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为何半途而废？
“1790年 2月 20日早晨五点半，帝国的皇家使徒约瑟夫二世陛下在维也纳霍夫堡去世，度过了他辉煌的一生。”弗朗茨·路德维希·德·泽利尔斯·德·莫兰维尔在《 1766年至 1790年至高无上的约瑟夫二世在旅程中经过的……夜间驿站目录》的左栏中写道。这是我最喜欢的关于皇帝微服出行的一份文件。显然，宫廷图书管理员泽利尔斯在约瑟夫去世后立即开始了整理工作（该作品于 1792年出版），他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整理出约瑟夫所有旅程的站点，并将它们誊写到了一个两栏式表格中——当时这些手写文件应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整齐地装进十一个纸板箱里，但可能已经从霍夫堡的约瑟夫寝宫被转移至玛丽亚·特蕾西娅建立的秘密档案馆中。这些文件涉及数以百计的地名，有些名称是我们熟悉的，有些已经不再沿用或者已经改变了语言和写法。几乎所有的名称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实际地点，并与旅行路线联系起来。它们是两百多年前的一系列事件的证据，是一个皇帝通过走访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的独特尝试的线索。传记作者德里克·比尔斯对这位热爱出游的君主的万里行程表达了敬意：“单单说这近五万公里的路途，约瑟夫的旅程便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但让这位英国历史学家敬佩的不仅仅是旅行的里程规模。腓特烈大帝，当然还有俄国的彼得大帝也是旅行者，“但从未有统治者按照这样的计划出行，此后也无人效仿”。
我已经详细描述了其中一些——准确地说是九次——探险（总共有四十多次，包括前往战场的旅行 ），对我来说，这几次旅行是最重要的。我从泽利尔斯的表格中获取的九次旅行的“夜间驿站”及相应的路线，已经证明约瑟夫二世在旅途中是多么的疲惫，长期的过度劳累损害了他的身体，消耗了他的生命力。他一定总是感到自己的生命太过短暂，肩上的任务又太过沉重。他像一根烧成两段的蜡烛，在二十五年的统治时间里，十五年和母亲一起执政，剩下十年独立执政。他怀抱一个伟大的目标，想要彻底改变君主国，使其能够在未来一百年内承载帝国并从根本上实现革新，从而创造一个现代世界。为此，他四处奔波，因为他想看到一切，听到一切，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想从感知和观察中学习，从他的经验中形成改革方案，因为——让我们再次回忆他对此的看法——“如果旅行对每个热爱思考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那么对于一个拒绝一切快乐、只专注于他的行动是否有用的君主来说就更是如此。”他的这一方案、他的实况调查任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他所有的国内改革指向的国家统一体，正在缓慢而稳固地成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的旅行经历表明，他继承了一个复杂、异质和特殊的帝国，每个地方、每位贵族都各自为政，维也纳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亲身经历种种混乱状况，比加冕之后的其他事情更能驱使皇帝采取行动——可以说，这些经历是他“走出来的”。因此，在 1786年，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努力工作的那年，他欣喜地指出：“测量工作正在进行，多瑙河的航运逐步发展，工业和贸易稳步向前，无数纽伦堡人、施瓦本人甚至英国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设立工场。新制度已经在意大利实行，现在轮到尼德兰，届时整个君主国将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依照相同的原则得到管理。”
一切都是为了把分散的统治结构转化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体系，它将延续君主制，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之后，哈布斯堡君主（帝国已瓦解为许多独立国家）仍在主张自己的统治权。不过，这一目标在弗朗茨二世时期才得以完全实现。法律的标准化对建立统一的国家体系至关重要；相关法令的地位堪比《宽容法令》和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改革文件。1786年，《约瑟夫法典》第一卷问世，最终于 1811年全部出版。这部法典的核心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旨在将臣民逐步转化为公民，即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个体。
历史学家彼得·贾德森在广受赞誉的作品《哈布斯堡王朝》中写道：“18世纪末哈布斯堡帝国的社会没有像法国的社会那样陷入动荡的革命，但也经历了重大的法律变革。”这一论述支持了我的观点，即约瑟夫二世在他的土地上阻止了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促进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尽管他的激进改革几乎引发了一场反抗运动）。
