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致敬这名从毕节走出的革命者！

 蓝芸夫，原名蓝运富，字仁伯，1910年1月出生在贵州省黔西县新场镇（今金沙县鼓场街道）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其兄妹共有五人，妹妹蓝运臧、蓝运铮、蓝运瑜，弟弟蓝运华。

　　蓝芸夫童年时家庭殷实，父母对其兄妹的教育培养都比较重视。在孩子们的启蒙教育阶段，蓝芸夫的父亲蓝锡纯就从四川隆昌请来私塾先生陈耀堂在新场设馆授徒，并把蓝芸夫送进私塾馆接受启蒙教育，开始读《三字经》、“四书”“五经”和古代诗词歌赋及散文。蓝芸夫8岁时，便进入黔西县立新场一小学习。在张仲芳、周承绪等爱国进步老师的教育影响下，蓝芸夫不但学习优秀，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生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想法。

　　1926年2月，蓝芸夫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贵阳省立二中（原南明学校）学习，1928年2月转入贵阳省立一中学习。1930年2月，蓝芸夫回到新场从事教书职业。两年后，他又重返贵阳插班省立一中高二班学习至高中毕业。在省城就读期间，他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进步书刊，结识了不少进步同学，受到了较多新思想的影响。当时，蓝芸夫是学生自治会主席，常和进步同学在一起交流马列主义思想和当时的斗争形势。他们除了交流思想外，还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货和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当时省教育厅出台了一个不合理的会考方案，他便和余运昌、寇述彭、沈永贤等人开会，决定分工联系相邻学校应届毕业同学，组织游行，去省教育厅请愿，强烈要求省教育厅取消不合理的会考。他们通过游行请愿，迫使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令取消了不合理的会考。

　　1933年12月，蓝芸夫在省城贵阳完成高中学业后回到新场，继续从事教育事业。从1934年初到1940年初，他曾在新场一小、二小和黔西城区一小任过校长，在大定县立职业中学当过教员。他去到哪里，就把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宣传抗日反蒋主张带到哪里。他在新场一小任校长时，林正良任教务主任。他俩都在贵阳读过书，同时也共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受到同样的进步思想影响。他俩理想信念一致，可算志同道合。因此，在一起工作时十分默契。在聘请教职员工时，他们的共同想法是首先聘请有理想、有抱负的进步青年。在他俩共同商议后，聘请了李绍夫、赵促成、雷肇中、刘星洲、陈德昭、余宗铭、李葛霜、廖明星、王承云、蒋学正、罗学敏、吴家臣、蓝运槐、陈德淑（余英）。这些老师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在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后来大多数学生都加入了中共新场地下党组织。

　　为了有利于学习和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激发新场民众的爱国斗争思想，蓝芸夫与林正良决定在教师中组织“文艺研究会”“乡村教育团”及创办“金沙书店”。“文艺研究会”主要是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书刊，了解革命斗争形势，讨论对敌斗争对策，不断提高大家的斗争觉悟。此外，“文艺研究会”还组织师生排练具有鼓舞性和斗争性的话剧节目，利用新场赶集之日，上街搭台演出。通过节目展现，让新场民众从中受到启发后加入到革命斗争之中。“乡村教育团”主要是在教农民识字的同时，向他们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金沙书店”则通过社会捐书和外地购书，收藏更多的进步书刊，供进步青年阅览。由于书店内禁书较多，“金沙书店”后被国民党抄店破坏。

　　蓝芸夫在大定县立职业中学任教期间，除了传授文化知识外，还不失时机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爱国思想。他常给学生讲述岳飞抗金的故事，并亲自编写话剧《家国恨》，组织学生排练话剧《棠棣之花》，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蓝芸夫、林正良、李绍夫等进步青年在新场开展的各项工作，为新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8年10月，省工委委员秦天真到新场，通过了解新场的斗争形势和蓝芸夫、林正良等进步青年的思想状况后，决定成立新场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会，任命李绍夫为书记、廖明星为组织委员、林正良为宣教委员、蓝芸夫为统战委员。

