“大义”有了逐渐清晰的认知：位卑未敢忘忧国，爱国才是英雄大义的极致表达。
他还时常跑到家乡的福泉山露宿，带着几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理想。旭日东升，将他的影子拖得又长又大，仿佛顶天立地。他甚至还想过报考军事学校，学习军事上的知识和技能，去报效祖国。
少年的英雄梦已经萌芽，但仍在等待那束穿透迷茫雾霭的光，引领他踏上属于自己的英雄之旅。正如沙文汉在1959年的回忆中提到，“（他）到中学的最后一二年，开始与新思潮接触，喜欢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不过，“由于书报的限制，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是模糊的”。
（沙文求（中）和沙孟海（左）、陈修良（右）。记者 崔引 翻拍）
（沙克翻看老照片。记者 崔引 摄）
（三）无畏的勇士
上海大学校史陈列室外展示区“溯园”的师生名录墙，记录了老上海大学1604名师生名单，其中就有沙文求。1925年春，他考入该校社会学系，师从瞿秋白、恽代英等一众革命先驱和理论家。
在复旦大学档案馆，翻开泛黄的1925年的《复旦大学同学录》，在“大学理科一年级”学生名单中，沙文求的名字赫然在目。1925年夏，上海大学被封闭，他转而投考复旦大学物理系。大约半年后，他因经济原因辍学，于1925年冬天回到宁波。
在上海不到短短一年里，20岁出头的沙文求如同一棵幼苗疯狂吸收养分，向下扎根，向上伸展，愈发坚韧而挺拔。
尤其是在上海大学，这所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实际领导的大学里，沙文求见到原先只在报纸上见过名字的“大人物”，听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翻阅《向导》等新思潮杂志，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沙文求在上海的这一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迭起。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引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爆发，迅速蔓延至全国。
示威游行的人群中就有沙文求。革命理论点亮了心灵的灯塔，革命实践才是通往成功的道路。看着示威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他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甚至在上海大学被封闭，护校学生被驱逐的恶劣环境下，他仍坚持在租界散发反对帝国主义的传单。
他并非一腔孤勇，正如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的：“这次群众的爱国热情实在太使人感动了，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自此，沙文求从一个懵懵懂懂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有坚定信仰的战士，对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有了明确的方向。”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马亮说。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和上海大学师生座谈。记者 崔引 摄）
（记者在复旦大学档案馆收藏的《复旦大学同学录》中找到沙文求的名字。记者 崔引 摄）
（四）变身革命者
从沙氏故居出发，依山而上，穿过一片竹林，就到了“钨崖下”。“听妈妈讲，当年沙文求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展农会成员入党的。”73岁的村民沙成国回忆。
1925年冬天，沙文求回到家乡宁波。这次返乡，是他短暂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当时，沙文求的四弟沙文威已在共青团宁波地委担任组织工作。“你要改造社会，非要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可！”在沙文威的引荐下，经中共宁波地委批准，沙文求于1925年冬入党。
自此，他完成了一个进步青年向一个革命者的转变。
“文求是民国十五年回家乡搞农会的……他们有时在后山上开会，有时在我的房间开会……开会时，我为他们望风放哨。”沙文求的夫人王弥在回忆中说。
当时，地主、豪绅等反动势力猖獗，农民苦不堪言，却又不知该如何反抗。如何带着尚未完全觉醒的农民闯出一条“活路”，考验的是沙文求的革命智慧。
有一次，村里的一个贫农在伐树时错伐山界旁的树木，村霸沙听涛趁机敲诈勒索。见实在榨不出油水，他便和山地主人勾结，准备把贫农送去吃官司。
得知此事后，沙文求率众与沙听涛斗争，吓得他躲在家里好几个月不敢出门。这让当时仍在筹备中的沙村农会“一战成名”，沙文求趁机吸收会员，于1926年4月成立农会。该农会也是宁波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农会。
沙文求从中看到希望，带着农民先后开展反对米商不设零售规定的群众运动，反对强征额外酒税的斗争；他还开办业余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农会队伍日趋庞大。
1926年5月，在“钨崖下”，沙文求带着五名农会骨干成员宣誓，鄞县沙村党支部就此成立，成为宁波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
“在土豪劣绅的封锁与污蔑下，至文求离沙村去上海之前，1926年7月会员总数还有八九十人，但农会威声已扩散于附近几十里的农村内，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沙文汉在回忆录中说。
此时的沙文求不过20岁出头。在一次次斗争中，他坚信自己的英雄梦，不再是少年的梦想。他跟妻子王弥说：“眼前就是一道铁门，我又要将它砸破！”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记者 崔引 摄）
（五）视死忽如归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沓信纸……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棉怒放壮气高——广州起义英烈专题展”一角，还原了当年沙文求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写下一封封家信的场景。
在写给家人的十余封信中，沙文求袒露心迹，表示已经做好“与其槁死于三尺之下，毋宁殉身于进取冒险之中”的打算，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去牺牲。
1926年夏天，沙文求响应党的号召，与陈修良等人前往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的见识，让他很快得到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人陈铁军、毕磊等的信任。1927年上半年，他被选为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
此时的沙文求或许还没意识到，革命的凶险超乎想象，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国共分裂；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2000余人。
这远比农会运动来得血淋淋，但沙文求没有退缩。在写给陈修良的信中，他怒喊：“若遇颠蹶，或沉没时，我们是死而无悔的。恐怖是可耻的，忧愁更是可耻的，焦躁是可耻的，谄媚恐怖是可耻的，踌躇回避是可耻的，哀伤是可耻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了。”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不少人纷纷脱离革命阵营，可沙文求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目的终要有不屈的性格，不可挠之心，才能实现。当然天寒冰雪之地，正是我们用武之地，并肩前进，走向唯一的目的地吧！”