与法律改革密切相关的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集中化、标准化及专业、高效的公务员团队的建立——在这方面，约瑟夫在旅行中取得的经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在 1768年第一次前往巴纳特视察时，他就看到了一个无能、腐败的政府，该地与维也纳相距甚远。从表面上看，行政事务似乎与伟大的变革之风、觉醒和开明的观念毫无关系——我们习惯于将启蒙思想理解为一种崇高的哲学——但玛丽亚·特蕾西娅和她的儿子们（接替约瑟夫登基的利奥波德是改革三巨头的一员）推动的现代化改革或国家创建，实际上是一场启蒙革命。这场革命打破了贵族对公职的垄断，为现代国家中资产阶级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君主国内部贸易中市场壁垒的消失、原始工业制造的发展、农业的改善和周边地区的殖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提升了增长速度。在某些地区，就业人口翻了一番。的里雅斯特港（约瑟夫曾在 1775年访问过的里雅斯特，我未在书中提及这段旅程）得到了扩建。加利西亚的布罗迪在 1779年微服出行结束后被授予自由港地位（但此地不属于港口），这座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成了中东欧最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奥斯坦德也从自由港的地位中受益。波希米亚、匈牙利废除了农奴制，农民从强制劳动与土地捆绑关系中解脱出来。曾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迁移到君主国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成了纳税的工人，从而奠定了 19世纪奥地利工业化的基础。这一发展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如雇用童工问题及奠基时代的住房短缺问.题。
约瑟夫一生中收集了多少请愿书很难估计，但总量一定是数以万计的。他的政府中有一个单独的部门负责处理这些请愿，官员会认真地回复，皇帝下令必须落实臣民的愿望和需求。在令人难忘、令人心碎的场景中递交给皇帝的请愿书深受重视，它们对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唤醒了他的同情之心。正是这样的公益精神使约瑟夫二世远远超越了同侪，但这些对他的时代来说仍是陌生的。他命令助产士前往乡村，指派地区医生免费为穷人治病，并照顾新兴工场的工人。他创建的社会机构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维也纳的综合医院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措施增强了“公民的平等意识”，激发了“团结国民、尊重社会秩序的爱国主义情感”。
1790年 2月 20日，约瑟夫二世死于疟疾（在旅行期间感染）和肺结核（在奥土战争期间感染）之际，因为激进改革激起的反对和叛乱，他只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留下了那句广为人知的话语：“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是，如果我们这些后世之人只是简单地将皇帝在最黑暗的时刻得出的结论当作我们自己的结论，不去看他取得的成就，忽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统治者达成的基业，那将有失公允、误读历史。因为他奠定了现代奥地利的基础，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关注极其脆弱的普通民众。传记作者弗朗索瓦·费伊特写道：“在之前的任何时代，甚至在慈善家玛丽亚·特蕾西娅的时代，从未有人为穷人做过这么多的事情。”乔瓦尼·亚历山德罗·布兰比拉是约瑟夫的私人外科医生和多次旅行的同伴，也是约瑟夫为数不多真正亲近的人，他在悼词中提请人们注意约瑟夫二世皇帝的这一本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只要事关人类的苦难，一切危险都会在他面前消失；这种崇高的情感吞没了他心中的其他念头。因此，约瑟夫二世成了当时统治者的至高典范，遥远后世仰慕的对象。建设医院、维系医院、馈赠医院，这些都是慷慨和仁慈的统治者的功绩；但常常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地去探望病人们，这些是统治者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只有在慈父的心中才能萌生。”
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品方: 也人
译者: 荣玉
出版年: 2024-9
页数: 362
定价: 89.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Historia
只是，为什么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遭遇了那么多的阻力？他是不是太急躁了？在独自统治的岁月里，他是否不再体谅他深深挂怀的民众？或者说，一切只是因为他身处一个充斥着起义、叛乱和宪法冲突的世纪，一个在他死后完全分崩离析的世纪？
