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广东侨乡开会，这里曾经是华人走向世界的策源地。今天，它的百姓生活在世界百多个国家为华人争光，我却发现古老侨乡美好家园大都十室九空。百年前曾经华贵的庭园和威武碉楼里眼下长满了葱茏的热带植物和蒿草，不是观赏型的，而是高过人身密不透风,实实在在拥塞在每一寸庭园，茂密蒿黍使人难以进入。
有些地方田园已芜。让人想起，人们曾经的离家，是为了回家。但，乡关何处？诗经中的黍离之思，油然撞上了心头。少小时代，我们是那么渴望远游。外边的风景常常能绊住归程。一个人走得远、站得远却不保证能站得高。但走得远些、有了距离感可能会看到原来身在庐山中看不到的风景。人们看问题可以依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论，但人眼的构造有盲点而且每个人的视力都有不同。所以，后人发明了眼镜以纠正短视或弱视等局限,进一步也让望远镜、显微镜和各种镜的存在有了理由和意义。
历经几万里原无目的的穿梭、奔波和考察，形成了这本书的基本素材。考察本意为感受，原没设立主题，但主题却来找我。这些令人难忘的邂逅隔着千年、百年的岁月凝望着我，像一枚枚散落在沙滩上原生粗粝的珠子，搭配穿在一起，倒很像是一串项链了。它就是您眼前的这本《一个人的世界文学》。
一 寻根，找解谜之钥
童年时有个流行歌叫做《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确，半个世纪来中国之路走得很坎坷，但亿万人的努力已使它有所改观。少时憧憬着想看外面的世界，那个憧憬只能是个梦。到青葱时代，我上山下乡插队读《金蔷薇》时，看到的西方叆叇遥远但却魅力无限，它与唐诗宋词一起熔铸在我心深处。高校毕业后我第一份工作是讲授欧美文学，阅读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不期而然就跟中国的宋元话本、勾栏瓦子、三言二拍、临川四梦乃至于晚清谴责小说串读。
文学读多了不免多想。近代以来，中国曾经的辉煌和陨落以至于渴盼再崛起一直是个课题。所幸，我们这一代人亲历并见证了这次百年巨变。世界这么大，要想看得远得有个切实的比较和鉴别，必须亲自去走一走。幸运的是，我有缘踏访了那些自己早年心中梦幻般的土地并考察了那些神奇事情发生的地点。这些令我设身处地、较容易就进入情境，并体会历史事件的背景和人物的心绪。
很多问题，其实，不只是个文学问题，但文学却能给我们最直接的描述、震撼和思考的引线；它让我们像文章检索目录般一目了然地看出了社会人文现象中一些凸显的爆点。通过对这些引人入胜故事的阅读，也最易把我们引入思考的世界。
于是，文学问题在我这里，自然跨界到了社会、伦理、风俗甚至政治-经济的范畴——要想了解它的基础和底蕴，必须有更深刻的人文理论和诠释来支撑。这样，作为人文表象文学的研究课题，一步步被我拓宽成一条人类学研究的道路。人类学对文学问题的思考是全新的，它要求做田野工作、要求研究风俗志还要研究思想形成史。
这一切，都逼我重新认识自以为熟悉的中国和世界。于是，我清空了已知和经验，让自己重新做一回学生，用裸眼去阅读、寻路和审视历史。这种经验是全新的，也是独特的。
作者与学者董鼎山、作家张洁合影
二 为什么选择文学
读者和我都问过自己，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方式有多种，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文学呢？其实，文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条捷径。因为它典型、集中筛滤了我们人类文明和情感的种种，将之用大家喜闻乐见和最易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了我们下意识受教育和传承文明的手段。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夫子认为《诗经》是当年读书人的人生必读书：“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古人的“诗”基本上就是指文学和艺术，不管在古代中国、古希腊，还是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诗代表的是文学,是古人对生命的认识和全部生死歌哭。
不只是古代，作为人类表述全部人生的晴雨表，文学也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文精神。
天真烂漫的古希腊难敌铁血傲慢骄纵的罗马，而以蛮霸起家的罗马终败于更野蛮的蛮族手中，这些都是文学万古不熄的题材。被蛮族毁灭了的古希腊罗马，为什么要用一千年舔血疗伤，才能经由文艺复兴再崛起？——“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吗？为何西文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里没有“文艺”的意思？中日文译者们为何又给它加上了“文艺”？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大变革中，文艺到底有没有作用，它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于是，我走到了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家乡，探访了点燃文艺复兴之火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斗画的场地，寻觅了当年皇后的宫廷牧师、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贝拉尔和跟他殉情的女学生爱洛依丝的墓地，去倾听他们的故事。我要破译文艺复兴为何能让黑暗统治了一千年的旧欧洲借尸还魂一飞冲天的秘密。同时，我也要踏访被怀疑了四百多年的、到底是著名文学大师还是“鬼作家”的莎士比亚故乡，去勘探这个小镇青年是如何搅起欧洲文学天空中的风雨雷电的。
