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一位66岁的老人在山东省莘县苏村烈士墓前做《忆战友》诗三首：
（一）
当年苏村鏖战急，飞机大炮加毒气。谁浇今日百花艳，寒冬流尽战友血。
（二）
战友鲜血未白流，十倍歼敌已报仇。祖国山河光复就，敬请英灵眠长久。
（三）
战友献青春，热血洒苏村。今日来凭吊，志在慰英灵。
从这些诗文不难看出，作者本人就是长眠于此烈士们的生前战友。
老人的名字叫秦光（原名秦昌银），1917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13岁时参加红军，并随部经历了长征。
1941年时，24岁的秦光担任八路军鲁西军区特务第3营（军区警卫营）副教导员，参加了惨烈的苏村阻击战，是当时参战部队生还的8名干部战士之一，被称为“活烈士”。
我军的作战历程中，艰难险战无数，战斗中献身的烈士无数，而能有“活烈士”的英雄幸存，足见当时的战斗残酷到何种程度。
在日寇大举侵华的背景下，“杀光、烧光、抢光”是侵略军压迫我国民的惯常手段，一场残酷的“扫荡”下来，尸横遍野并非空词，而是当时华夏大地的真实写照。
敌人残暴而强大，在这种背景下，敢于冲锋向前的战士们，谁想不到可能会牺牲？大家都明白这点，可真要怕死的话，还当什么八路军呢？
1941年1月8日，鲁西八路军在司令员杨勇的指挥下，以主力第7团和特务营为主于郓城县潘溪渡歼灭日军第32师团一个加强中队和伪军一部，毙伤日军160余人、毙俘伪军130余人，缴获1门九二式步兵炮、2挺重机枪、6挺轻机枪、长短枪190余支。
日军吃亏后，立即抽调兵力集日伪军1万余人，并加强坦克、装甲车、汽车共计400余辆（其中坦克30余辆）发动报复性大“扫荡”，目标直指鲁西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日军的兵力和汽车的数量来看，它显然是加强了载具，施行快速突击的战术，将以徒步行军为主的日军，临时强化为具备摩托化行军能力的快速部队。
一般而言，日军的“扫荡”部队会分为若干路，每路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人；采取“分进合击”战术，某一路发现我军领导机关后，附近几路则靠拢过来，施行包围合击。
由于日军汽车行军的速度很快，且采用夜间行军，还并不总沿道路活动，很难掌握全部敌情，所以在1月17日时，军区、行署领导机关在马集、苏村地区跟日军撞上了。
第7团在马集与敌接触后，掩护领导机关撤离，而作为军区警卫营的特务第3营则受命于苏村地区阻击敌人。
具体参战的部队有营长钟铭新、教导员邱良佐、副教导员秦昌银（秦光）所率的营部及第9连、第10连，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意发（邱如发）也随部行动。
这支担负军区警卫的特务营是有红军血脉的，老红军骨干不少，不过因为当时分出去扩编新部队的缘故，所以不全是老兵，两个连各有新兵排。
18日上午9点，第9连哨兵于村东发现日军，营长钟铭新带通信员到前沿观察，发现日军汽车队在向马集方向疾驰。
钟铭新营长判断，日军肯定是得到了我行署在马集的情报，所以才不断增兵过去，因此果断命令机枪手开枪。
在抗日战争中，我军曾分得120挺苏制转盘机枪，并分发到了各部，当然具体每个单位可能就只有几挺。
当时鲁西军区的转盘机枪只有警卫部队装备，这个情况日军也知道，所以苏村方向的机枪响起，而且还是不同于捷克式、歪把子的声音，立即引发了日军尖兵的注意，使得其判断我军的领导机关其实是在苏村，遂调头转攻这边。
在日军尖兵向村东接近时，我火力将其准确射杀，敌进一步判断苏村这里的八路军不一般，所以等待后继部队增援。
由于前述提到的日军汽车运兵的缘故，不一会儿几十辆汽车运载的数百名日军就到达了，并在村外400米处整队集结。随后在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发动正式攻击。
我军当时配备最高的部队就是警卫单位，而且警卫部队的弹药也较充裕，因此日军冲近时遭到我特务营密集火力的杀伤，被压制在一道交通沟内，后续不得不暂停攻击。
敌人的攻势虽然被打退了，但战斗经验丰富的钟铭新营长判断，鬼子不会善罢甘休，为减少不必要牺牲，并节省弹药；钟营长命令2个连的新兵排由负伤的第10连连长朱绍清率领撤出战斗，将武器弹药留给老兵。
之后又令地方干部张德将部分群众、勤杂人员和重伤员从西北角转移出去。
大家应该明白，我军的战地指挥员在作出这样的部署时，往往是已经认识到此战是决死之战，准备要拼到最后了。
果然，日军也在继续增兵和调整部署，其不仅在东北、东南方向预备攻击，还派兵向西北、西南角迂回包围，而且其还调来了坦克部队。
大家都知道在二战中日军的坦克相较于主要工业强国而言是不入流的，但在国内战场上，由于我军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日军这样的坦克也是极难对付的。
而且日军不仅增调了坦克，还派来了6架飞机投弹、扫射，显然是认为鲁西军区的领导机关就在苏村。
此时的苏村阵地上，总计只有4个老兵排加上营部130余人，而日军集结的兵力已经上千，战斗形势异常严峻。
特务营作出以下6点安排：
第一：坚决执行命令，完成阻击牵制敌人的任务，保证首长、领导机关安全突围，万无一失；