他积极投身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先后参加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大会、广州工人总罢工、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等活动；他还带领团员、工人、学生400余人，四处张贴、散发布告、传单、标语。
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一幅自画像背面题诗明志：“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尔之情。飞步东行，愿尔莫驻；瞿塘三峡，愿尔莫躇。”
作为他的战友，陈修良最能感同身受，“他是在向自己发誓，革命意志要高如昆仑山，抱负要深如东海之水”，而这背后“是因为他笃信共产主义。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成员在广州烈士起义陵园祭奠沙文求烈士。记者崔引 摄）
（六）捐躯赴国难
观音山长堤位于如今广州越秀公园内。拾级而上，随处可见舞剑的老人、闲聊的游客，一派宁静祥和。唯有城墙上的青苔，凉亭上“还我河山”的横匾，还有石碑上那句“敌军对观音山阵地进行了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可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1927年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发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这次起义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第一次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府。
广州起义爆发时，沙文求是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他带着30支宣传队到处宣传鼓动，同时还发动组织团员、青年支援运输工作、看护伤者。
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当时，沙文求已改任赤卫队中队长，率领赤卫队员在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敌人，但最终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
广州起义失败后，沙文求和几个战友一起撤退到香港。此举原本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像他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人，应当撤退到安全地区。
然而，在香港逗留几天后，沙文求就潜回广州，出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协助恢复和建立党、团基层组织的工作。
1928年8月，沙文求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受尽酷刑，最终牺牲于红花岗上，年仅24岁。
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8年10月第一期第一卷在《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一文中，对沙文求等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特别是青年的一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家。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死，他将永远被人们所纪念。”陈修良在《怀念英勇的沙文求烈士》一文中说。
（“沿着先烈足迹前行”项目组在位于杭州的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记者 崔引 摄）
（七）英雄一家人
从幻想成为英雄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沙文求能够经受住层层淬炼，不仅源于自身坚定的信念，更得益于家人全方位的支持与陪伴。
其中，母亲陈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她生养了五个孩子，除沙孟海外，其余四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整个家庭也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不少亲戚甚至断了往来，可她却不以为意：“我儿子是为穷人谋利益，绝不会做坏事。”
大革命失败后，沙村的农运活动也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及反动豪绅施绪初在邹溪村将沙文求的弟弟沙文度抓获，装入麻袋，更扬言要将其投入深渊。消息传来，乡邻纷纷建议找人说情讨饶，陈龄却十分硬气：“施绪初有两个儿子，我有五个儿子，杀掉我一个，还有四个，和他拼命，看他敢不敢？”
由于本乡不能安居，陈龄带着沙文求的妻子王弥和子侄辈来到上海。尽管自身生活非常拮据，但每次有革命干部和农会会员流亡到上海，陈龄都会留他们吃饭，视同自己的子侄。
妻子王弥则是沙文求冲锋陷阵的精神支柱。
沙克听王弥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自从嫁到沙家后，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帮着照顾四弟、五弟。沙文求牺牲后，沙孟海提出让她改嫁，却被她一口拒绝；甚至在沙文汉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她还让沙文求的外孙改姓沙。
兄弟之间更是互相勉励支持。
沙孟海十分担心沙文求的安危，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几次三番劝其回上海躲避一段时间。嘴巴上的“快回来”，落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经济上竭尽所能的支持。他十分欣赏沙文求在进入上海大学后在思想上的成熟与进步，主动写信请教其对国民党的看法。
尽管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沙文求始终没有忘记对弟弟们的勉励。在1928年写给沙文汉的信中，他说：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起义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策略；“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到手。
看起来是对自己革命工作的梳理，其实是对弟弟的教诲。
沙孟海在《鄞县大嵩区原大咸乡滨海区农民协会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沙文求得以响应党的号召赴广州去中山大学搞共青团工作，离不开沙文汉的支持，“我介绍他（沙文汉）商界工作，他不愿，就主动向宁波地委要求派他接办沙村党支部和农会工作”。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曾说：“沙文汉不愧为沙文求一手培植出来的一个勇士。他最佩服的人也正是他的二哥沙文求。”
沙氏一家，是革命年代无数个家庭的缩影，它不仅成就了沙文求的英雄梦，更激励着后人在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来源：甬派客户端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韩欣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