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之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站在“古今之变”的当口时，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然开展一场从器物变革迈向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这里所说的“古今之变”，不是诗人骚客抚今追昔的感怀抑或王朝更迭引发的幽思，而是对再造国家或者重构自身“文明”的思考。
当西方人裹挟新的器物、文化到来之际，“旧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局而深感不安；严复等清末第一代启蒙者站在帝国背影里尝试将懵懂的普罗大众改造为新的国民，重塑一个新的“现代国家”；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名学者黄克武撰写了《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激发广大读者以严复作为案例研究，去重新审视“现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黄克武的老师，来自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墨子刻教授指出：历史研究有三类，即人物的研究、事件的研究、结构的研究，一个最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同时顾及这三个方面。黄克武将恩师之言奉为圭臬，从人的面向、事件的脉络、底层的历史模式三个维度对严复展开了全面研究。
矛盾与冲突缠绕的立体人生
《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用三分之二篇幅纵论严复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特点，没有学术话语那种刻板解释和文牍主义，而是通过一种新的解释性叙事，描摹一个时常踽踽独行的传主的背影，娓娓道来严复“充满了困顿”的、矛盾与冲突纠葛的一生——幼年丧父、家庭变故、感情生活不顺；倡导“禁早婚”，强调早婚对个人、国家、种族发展均负面，自己却12岁成了亲；大力提倡妇女教育，自己却期望妻子回归传统，“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鼓吹科学与新伦理，自己却笃信灵学与旧道德；在《原强》一文中阐述鸦片贸易祸国殃民，自己却又深陷烟霞癖……黄克武反倒为严复“开脱”：“严复或许也为自己无法成为‘自爱而求进者’而深自悔悟。这一矛盾现象显示严复内心私情与公义的冲突，而他一生竟然都无法坦然面对此一矛盾。”
严复无奈中选择的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除了供应衣、食、住，每月还发放四两白银津贴”，以西学为主，英文授课，同时强调中学，以固定时间研习古文，因此打下会通中西的基础。1877年他留学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识，包括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1879年回国后，师从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后又四次参加乡试，虽均以落第告终，但强化了古文素养，后在维新运动时期系统地阅读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教育学方面经典著作，夯实了融通中西的学问，树立了“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文化观。严复在书房挂有一副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颇显豪情壮志。
交会与疏远兼有的人际网络
黄克武通过严复的个性特质、师友关系等来反映其所处的清末民初的动荡时代。比如谈及严复的朋友圈时，讲述了其与同时代“有作为的公民”如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当时维新派人物的交往史，尤其重点讲述了严复与同为时代思想引领者的梁启超之间的诸多细节，丰富饱满，由思想上的交会到差异、质疑以及疏远等等，也让广大读者得以身临其境地审视在戊戌变法前夕天津和上海两地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例如，1897年2月，严复写信批评梁启超《变法通议》的主张“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且“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可谓对梁启超由赞赏转为批评的转折点。严复在汪康年、黄遵宪与梁启超相互攻击事件中，较同情汪氏，认为后者奏请改为官报之举是“借贵位尊势以劫制天下”，与任公平日强调“凭公理以悦服人心”之论调不相符。
中方与西方融汇的事件脉络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以翻译开启民智”中，黄克武独辟蹊径地结合翻译史和思想史的方法，多视角展现严复的思想内涵，通过入乎其“内”（即严复译作内部的跨语境研究）、出乎其“外”（即译本在清末民初思想史、观念史乃至文化史上的角色），彰显严复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特点以及“走向世界”的挑战、成就与挫折。例如，早在1908年，严复在代拟的筹办海军奏稿中，就阐述了自己缔造海权的思想，也受益于当时译介的美国马汉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其中强调了海权决定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
同时，有关严复提出的翻译需信、达、雅的讨论反映了“开民智”之探索，以及近代中国文言与白话之争，也印鉴了以“进化”等为代表的“和制汉语”系统如何慢慢取代以“天演”为代表的“严译”词语系统。赫胥黎的《天演论》于1893年出版，赫胥黎文集第9册于1894年8月问世，而严复在书信中提及1896年10月开始翻译《天演论》，可谓紧跟西方热点理论，亦是甲午战败直接刺激出来的危机意识的产物。
学者王佐良指出，赫胥黎原文首句是板着面孔开始的：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而严复译文的第一句为“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立刻把读者带到了一个富于戏剧性的场合；在原文本段略后处，赫胥黎简要地写了“unceasing struggle for existence”几词，而严复的译文则是：“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此等种种风格手段是为了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在去日本留学的鲁迅眼中，《天演论》有些词语翻译得“又古雅，又音义双关”。而且，严复却也创立了不少新词，例如，以“名学”译logic，“群性”译political nature，“清净之理”译pure reason，诸如此类。沈国威在《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中，更是详细探究了严复如何将evolution译成“天演”的。
今年是严复诞辰170周年，品读黄克武所著《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聚焦历史真实，刻画名士风流，不由得生出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不睁开眼睛，怎么看见世界？不敞开胸怀，怎么拥抱全球？面对将来无数的风险与挑战，吾辈当勉力，从严复传记出发，从“现代中国”出发，回看中外互联的历史，会通中西，开创未来！
（作者为书评人）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