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一轮加沙冲突以来,有关巴以问题的阐述文章数不胜数、样式百出,但大抵都会采用一种共同的说法:“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但这种说法是否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情境?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卢斯提克(Ian Lustick)重新阅读并追溯了《贝尔福宣言》的原文、修辞与发表时势,为这段巴以问题的过往糊涂账,提供了新的注解。
1917年11月2日,时任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致函英国犹太裔银行家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Walter Rothschild),宣称“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national home)”,这封信函就是巴以问题史中赫赫有名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
因此,小惑将卢斯提克在2017年发表的“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 Century Later: Accidentally Relevant”一文进行选译,以此作为巴以专题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卢斯提克回到一战后期英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探寻《贝尔福宣言》发表的动机,并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思想史与地方自治争论的脉络下,具有启发性地剖析“national home”(民族家园)这一用词背后的期待与考量。这也提醒我们:对当今国际问题中的某些争论进行概念史的诠释,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因为决定性的意义赋予与权力斗争往往蕴含其中。由于篇幅限制,本篇小惑先带大家来到卢斯提克的文中,了解《贝尔福宣言》发表的背景以及百年后的理解性反思。下一篇我们再详细了解《贝尔福宣言》的核心概念。
一、在战火中诞生的《贝尔福宣言》
2017年是《贝尔福宣言》发表一百周年。同年2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对英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百年庆典欢欣鼓舞:“当巴勒斯坦人想要就《贝尔福宣言》起诉英国时,英国首相却邀请以色列总理参加纪念宣言发表百周年的活动。这足以说明一切”。巴勒斯坦人则在宣言百周年之际,“呼吁英国政府就发表《贝尔福宣言》向巴勒斯坦人民公开道歉”。呼吁的请愿书上写道:“英国在1917-1948年间的殖民政策导致巴勒斯坦民族流离失所……英国政府应该承认其在委任统治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必须领导各方努力达成一项确保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公正的解决方案”。
正如每一个与阿以冲突有关的纪念一样,一方的庆祝活动就是另一方哀悼和抗议的场合。《贝尔福宣言》被认为是朝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相应地造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的灾难。就《贝尔福宣言》而言,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激情和关切,无论对中东人来说是微不足道还是非常重要,都与中东的关切、激情、愿望、信仰、规范和现实毫不相干——对中东的处置,是源于欧洲本身而非中东的作用。
二十世纪初,巨大而可怕的一战迫使欧洲各国领导人担忧自己的生命和国家的存亡,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无论理由多么站不住脚或多么牵强附会,无论多么两面三刀,无论多么与其他官员的承诺相矛盾,只要是任何有助于这场斗争的人或事,就极有可能去做。贝尔福在谈到列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时说:
列强在选择委任统治者时,据我的理解,并不打算尊重并征求生活在那里的人的意见。总之,就巴勒斯坦而言,列强对事实的陈述没有一个不是被公认错误的,对政策的声明没有一个不是打算违反的。
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他将《贝尔福宣言》描述为:
有史以来最不可能实现的政治文件之一。在这份文件中,一个民族庄严地向第二个民族许诺在第三个民族的土地上建立国家。
不仅是《贝尔福宣言》产生的时间及其事实本身具有偶然性——此时英国尚未完全控制巴勒斯坦,该宣言是战争期间的权宜之计[2];宣言的内容及其措辞,也是完全偶然的。正如乔纳森•施内尔(Jonathan Schneer)等人详细说明的那样,宣言的每一句甚至每一个短语的措辞都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与英国政府之间以及英国政府内部(即战时内阁)的讨价还价过程。
[2]在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发表时,英军尚未获得加沙战役的胜利,此时能否完成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仍是未知数。直至12月初,英军才占领耶路撒冷。
1917年,恐怖的堑壕战、加里波利的灾难[3]、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以及俄国的二月革命,都促使英国领导人抓住一切可能获得支持的稻草。施内尔指出,“《贝尔福宣言》得以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德国力量以及犹太人力量及其团结的误判”。事实上,当时的一些人认为,国际犹太人的力量可以对交战双方的胜败起到决定性作用。这种观点同犹太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和纳哈姆·索科洛夫(Nahum Sokolov)[4]出色的人脉与外交能力相结合,使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成为绝望的英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问题。
[3]加里波利战役(Battle of Gallipoli):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进行的一场战役。协约国试图通过此战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然后占领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但遭到惨败,伤亡十余万人。
[4]纳哈姆·索科洛夫(1861-1936):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之一,出生于波兰,后移民至英国。他曾积极在各国游说,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争取支持,也是《贝尔福宣言》的促成者之一。
二、百年后的回首
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对被帝国主义统治的人来说是“宿命”的东西,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要理解《贝尔福宣言》,就必须牢记一战时英国精英们痴迷的动机,以及他们思考政治世界的惯常范畴。这意味着,要追溯在与德国的斗争中绝望情绪所扮演的角色,追溯与土耳其单独媾和努力的失败,追溯印度与开罗英国殖民官员之间狭隘的个人冲突,追溯关于犹太人在俄国、德国和美国的权力与影响力的奇怪但普遍存在的看法。换言之,要理解《贝尔福宣言》的起源和同时代的意义,就必须暂时忽视它对过去和现在的巴勒斯坦居民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我们可以利用宣言提供的概念工具,为巴以问题谋求新的积极未来。一个世纪前,宣言的一些起草者以及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象着宣言提供的措辞以及政治法律背景最终可以用来在故土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然而,另外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该宣言充满热情的理由不是建国,而是因为它将“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区分开来。在这些人看来,与民族主义的国家相比,“民族家园”的方式被认为更光荣、更文明。例如,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之一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认为,英国的智慧在于没有要求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专属于犹太族群的国家,并将大战的灾难归结为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毒液感染”。他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立即写道,在欧洲“只有英国……逃脱了感染的恶果”:
民族身份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并不比宗教和公民身份之间的联系更有必要。民族身份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它与群体的关系就像人格与个人的关系一样。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它必须比教会更加自由、更强调自我管理。……民族是创造性的,国家则是调节性的。
卡伦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想要的正是犹太民族的家园,而不是国家。他宣称:
犹太民族所要求的……不是构成国家的主权,而是实现适合其天性的卓越成就的自由,并通过这一成就,为我们在称之为文明的民族之间进行精神的自由交流做出贡献。
因而,恢复巴勒斯坦/以色列土地上的“民族家园”,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未来图景。但仔细研究《贝尔福宣言》及其影响所带来的好处远不止于此,它还强调了通向未来的可能途径。巴勒斯坦在《贝尔福宣言》之后的历史迫使我们思考,不管这片土地的未来美好与否,仅是谈判不会带来比当前的冲突、恐惧和怨恨更好的政治局面。更可能的是,这片土地的未来,将成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犹太人、阿拉伯人和非犹太人非阿拉伯人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竞争的产物。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秩序如果不能反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的资源和情感,都不会达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