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9月21-22日,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 TCCl)联合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主办了一场题为“脑机接口与哲学:跨学科的对话”的专题研讨会。
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医学临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科技治理及产业规划等领域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脑机接口在国家治理、科技伦理、人类认知、人机互动及法律挑战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在本次研讨会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计海庆老师作为会议的召集人之一,受邀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计老师从科技伦理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了脑机接口技术的社会融合过程及其潜在影响。他不仅分享了会议筹备的初衷,还就脑机接口与传统医疗设备的伦理差异、技术对隐私的影响、人类边界的拓展以及人类增强等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以下为追问专访中计海庆老师的讲述。为便于阅读,我们对文字进行了精简。
Q
您能向观众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计海庆: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计海庆。在本科阶段,我学习的是理工科专业,主修计算机科学。后来,我逐渐对人文、社会、历史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了二十多岁时,我发现在学习的计算机书籍中,如数据结构、编程语言等领域,找不到我一直思考的问题的答案。所以,我做了一个看似奇怪的决定:从计算机专业转到了哲学领域,希望能够更加自由地思考一些自己关心的问题。
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科技哲学方面的工作。我对这份职业非常满意,因为通过思考、撰写观点、与同行交流,我能够对我们的社会及科技发展进程做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这是一个既有趣又让我感到幸福的事情。
Q
非常感谢您筹办这次脑机接口与哲学的会议。请问是什么契机促使您举办这场会议?
计海庆:举办这次会议的初衷源于对脑机接口技术的兴趣。脑机接口集成了多领域的前沿技术,包括生物学、神经工程、脑科学、电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它将这些先进领域的成果汇聚一处,并与人脑这个复杂且关键的器官相结合。
脑机接口技术代表了当前科技浪潮的巅峰,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我个人对脑机接口的关注主要源于我的研究领域之一:科技伦理。
科技伦理探讨的是科学技术如何融入社会,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包含了各种力量的博弈。我常用跳水运动员的比喻来说明:一个熟练的跳水运动员从高处跳入水中几乎不会溅起水花,但如果新技术在伦理上不够成熟,即便从较低的高度跳下,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反作用力。科技融入社会的过程就是如此。
我们开展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科技产品以何种方式以最适合的入水角度融入社会,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符合人类的价值观,从而更好地被社会接受。我对脑机接口技术特别关注,因为它代表了科技发展的前沿,我希望了解它是如何融入社会的。
我很好奇,社会是否会接受脑机接口技术?会完全接纳,还是由于观念上的偏见或其他原因而产生抵触,甚至拒绝?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此我决定将脑机接口与哲学结合起来作为研究主题。这次会议也因此邀请了各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这一问题。
Q
相比其他医疗设备,脑机接口(BCI)在伦理方面引发了更多争议。您认为BCI与传统医疗设备相比,有哪些根本性的不同?
计海庆:BCI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直接作用于人类大脑,而人脑是一个极为神秘且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器官。哲学史上曾有许多关于心灵(mind)、灵魂(spirit)、思考(thinking)的讨论,尽管我们过去常用“心”这个词来描述这些,但实际上,所有高级认知、情感和身体调控的功能都是在大脑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心脏。
传统医疗设备可能能够替代人体的部分器官,例如假肢、义肢,甚至人工心脏,但大脑目前是无法替代的。因此,BCI的特殊性在于它直接作用于这个不可替代的器官。就像在计算机系统中,硬盘或内存可以更换,但如果中央处理器(CPU)损坏,整台电脑就完了。大脑在人体中的角色类似,因此BCI技术的独特性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BCI在治疗神经疾病和精神疾病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由于它直接作用于人脑这一特殊器官,其伦理问题需要被单独研究和关注。总结来说,BCI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够深入获取大脑数据并直接与其交互,这使它与传统医疗设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Q
您认为,脑机接口技术会对精神隐私带来怎样的影响?
计海庆:关于隐私问题,我想从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角度提出一个宏观的看法。研究技术哲学的学者通常认为,人们对某些事物的价值判断,表面上看似独立,但实际上与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息息相关。
这些工具不仅帮助我们实现目标,还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们的观念。举个例子,钟表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在钟表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太阳的升降或日晷感知时间。而有了钟表后,时间开始被刻度化,比如将一天分为具体的小时和分钟。
类似地,隐私问题也与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紧密相连。当面对摄像头时,我们会产生隐私感。如果我愿意让他人看到我的形象,就会主动面对摄像头;如果不愿意,我会避开它。隐私的观念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基于我们对技术工具的态度和使用习惯。
因此,隐私并不意味着完全隐匿,而是取决于我们希望谁知道、知道多少。这实际上反映了技术与我们观念的相互作用和构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技术工具,以及我们对隐私的态度。
Q
脑机接口技术会如何影响我们作为“人”的边界?