　　新场地下党组织成立后，按照组织分工安排，蓝芸夫利用学校教书育人阵地，继续抓好“文艺研究会”和“乡村教育团”的工作，充分发挥宣传、教育、鼓舞作用，同时还在学校开辟墙报专栏。一次，蓝芸夫在墙报粘贴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文章和书写了揭露新场区长毛军安贪污的内容。毛军安知道后极为不满，便把墙报中相关内容送黔西县政府状告蓝芸夫，说蓝芸夫是“双重人物”（一是校长，二是地下党）。蓝芸夫知道此事后，即找李绍夫商量对策。一天晚上，蓝芸夫亲自登门，进屋后开门见山地对毛军安说：“听说毛二爷去黔西告密，说我是共产党，特来和你谈谈。”毛军安不作应答。蓝芸夫接着说：“日寇当前，你办区团，我办学校，应该团结抗日，这才是道义。不然，就文打官司武打锤。你上告说我蓝仁伯是共产党员，但是没有证据。你毛二爷的事我却知道。我会写呈文，又有油印机。我写好呈文油印好，派人往重庆、贵阳、黔西等地一发，看谁输谁赢。要打锤呢，你今晚就把我蓝仁伯捆起来往黔西送。你最好把你的壮丁分开，一部分化装成土匪埋伏在野石河沟，另一部分押解我，到了野石河沟一枪把我打死。但是，我蓝仁伯死了，你毛二爷也活不成。”蓝芸夫的话击中了毛军安的要害，先不作声的毛军安这时即说：“仁伯，不要怪我，这事不是我干的。”蓝芸夫回击说：“不管是谁干的，如果我真有不测，会在你毛二爷头上挽转转。”毛军安忙说：“我负责，我负责。”几天后，国民党黔西县党部书记钟华鸣到新场，毛军安备酒席招待，请蓝芸夫和赵促成作陪。席间，钟华鸣没说什么，仅举杯劝“团结”一句话。至此，这场风波平息了。

　　这场风波虽然过去了，但新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仍在进行，而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官员对蓝芸夫的监视盯得更紧，特别是新场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组织起来上街示威游行，高呼强烈要求新场“立县”口号，同时派人前往省政府请愿。由此，国民党新场区党部更加怀疑是蓝芸夫他们所为，并将新场所发生的情况反映到国民党黔西县党部。钟华鸣和县长吴星文密谋后，决定将蓝芸夫从新场一小调到黔西城区一小任校长，以便他们监视。

　　1939年2月，在蓝芸夫还没离开新场时，省工委派李卓然到新场了解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当时党总支书记李绍夫根据支委的决定带人前往四川购买枪支未归。李卓然认定李绍夫带人买枪准备搞武装斗争的行为是错误的，立即当着党总支在家的同志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后方不要搞武装斗争。身为党总支书记的李绍夫带人买枪准备搞武装斗争是错误的，撤销其职务，停止党的关系，指定刘星洲代理党总支书记。这时，敢于担当和坚持实事求是、具有正义感的蓝芸夫提出：李绍夫带人去四川买枪，是党总支的意见，为什么处分他一个人？李卓然即说：“那等我回贵阳向省工委请示后再作决定。”二是根据省工委决定，成立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由蓝芸夫任书记、廖明星任委员。会后不久，蓝芸夫赴黔西城区一小任校长后，李卓然又从省城到黔西向蓝芸夫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一、增补张有民任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委员；二、指定邱在先任大定党的支部书记；三、准许张西屏重新入党，候补期三年，并编入大定支部；四、撤销李绍夫党总支书记职务，不停止党的关系；五、有党员三人以上可以成立党支部，同时明确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与省工委的联系地址及所属的各组织代号。3月底，张有民到黔西联系上蓝芸夫和廖明星后，三人在黔西东门外河滩开会。会上，蓝芸夫传达了省工委的指示后，三人明确分工。蓝芸夫负责联系新场党总支、黔西城区和大定支部；廖明星负责联系仁怀县和石场、清池等党支部的工作。

