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连通道”，驶向新中国成立

“五一口号”发布后，由中共中央直接部署，周恩来亲自指挥拟邀请名单、制定接待方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具体负责，开始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把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及爱国进步人士安全接到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  

△1948年秋冬，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

当年环境下，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人数较多，若要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港英当局的百般阻挠，将面临许多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1947年9月，时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根据周恩来指示，辗转来到大连，在天津街上的一栋三层楼里秘密组建中华贸易总公司。

当时在大连，党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因此中华贸易总公司没有挂出牌子。但就在这座楼里，钱之光等筹划了打通了香港至大连的海上通道。

当时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部被切断，中华贸易总公司通过在大连租用苏联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毛皮、猪鬃等东北的土特产，购回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各类器材、原料等物资，为后来以贸易为掩护接送民主人士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创造了条件。

1948年8月，周恩来将钱之光的夫人刘昂从延安派到大连来接替钱之光的工作，让钱之光去香港主持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计划在1948年9月起，秘密运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

正当全力以赴筹备民主人士北上之时，1948年9月1日，响应“五一口号”、由美国乘船回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在黑海海域因轮船失火遇难，凸显出协商建立新中国之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

周恩来立即向香港分局发急报，对民主人士北上事宜，提出三条“慎之又慎”的要求。香港分局多方权衡后，确定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民主人士第一批北上。

△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

为确保“海上通道”万无一失，钱之光与从西柏坡归来的妻子刘昂交接好大连的工作后，亲自带领三人、租借苏联“波尔塔瓦”号轮抵达香港，会同潘汉年等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同志，开始在国民党特务与港英当局眼皮底下，秘密安排护送民主人士离港北上。

1948年9月12日晚，第一批北上民主人士登上“波尔塔瓦”号货轮，从香港启程。9月27日上午，抵达朝鲜罗津港。当晚，一行人乘车前往哈尔滨，于9月29日抵达。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全境解放，大连成为香港直航解放区的理想登陆地点。中共香港分局和华润公司先后租用苏联及悬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开通了香港到大连之间的秘密直航路线，顺畅打通“大连通道”。

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郭沫若等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乘“华中”号从香港启程。由于当时大连处在苏联军管之下，军用码头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卸货，挪威籍“华中”号只能驶往大连与丹东间的大东沟海域抛锚。民主人士曾在庄河王家岛暂住，再换乘小船登陆，经丹东转乘专列于12月6日到达沈阳。

中共中央对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尤为重视，因为在中共邀请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名单中，排名第一的李济深，将在这一批北上解放区。

李济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受各方瞩目，一直都是美英等国以及各个反蒋派系拉拢的重要对象。中共与其有密切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往来，美国方面也频繁接触，离开香港困难重重。

周恩来亲自电示大连的同志，务必与苏联驻大连有关部门交涉，租用苏联轮船并在大连港靠岸。并特别强调：安排在大连最好的宾馆，党派领导人住单间，务必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中共旅大地委协助接待。大连方面特地为民主人士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御寒衣物。

根据周恩来指示，大连方面租用苏联“阿尔丹”号货轮南下香港。经过慎重考虑，确定香港出发时间为圣诞节后第二天深夜。

此时，香港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更是加强秘密监视。一时间，李济深公馆门庭若市，警察、政客、特工，往来不断。港英警方在罗便臣道的李公馆对门开设一间杂货铺，监视李济深的一举一动。

为迷惑外界，潘汉年和钱之光等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1948年12月26日，李济深在家做东大宴宾客，故意把外衣挂在客厅衣架上迷惑特务。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走出后门，登上了在后院等候的轿车飞驰而去。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李济深家的特务，看到外套依然在衣架上，则踏实地以为李济深依然在家中。

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寓所，李济深与前来送行的何香凝等共进晚餐后，与同行的人带着酒肴装作去海上游览，在维多利亚港坐上游艇，游弋在“阿尔丹”号附近。

△香港坚尼地道130号邓文钊寓所，人称“红屋”，是当年中共在香港的重要活动场所

入夜后，游艇靠近“阿尔丹”号，李济深等假扮成到东北做买卖的商人，秘密登上“阿尔丹”号。

“阿尔丹”号安全出港后，潘汉年、夏衍和饶彰风等人在一家旅馆守着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个谜语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阿尔丹”号北行至舟山群岛时，迎来了1949年元旦，茅盾请“阿尔丹”号同行的民主人士签名留念，留下了珍贵的签名册。

李济深特别作诗一首：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元旦，李济深给茅盾的题词

“阿尔丹”号在航行途中坏了一个引擎，行驶到青岛海域又遇到了逆风，在海上颠簸航行12天后，终于在1949年1月7日早8时，在大连港信号台发出的进港信号指引下，驶入大连港，停泊于二码头。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从大连港踏上了解放区的红色土地。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旅大地委书记欧阳钦、副书记韩光、李一氓等到码头迎接第三批北上民主人士。

“一九四九年元月七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解放声中到大连，自由乐土话翩翩。狼烟净扫疮痍复，回首分明两地天。”

李济深对大连的印象极好，在日记中对大连方面的活动做了一个流水账式的记录——

一、早八时，船泊大连港，而中共已有代表多人在码头迎接。朱学范同志亦由沈阳来接船。

二、登陆后，即入大连最大的苏联人所开之大酒店。进点心后即请午宴，地点在关东酒楼，席为宴席，极其丰盛也。

三、日间去大连市场买了皮鞋一对（一万二千五百元关东券），约合港币四十余元。

四、晚请在火车头俱乐部观苏联海军歌舞团跳舞、唱歌。唱舞，大致不错也。

五、十余日不洗澡，旅店房内有浴缸，洗了一次澡，甚清爽。

△中共中央宴请第三批北上民主人士的关东酒楼（今上海路大连饭店）

△民主人士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演出的火车头俱乐部（今大连铁路文化宫）

李济深一行在大连停留三天，其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后乘专列前往沈阳。

1949年1月22日，在沈阳的34位民主人士和到达华北解放区的21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9年2月24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章伯钧、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离开沈阳，次日中午抵达北平，开始参与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宜中来。

1949年1月底平津解放后，开通了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为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虑路线，“大连通道”暂时完成了神圣使命。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而此时，国民党残余部队依仗海洋天险、海防要冲，在岛上构筑防御工事，更加严密封锁海上运输线，这对从香港经天津北上的民主人士构成极大威胁。因此，自6月起，从香港的北上者只能无奈“舍近求远”，“大连通道”再次成为北上要道。

△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主要批次线路图，“大连通道”作用显著

1949年7月初，俞庆棠乘苏联“博浪多”号离港，在大连登陆，经沈阳于8月到北平。8月7日章士钊、李任仁在乔冠华陪同下，乘苏联商船离港，经大连赴北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国旗、国歌，选举了国家领导人，新中国从此犹如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