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群学君

1948年1月30日，星期五，下午5时45分，一位79岁的印度老人在他16岁的孙女怀中死去。

就在半小时前，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当着老人一千多名追随者的面，将三颗子弹摄入他因为常年苦行与不定期绝食而日渐消瘦的身体里。穿透老人身体的这三颗子弹，一颗打在右腿上，一颗击穿腹部，另一颗射入胸膛。

现场的目击者说，临死前，老人用印度教的手势，举手至额，以示宽恕他的刺客。

消息向野火一样传遍整个印度。43分钟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全国人民说：我们生命中的光辉消失了，我们的巴普去世了——巴普在印度语里是“父亲”的意思，对于争取多年来民族独立印度人来说，这个老人就是他们精神上的父亲。

孟买在收到消息几分钟后就发生了骚乱，一位惊恐的穆斯林妇女哭喊着说：真主啊，救救我们所有人。在首都德里迅速凝聚的忧伤的夜色中，人们走上街头，含泪肃立，失声痛哭。在老人生前最后居住的波拉宫，忧伤和悲痛使彼此深深对立的不同教派，在共同的不幸中，暂时融为了一体。

这个老人，就是莫· 卡·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在印度，他被尊为“圣雄”（Mahatma）。

尽管围绕着他的聚讼纷纭从来不曾间断，这位老人依然被视为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爱因斯坦在听到噩耗之后，曾经做出的这样评价：

甘地一生的传奇，从他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甘地13岁就奉父命完婚，对年轻人来说，太早体会男欢女爱，并非什么好事。婚后，少年甘地一度耽溺爱欲，无法自拔。16岁那年，父亲弥留，甘地却还因为在床笫间尽享鱼水之欢而错过了入殓仪式，这使得甘地愧痛交加，视为终生不能洗刷和忘怀的污点。

从此以后，甘地就开始陆续尝试禁欲，直到37岁，正值壮年之时，他庄严地向妻子提出禁欲的誓言。

多年以后，在自传中，甘地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克服潜藏的情欲比用武力征服世界要难得多”。这句话并非矫饰之语，因为他深知“克服潜藏的情欲”的本质，实际上是用强大的意志力约束自己、控制自己，这恐怕是人世间最难的事了。

禁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直到禁欲30年后的一个晚上，67岁的甘地在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性欲高涨，后来他供认：“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他感到诚惶诚恐，心神不安，发誓在六个星期内内缄口不言，奋起应战， 坚忍不拔地用意志与自己的本能作战。

为了彻底根除自己身上一切欲念的残余痕迹，甘地进一步加强了与女性接触的机会。每天他都吩咐一位年轻的女子为他按摩。他往往一边接受按摩治疗，一边和来访者交谈，或者和国大党领导人讨论问题。甚至和自己的侄孙女同床就寝数夜，为的就是考验自己的意志力。

今天，我们或许无法理解甘地这种近乎自虐的苦修方式，也难以认同其所代表的养生和修身合为一体的印度文化传统，更不会提倡甘地晚年那种“变态”的自我挑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甘地的禁欲行为，意味人类意志的胜利。从苏格拉底到甘地所尊敬的托尔斯泰，不乏这样的先例，强健的生命力从罪恶的泥潭中绽放出璀璨夺目的精神之花。在嗜欲中陷得愈深，愈加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力量才能振拔出来。有的人就在激烈的抗争中，终于战胜自己，坚持到底，抵达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甘地在印度被尊奉为“圣雄”，在印度语里，“雄”与“胜”相通。所谓胜者，不仅仅是战胜他人，更在于战胜自己。

世人最熟悉的甘地形象，莫过于那个袒露上身，在纺车边读书的瘦骨嶙峋的老者。甘地在世时，西方媒体也总把他描绘为成一幅形容枯槁，面色憔悴的形象，就像丘吉尔说的那样，一个“半裸体的苦行僧人”，实际上，早年的甘地，也曾全面而彻底地拥抱西方文明。

19岁时，甘地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在伦敦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心脏，甘地戴礼帽，学跳舞，学法文和拉丁文，还想学小提琴——那时，他是欧洲文明忠实的拥护者。

大学毕业后，甘地曾长期在南非从事律师工作，正是在这块充满种族歧视的土地上，甘地对他曾经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产生否定，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社会政治观。他在南非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他开始穿戴印度最底层农民的装束——平时上身赤裸，下身系一块腰布，只在天气转凉时披上一块自己手工纺织的围巾御寒，他坐在肮脏拥挤的最下等的车厢里，坚持风餐露宿、生餐素食，他说“人们饮食，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

甘地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不久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倡导非暴力学说。

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是20世纪上半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甘地试图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面对强大的敌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

人类并没有办法完全避开暴力，但如何减少与缓解各种暴力事件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甘地的非暴力学说自有其启示意义。

如何理性面对暴力产生的社会语境，如何重新审视和认知我们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中的暴力基因，如何通过信仰行为、社会对话，包括对文化心理和历史意识的重塑，来创造一种可以化解民众暴力行为、舒缓民众情绪的社会机制，主动扩大民意宣泄的渠道，使那些被压抑和扭曲的心灵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从暴力心理中走出来，已成为今天刻不容缓的任务。

45岁那年，印度人就开始把甘地称为“圣雄”，十年以后，南印度的许多庙宇里，人们开始供奉他的神位。可是终其一生，甘地从来不曾接受过“圣雄”的称号，相反，他更喜欢别人称呼他“巴伊”（兄弟）。

晚年，尽管身居高位，他却拒绝从他的政治活动中获取任何利益。他自己做饭、洗衣，对着镜子给自己理发，在城市里，他从来拒绝乘坐人力车。作为印度国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甘地手中经常掌握几十万卢比的经费，但他从不曾擅自挪用哪怕一分钱,

每次参加国大党年会时，甘地必做的工作之一，是清扫厕所；在家里，他也总是为来访的客人洗刷便壶——这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里，这样的工作是贱民职责，而甘地则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无疑对种姓隔阂和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是一个严唆的挑战。

甘地从不相信世界上的灵魂，有伟大或者渺小之分。他常说：“追求真理的人应比尘土还要谦虚，世界可以把尘土踏在脚下，但是追求真理的人必须谦虚到为尘土所残踏。”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正当欧亚大陆的政客们滔滔不绝地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独裁者们声嘶力竭地鼓噪一时，甘地却静悄悄地唤起地球上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他招贤纳士，既不求助于权势，也不乞灵于钱财，而是用身体力行的教诲号召他们：

1948年1月13日，为了敦促首都德里恢复宁静和印度政府偿还对巴基斯坦的款项，79岁的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在总理尼赫鲁以及数十名记者的注视下，甘地在自己寓所的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

到了第二天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过去24小时内，他的体重就下降了整整1公斤，用不了多久，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到了第三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第四天清晨，根据甘地的第一号健康公报，他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整个德里的娱乐和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甚至街头的咖啡馆都不再营业，数十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在甘地绝食的第五天，他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终于，国内各政治派别的代表终于聚齐在甘地身边。处在死亡边缘的老人，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

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

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

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

十天以后，甘地死在狂热分子的枪下。

经过清理，他的全部遗物包括：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三只小猴雕像，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三只雕猴，一只掩耳，一只盖眼，一只捂嘴，象征德性的三大秘诀：勿听邪恶；勿视邪恶；勿传邪恶。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