　　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成立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盯梢破坏党的地下组织。为了安全有序开展党的工作，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要求所属党员根据各地实际，采取分散隐蔽开展活动，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加入党的组织。期间，蓝芸夫所在的黔西城区发展了周自达、蓝运铮、刘星文加入党的组织，并成立黔西城区支部，蓝芸夫还兼任支部书记。在新场发展吸收了蒋元亨、肖济华、聂德培、谢世忠、罗开发加入党的组织。在清池和石场发展吸收了周礼明、刘光荣等加入党的组织。在仁怀建立了党支部，先后吸收了王文渊、赵光智、周高虎、李正科、赵明彬、刘世伦、王秉娴、陈绍珍、徐世荣、游尚左、熊慧芳等加入党的组织。

　　1940年春，根据省工委的指示，蓝芸夫赴延安学习。与蓝芸夫同去的有刘星洲、刘星文、毛祖堞、陈炯。临行前，蓝芸夫回到新场，召集周自达、李绍夫在余家庄刘星洲家开会，一是传达省工委指派人员前往延安学习的指示；二是指定周自达代理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并让李绍夫协助周自达的工作，同时将黔西、大定、仁怀三县中心县委所属组织人员名册交李绍夫保管。

　　会后没几天，蓝芸夫离开新场前往重庆，后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安排，于1940年4月到达延安。蓝芸夫到达延安后，先被分配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学习的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史和中共党史等。学习期间还组织参加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

　　从1940年10月到1946年5月，蓝芸夫先后在西北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文协、延安中央党校工作过，曾任西北文艺工作团文艺组组长和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文协党总支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五部文化教员。后来，蓝芸夫调新华社工作，任新华社编辑和党支部书记。期间，他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要把粪土变成金》《一块遮羞的破布》等文章。

　　1947年6月，中央机关从延安撤离，1948年6月抵达河北平山县。新华社为配合作战，途中重新编队。蓝芸夫被编入“昆仑大队”中的一个支队。在平山县期间，蓝芸夫除了任编辑和党支部书记外，还任过教育科科长和机关业余文化学校校长，同时还参加了凤凰城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后，他在新华社先后任过人事处副处长、党总支宣教委员、理论学习办公室主任、机关工会主席等职。

　　1954年8月，蓝芸夫从新华社调入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兼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958年，蓝芸夫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同时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机关总支书记和图书馆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蓝芸夫受到迫害，被停止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8月平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工作权利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顾问。1983年底，蓝芸夫离休。

　　蓝芸夫在北京大学工作、生活40年，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哪怕是在“文革”中遭到不公正的迫害，他的信仰始终不变。他相信共产党，自觉维持党的光辉形象，坚持自己的原则，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先后在《北大校刊》《贵州日报》和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等刊物上发表过很多作品，如《醒狮颂》《春天和我》《爱惜》《万里长征纺线线》《教授•五好之家》《北京大学图书馆》《输送精神粮食，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我的胞妹蓝运臧、蓝运铮》《革命伴侣——寇述彭与蓝运臧烈士》等。此外，他还为金沙和黔西党史部门提供了许多关于地下党活动的史料，并就如何做好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蓝芸夫一生始终坚持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追随和信奉共产党。青年时期，他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心怀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理想和抱负。从教期间，他认真教书育人，在师生中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反蒋主张，刻意培养进步青年，创建新场地下党组织。他从赴延安学习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在新华社工作，撰写了较多文稿，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抗日反蒋救国主张，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抨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他潜心研究教育和教学，真正起到为人师表的作用。他一生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在邪恶面前铁骨铮铮。他一生勤俭节约，生活十分简朴。他生前曾立下遗嘱：“死后丧事从简。”1994年4月，蓝芸夫在北京病故，其子遵从他生前的遗嘱，在火化后送回老家金沙，入土安葬在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金华村。

　　他的离去，没有惊动相关部门和领导，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更没有新闻媒体的报道。他只在亲人的护送下，静静地走了！他静静地走了，却给人们留下了永久的怀念。

　　（本文参考金沙党史资料丛书等相关资料。作者郑德义系原中共金沙县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