第二：准备战斗到一人一枪也不放弃阵地，誓与苏村共存亡；
第三：力争不让敌人进村，如战斗不利撤入村内，坚持巷战，拖延作战时间；
第四：节省弹药，不放空枪；
第五：销毁全部文件，防止泄密；
第六：妥善安置重伤员，轻伤员继续战斗。
刚做好部署，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其从南北两翼牵制，村东展开主攻。
这次敌人已经是主力上阵，且有跟上来的重武器支援，所以战斗十分惨烈，9连连长黄学友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因为失去指挥阵地被突破。
钟营长命令副指导员秦昌银（秦光）前往9连组织部队，在村中部，秦昌银将9连的几十名战士组织起来，由自己和一排长分别带队，反击进村的鬼子，经白刃格斗后又恢复了阵地。
此时10连的阵地也被突破，指导员严海元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二排长并代理连长的高云汉带着一个排反冲击，在一个街口干掉10多名鬼子，缴获了1挺机枪和1具掷弹筒，也恢复了阵地。
此时军区行署机关已经转移，并命令特务营突围，但电话还没打完，电话线就被炸断，由于敌人已将苏村团团围住，所以突围作战实难进行。
日军坦克此时已经出动，特务营的武器很难打坦克，只能打坦克后的步兵，9连二排长刘勇身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坦克同归于尽，挡住了后续坦克的通道。
营长钟铭新在指挥反坦克时，腹部被弹片激战，肠子也流了出来，忍痛烧毁随身文件后继续战斗，再次负伤后，钟营长也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战斗到这种地步，原有的阵地已经难以坚持，9连、10连阵地被再次突破，战斗进入巷战。10连指导员严海元提着轻机枪上房顶，扫射了一股约40人的鬼子，将其大半杀伤，但自己也中弹负伤从屋顶掉落，随后严海元继续端枪射击，直至中弹牺牲。
下午1时，沿村阵地也被突破，下到特务营的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邱意发（邱如发）也壮烈牺牲，他被炸断一条腿后，硬是拖着一个日本兵滚进了冰窟窿牺牲的；营教导员邱良佐在后继指挥中，也中弹牺牲。
至此，特务营的主要干部大部分牺牲，剩余干部战士退入西北角房屋继续坚守，各自为战。
日军眼看仗还是不好打，遂施放毒气，剩余的几十名干部战士被俘。
投入飞机、坦克、大炮及上千兵力猛攻苏村，日军为的是鲁西八路军的领导机关，结果打了一整天村内却只有百十号八路军，并未有机关所在。
恼怒的日军遂逼问被俘战士鲁西领导机关的去向如何，杨勇在哪里？现场残杀一番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后，日军便分批将被俘的干部战士拉走刺杀。
而副指导员秦昌银（秦光）如何幸存的呢？
秦光后来谈到了当时的情形：
黄昏以后，日军将我们几十名中毒受伤被俘人员分批押到苏村村东杀害，我是最后一批出村，6名日军压着我们8人，我走在最后，心想：不能就这样死掉，要想法争取活下来给战友报仇，
走到村外开阔地时，我见时机一到，便大喊一声，同志们，快跑！同志们挣脱押解，四散跑开。
日军见状，乱枪向我们射击，一枪打中我的左臂，又一枪打中我的后背，子弹穿过肺部而出，我一头栽倒在地，血流不止。我不愿趴着死，猛地翻过身来。
就在这时，一个日军持枪向我跑来，我口喷鲜血大骂，他拿枪对准我的头，我眼一闭，头一歪，“砰”的一声，子弹从左脖进去，又穿肺而出，我昏迷了不知道多少时间，竟然又神奇地苏醒过来。
这时日军正在远处集合，准备撤走，我挣扎着爬起来，鼓起勇气，艰难走了2个多小时，才走了2里多路，来到安寨村。
几个农民兄弟发现了我，帮我解开绳索，扶到屋里，烧火喂水喂饭，后来又将我转移到枣林中的一个地窖里。
第二天，把我抬到南进支队秘密疗养，经过20多天的治疗，我身上9处伤口有7处神奇地愈合了，我居然活了下来。
在此次战斗中，像秦光这样从血泊中被群众抢救回来的干部战士一共只有8人，而其余126人则壮烈牺牲。
当地百姓将烈士们遗体收拢到3处合葬，现在在当地便建有苏村烈士陵园。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向苏村阻击战的烈士致敬，向为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牺牲的千千万万烈士致敬。
而苏村阻击战的“活烈士“秦光，在之后又继续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并在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校军衔。
2019年4月9日，秦光因病逝世，享年102岁。
这位当年的“活烈士”看到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也看到了祖国日后的繁荣昌盛，这不正是千万烈士们所期盼的吗？
今天的我们在享受着这一切，所以不忘烈士，更不能忘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