约瑟夫土地调查这个始于 18世纪 60年代的庞大制图项目于 1785年完成时，共有四千张比例约为 1∶28800（谷歌地图质量）的地图被制作出来，它们展示了君主国大部分地区的地理状况。这项调查不仅服务于军事目的，而且是计算土地税的重要依据，后者或许是干预君主国社会结构最激进、最重大的措施，因为它旨在使所有人受到相同税基的制约，无论是贵族还是农民。当相关的税收和农业改革措施于 1789年 2月颁布时，贵族们最担心的事情成真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土地财产受到影响，竭力抗议，因此改革不得不推迟。贾德森由此判断，“这项立法引起的震动，加上其他许多改革激起的愤怒，使哈布斯堡君主国濒临灾难的边缘——自 1741年腓特烈二世入侵西里西亚以来，这是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
约瑟夫能否以更加巧妙的方式治理国家？在他的认知里，改革只能是激进的吗？1789年 7月 14日，巴士底狱被攻破，法国大革命爆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给她的哥哥寄去了绝望的信件，但约瑟夫再也无法向她伸出援手。正如英国特使报告的那样，他除了感到愤怒之外别无他法，而叶卡捷琳娜则跺了跺脚。约瑟夫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带来动荡，为了所有人的幸福，他竭尽全力试图改变世界，但旧有的一切即将灭亡。尽管拥有开明的思想，尽管用全面的改革向帝国的社会结构发起挑战并激起叛乱，但他绝不打算推翻现行的统治秩序。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担忧地察觉到了危机。他们，即约瑟夫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三年前去世的腓特烈大帝，既对开明的思想保持开放态度，又深信本质上是绝对主义的君主制。许多反革命派与部分保守派最初都热情地欢迎革命。普鲁士公务员弗里德里希·冯·根茨在 1790年 12月写道：“它（革命）是哲学的第一次实践胜利，是建立在原则和前后一致的制度之上的第一个范例。它是身负旧疾的人类的希望和慰藉。”二十年后，根茨成为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的顾问和秘书，与他一起被视为三月革命前反动政治制度的可憎代表。法国大革命是重大的转折点，后来的统治者始终担心起义再度爆发，制定了间谍、审查和镇压政策。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深入地研究一段早已失去影响力的历史？也许，对像我这样一个与这段历史共度了一些年并试图理解、评断它的人来说，它只是在表面上了失去了影响力？也许，并不是只有我感受到了这段历史蕴含惊人的现实意义？当我试图描绘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代及当时常常危机四伏、充满分歧的社会时，我总觉得 21世纪的世界似乎越来越容易出现各种危机，无论是气候灾难还是大流行病。在欧洲，即使是在富裕的德国，贫富差距也在扩大，很大一部分人感到与外界脱节，感到自己被剥夺了参与全球化、数字化发展的机会。美国反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大规模抗议频发，其国内的氛围越来越剑拔弩张。尽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追溯到 18世纪美国独立时期，但这只是困扰当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无数弊病中的一个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约瑟夫意识到，如果处在社会边缘的人无法被看到，随着不平等现象的增加与不满情绪的累积，他们就会变得激进。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回顾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因此，审视过去，审视法国大革命之前既进步开明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成了一项关乎政治、变革风险和社会保守力量的研究。
欧洲的旧制度在断头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进步的 18世纪之后是反动的 19世纪，在后者的世界中，进步的发展不再来自统治者。君主制不再是唯一合理的政府形式，贵族们开始怀疑所谓的上帝赋予他们的地位。他们不再拥有权力和威严，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 18世纪 70年代法国的统治者像约瑟夫二世一样有政治头脑，大革命可能不会发生。因为约瑟夫拥有路易十六最缺乏的东西：他超越了宫廷封建统治传统和侍从主义的桎梏，与人民打成一片。他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受欢迎。“他是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的化身”，或许也是“欧洲历史上最完美的开明统治者”。
高林主讲的「十九世纪就在你家隔壁」已在忽左忽右上线，全系列共1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