除了实地感受，我也要研讨作家生平、文物、手稿和生命的痕迹。从上古世界上第一位女诗人恩赫杜安娜4300年前的泥板楔形文字诗稿，到19世纪的福楼拜、柯勒律治、勃朗特姐妹、弗吉尼亚·伍尔芙、罗丹，甚至写《牛虻》的“革命作家”伏尼契。为什么手稿那么重要呢，因为那是后来大红大紫作品的种子，它真实、粗拙、原始且带有作品最初生命力和成长的痕迹，是破译作品成功的最根本的灵感源。记得巴尔扎克传记写过他本人的一则小故事：这位巴老兄一生喜欢神秘兮兮地算命和看相，他吹牛说他可以通过看字迹判断一个人一生是否能有成就。但他几乎第一炮生意就失败了——有人拿出他的小学作业让他鉴定，他断言这个潦草的孩子一生不可能有出息……
最让我感动和受震撼的是研究著名的勃朗特姐妹一家的遭际和她的手稿。我没想到她们这么穷、这么难。她们生长的时代正是英国到处打家劫舍号称“日不落帝国”盛世的时代，但其臣民却是这样的穷困，以至于这些可怜且痛苦的文学天才皆因困厄贫病而死。看到勃朗特们为了节省纸墨而写小如蝇头的手稿，自制仅比扑克牌稍大的“书”，让我更了解了英国。不只是心疼这些早夭的文学天才，也为那个时代这个帝国对外残暴对内却这样不仁而觳觫。
三 借文学把脉，打捞历史
巡礼上述诸种中西艺术个案，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世界文学，我的终极目标是重新思考文明史的兴衰规律。认识他者，是为了给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的坐标上重新标位，以便再次感知它的古老以及此时的生机勃勃。
国家强大了，才能有令人尊敬的文明和文化软实力，这些当然包括文学与艺术。一位外交家曾经说过，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也无文学。
史料挖掘中，最让我感动的是美国华人劳工丁龙事迹。1901年晚清风雨飘摇华人受辱的时期，有感于西方对中华文明的无知和迫害，身在纽约的华工丁龙发了一个愿，他想用自己大半生积攒的钱在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建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系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接到了他一万二千元捐款信后很是诧异：丁龙是谁，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华人苦力怎么会有这样的雄心？所幸丁龙的主人是个大亨而且是哥大的校董，他最后几乎倾家荡产帮助自己的忠仆完成了这个心愿。
哥大东亚系（原汉学系）丁龙画像图
这个故事的后续更感人。哥大决定建立汉学系的消息传到北京，对那时惨遭八国联军逼迫的清廷而言，算是一个喜讯和强心针。当年刚刚从西安逃回的慈禧太后命李鸿章有所反应，即刻捐赠了五千多册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套巨书成了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据传，这是李鸿章去世四日前签署的最后一个文件。这场馈赠或许对当时紧绷的中外局势和中美关系是一个缓颊之举，通过资助文化和教育这个软领域入手，比较容易达成交往。以后这方面成功的例子，还有美国返还庚款在中国建学的个案等。
用文学再识现代史是一种捷径。在纽约，我还有幸结识不少汉学家、民国闻人之后，并得以挖掘一些史料上缺失的珍贵口述历史，有人证，也有物证。
打捞历史看上去有趣，其实它耗时耗力，而且常常要遭遇很多无用功。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的策源地，而且华人现代史名宿唐德刚在这里抢救打捞了很多近代史和民国史资料。他强调口述历史学者应该成为“鼓手、枪手和杀手”的理论深得我心。循着他的道路，我抢救了徐志摩、郁达夫、胡适、张学良甚至白求恩的一些史料，替历史弥补了一些断链和缺环。
老一代汉学家既对我有鼓励也有鞭策，他们是我的忘年交而且他们本身也成了我的写作素材——研究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请君入瓮，观照他们的生命史，以他们的遭际和经历来记述并启迪来者。幸运的是，不论是这些民国闻人后代抑或是唐德刚、夏志清、董鼎山乃至史景迁等前辈，大都读过我对他们的记述。而且所有前辈绝不干涉我的写作和表述，上一代学人多宽容且温存，不求溢美，专注求真。他们对拙作首肯微哂皆有，假以辞色者全无。跟这些哲人和智者的交往和对话是愉快的。他们的背影虽已隐入历史，但其音容笑貌却始终在我眼前……
感谢《北京晚报》给我园地与读者，不断共享我的这些思考发现与体验。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杨晓燕老师团队，将这些文章集结成书，让更多读友关注我在海外重新开掘到的与中国有关的历史话题。一瓣心香，遥送到万里之外的您的手上。希望读友们喜欢这本书，开卷有益。（责任编辑：孙小宁）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