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格式化，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故事，我们要找到自己讲故事的方式。”这是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尧的一个判断。
9月28日，围绕王尧的两本新著《“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忽然便有江湖思》展开的“文学的众声与独白”作品分享会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阅读推广区举办。在青年评论家、《上海文学》副主编来颖燕眼中，这两部作品展示了文学批评可能拥有的属于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以及隐匿而强有力的生长空间和动力。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历时二十余年，方才与读者见面。王瑶尧回忆，“口述史”想法缘起于2001年，他去台湾淡江大学访学时，2003年出版“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后，他对口头文献、用声音记录历史的方式有了别样的热情与思考，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工作。正是这份热情支持着他背着沉沉的双肩包跑了国内国外数十个城市，采访了数百位作家、批评家、出版家、编辑、文学活动家、文艺工作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没想到，这项工作一做二十年。“当年我这个‘白面书生’，奔波于飞机、火车、汽车等各种能搭乘的交通工具上，背着沉沉的大包、卡式录音机走南跑北、风吹日晒，终于把自己晒成了今天这个黝黑模样。”王尧逗趣道。
在奔波于东南西北采访的同时，王尧有意识地翻阅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学期刊与史料，尤其留心重要作品的责任编辑、批评学者等，不断补充访谈“地图”。在此期间，一些访谈者陆续离世，使这部“口述史”具有了不可复制的文献价值。
在《收获》主编程永新看来，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口述史是有历史传统的，王尧的这部“口述史”，工作量巨大，记录是实实在在的，不同身份的亲历者对同一事情的叙述互相补充。
“本雅明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写一本全部由引文写成的书，而书写行为本身在文本中全部消失。王尧这部‘口述史’的写法，可说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创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认为，王尧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的写作中，书里有作家、出版家、编辑、文化从业者等，虽然看不到作者自己的一句话，但作者无处不在，他把一个个连续的解读组织到一起，形成了文化的关联。如复调般众声喧哗的这部“口述史”，暗藏着作者对个体处境的思考。
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忽然便有江湖思》，书名取于刘禹锡的一句古诗，是一部文学随笔式的评论集。“如果说《“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是作者躬身入局、亲历现场的呈现方式，《忽然便有江湖思》则是作者退后一步，对文学史现象做出一种超越性的概括提炼。”来颖燕说。
“这本书是一个‘花心人’写出来的，作者有一个不安稳的灵魂。”程永新说，王尧分析作家的文本并非理论化的，更多的是与艺术直觉相联系。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学术文章可以文学化。批评家的文体依赖于个人的修辞方式，批评文体本身也要有一些文学性。”王尧说，《忽然便有江湖思》收录文章的标准是，当时所提出与思考的问题在今天是否还能形成话题，还有没有学术的价值。
“从这两本书可以看出，王尧不仅是当代文学的观察者、参与者，还是一位实践者。王尧所思考的不仅是文学范畴的问题，与时代、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朱国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