计海庆:这个问题涉及几个概念的厘清。中文中的“人”或者“人格”,在西方语言中有两个不同的对应词:“human being”和“person”。“human being”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而“person”指的是个体的人。当我们讨论“person”时,我和你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从“human being”的角度看,我们同属一个物种,没有区别。
关于脑机接口对个体人格的影响,这里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议题。我们经常讨论“个人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这一概念。一般而言,像换衣服这样的外在变化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个人同一性,即我是谁。然而,当我们因为疾病等原因植入深部脑刺激(DBS)等设备以调节生理状态时,我还是原来的我吗?社会如何看待这些技术对人格和身份的影响,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有趣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特殊的案例。比如西班牙艺术家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他天生色盲,为了弥补这一障碍,植入了一个可以将颜色光谱转化为声波信号的装置,使他能够“听见”颜色。虽然他成功实现了这一能力,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他的大脑上多了一个麦克风状的探头。当他通过边检时,工作人员发现他的证件照片上没有这个装置,因此他不得不重新拍照,把这个设备作为身体的一部分加入护照。
这个案例表明,随着社会逐渐接受人与技术融合的个体——甚至称为“赛博格”——传统生物学意义上“人(human being)”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不仅拓展了人类的边界,还引发了许多伦理、政治学、人类学和哲学上的新问题。
Q
您认为,“身体技术化”将会成为人类未来的必然趋势吗?
计海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既是“是”,也是否定的。如果说“否”,是因为您问的是“是否将会成为一种趋势”。在我看来,这其实并不是未来的新趋势,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趋势。人类一直在通过与技术的融合,来扩展自身的生活和实践活动。这次,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新的技术产品——脑机接口。
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技术可以被广泛定义为任何人工制品,是人的力量的延伸。基于这个定义,人类与技术的融合趋势自始至终都存在。相关书籍,如《人类简史》以及技术人类学的著作,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
举个例子,南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用岛上的树木制作的独木舟来完成他们岛屿之间的日常通勤,而在北方温带的农民则砍伐乔木制造大船来满足航海的愿望。尽管工具和技术不同,但它们都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并结合技术来达成目标的体现。因此,我认为,人与技术的结合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趋势,而不是仅仅属于未来的现象。
Q
脑机接口与哲学的讨论中,是否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被低估了?
计海庆: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随着脑机接口设备的逐步应用,许多问题也逐渐浮现。使用范围的扩大,会让更多问题显现出来,而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暴露。
我认为,有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考一些国外后人类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虽然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但他们的想象力并不逊色于科幻小说作家。例如,美国后人类学者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及其他研究后人类主义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中常常通过对未来人类生存状态的想象,来探讨人类与技术的关系。这类作品可以作为思想启发的来源。
Q
您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计海庆:近年来,我最关注的话题是“人类增强”。所谓人类增强,指的是我们不仅仅利用技术来满足常规的需求,比如治疗疾病,而是通过技术进一步增强个人的能力。这种增强不仅限于外部设备,而是与我们的身体相融合,从而提升我们的身体机能。
从广义上讲,自从人类发明了飞机,我们就可以说“人学会了飞翔”,但这与鸟类的飞翔显然不同。鸟类依靠自身的生理结构来飞翔,而人类是通过技术工具的辅助实现了这一能力。人类增强的趋势很可能是技术工具直接改变人体的生理结构,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随着21世纪电子技术、纳米技术等的进步,这种趋势显得尤为突出。
我认为,这种人类增强的趋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思考:它将如何塑造我们对自我的认知,以及我们的未来发展?
Q
如何应对人类增强带来的潜在社会问题,确保技术能够惠及所有人群?
计海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人类社会一直在承受新技术的造访,而新技术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群体间的差异。
回顾历史,早期社会中,有些人通过使用铁器或农业工具提高耕作效率,获得更好的收成,有些人通过驯化动物来帮助劳作,而其他地区则可能没有这些条件。这种不平等自古以来就是历史常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通过多种手段逐步化解技术引入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
在我们的研究领域,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可及性”问题。实际上,有许多方法可以解决因技术可及性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果这种不平等影响了社会稳定或加剧了阶层分化,政府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手段加以调节。比如,政府可以采购并免费提供某些技术,或者通过补贴帮助那些负担不起新技术的人群。
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问题,因为我们拥有完善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些挑战,确保技术更广泛地惠及所有人群。
监制:杨扬 | 导演:郑明键
策划:范存源、卫珊珊、郑明键 | 摄影:幕晨
采访:范存源 | 翻译:丹雀、范存源 | 剪辑:张柳生、郑明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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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 TCCl)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TCCI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TCCI加州理工神经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