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致季羡林函。
2024年暑假，上海市宝山区图书馆承办了一场“永远的辉光——百年统战名人与中国名人手迹展”，展出的75件名人手迹中有一封潘光旦致季羡林的信札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此信未标年份，查《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亦无收录，为讨论方便，先将全文迻录如下：
羡林同志：日前在车中与觉民兄扯上半天关于湘西“土家”的研究，兹订七月下旬出发至其聚居区作一些实地观察，此间同志们考虑到各项应准备及携带的物件，认为最好能具备简单之录音机一种，供记录与归后分析之用。兹约汪明瑀同志进见，意在商借，如有可能，当再由学校正式洽办。此致敬礼。弟光旦。六月三十日。
信中的“觉民兄”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字觉民，土家族），汪明瑀则是潘光旦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秘书，兼任研究部图书资料室主任。此信配套展出的还有原信封一枚，上写“烦汪明瑀同志面陈”，收信人栏中写“季羡林同志”，左下角署一“潘”字。由此可知，这封信并非通过邮局寄出，而是潘光旦托付汪明瑀转呈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唯具体书写年代尚需甄别。
一、土家族识别往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聚居于湘鄂川黔边的部分土家群众提出确认民族成分的意愿，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1957年1月中央才正式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曾有诸多学者在此过程中付出了心血，潘光旦是其中贡献最大的一位。
1953年初，中央民委指派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承担土家民族识别工作，时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的潘光旦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年9月，学院派出由汪明瑀副教授负责的调查组前往湘西土家聚居区开展调查，潘光旦虽主动要求前往，但因腿残而未获统战部同意，只能留在北京开展案头工作，研究土家族源问题。
1956年，潘光旦先后两次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前往土家聚居区调研，第一次是1956年5月下旬，随全国政协民族组调查团赴湘西北考察，同行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中央民族学院青年教师刘振乾。关于两位学者就此话题的研讨交流情况，潘光旦的次女潘乃穆写有《向达、潘光旦和土家族调查》（收入《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披露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潘光旦的第二次土家族调查始于1956年11月25日，至1957年1月27日结束，调查目标是川鄂的土家聚居区，同行者为上海《文汇报》记者杨重野、北京《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张祖道。关于这次调研，张祖道保存了完整的日记记录，这批日记约15万字，后以《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为名出版单行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8）。
根据上述情况，其实已经可以初步推断，潘光旦致季羡林函应写于1953年，因为其中有汪明瑀参与的仅此一次。另据中央民族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自从接到土家识别任务后，1953年6月下旬，潘光旦就和汪明瑀等人开始作实地调研准备，而且中央民族学院还在7月向中央民委发出了《潘光旦等人因公赴西南地区请当地民委协助函》，函中明确提到“我院研究部中南民族研究室潘光旦教授、汪明瑀副教授、杨自翘助教三人定于7月下旬赴湖南龙山、永顺、湖北长阳、来凤及四川奉节一带调查‘土家’情况”。（见郭丹丹、苍铭《潘光旦先生的民大岁月》，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函中交代的调查时间也与潘光旦致季羡林信中所言完全吻合，只不过这趟考察后来推迟至9月才出发，且潘光旦实际未能成行。
至此可以明确，上述潘光旦致季羡林函应写于1953年。
二、汪明瑀生平碎片
1950年作为中南区少数民族代表团成员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最早向中央提出确认土家为单一少数民族的愿望的田心桃，曾应全国政协系统约稿，发表了一系列回忆土家族被确认为单一民族经过的文章，其中提到1953年汪明瑀用录音机为其灌录土家语发音的信息：
9月间，党中央派来以汪明瑀教授为首的中央调查小组对湖南土家族进行调查，并指派我参加这一调查工作。汪教授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是民族学专家潘光旦的学生，曾留学美国，热爱祖国，1950年回国。汪教授见了我高兴地说：“你的要求实现了，中央派我们去你家乡调查土家族，并请你当向导一起去。”汪教授与严教授（笔者注：指严学宭）一样，拟有语言调查提纲，要我用土家语讲话，他用盘式录音带录音。（《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的经过》，收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潘光旦致季羡林函共涉及四位学者，其中潘光旦、向达、季羡林三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学术大家，唯有汪明瑀一人声名黯淡、履历不明。除了田心桃回忆文章中的寥寥数语介绍之外，再无其他更多信息。
1949年10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在纽约中央公园，举着“胜利酒家”牌子野餐，庆祝新中国成立，右一为汪明瑀。
为了追查汪明瑀的生平，我利用互联网进行了一番检索，综合种种信息，可以推断汪明瑀自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社会系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妇婴相关的社会行政。另外由于汪明瑀名字中的“瑀”字较为生僻，导致很多出版物将其误植为“汪明禹”，通过检索“汪明禹”，我在《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中找到了两张同一场景的抓拍合影，照片说明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约三五好友，到纽约中央公园，举‘胜利酒家’牌子野餐，以示庆祝”，然后具体的人名备注中出现了“汪明禹”的名字，根据左右顺序，我才在合影中首次确认她是名女性学人。
徐光宪（1920-2015）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家，出现在野餐合影中的人物，除了汪明瑀和拍照的徐光宪之外，还有其他几位留学生，当时无一例外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著名史学家何兹全也在其中。
由此线索，我找到何兹全的回忆录《爱国一书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不负所望发现了下面一段话：“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中国新文化学会’。参加的人多半是学习中的佼佼者。其中如唐敖庆、徐光宪、高小霞、孙本望、盛祖芬、王衡、杨绯、萧嘉魁、张继平、王毓铨、汪明明、朱启贤、刘靖和夫妇，我也是一个。”（222页）其中“汪明明”这个名字，我判断大概率就是汪明瑀。
然后又查《爱国一书生》时隔多年后的一个节选本《大时代的小人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经过对比，我发现何兹全对这一串人名中的两个进行了纠正。在新版本中，“王衡”变成了“汪衡”，“汪明明”变成了更接近汪明瑀的“汪明玉”，但遗憾的是，高寿的何兹全仍没有完全记起这位故友的正确姓名。不过据此可以知道汪明瑀赴美留学的学校是哥伦比亚大学，曾参加中国留学生组织的“中国新文化学会”。
关于汪明瑀1950年归国后的情况，现有资料一般都直接介绍她1952年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图书资料室主任。但承汪明瑀的老同事王昭武先生告知，她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之前曾在辅仁大学家政系短暂任教。
三、集体工作中的无名者
继1953年跟随潘光旦从事土家民族识别调查之后，汪明瑀还参与过两项大型集体工作，一是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是《辞海》编纂。
1958年冬，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全体人员合影，第二排左十为汪明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辑的《伟大的起点：新中国民族大调查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一书卷首插图收录了一张“1958年冬，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全体人员合影”，照片注明第二排左十为汪明瑀。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始于1956年，到1964年结束，其间由于“反右”等政治运动此起彼伏，这项集体工作受到不少干扰。比如潘光旦因支持确认土家为单一民族问题而被错划为“右派”，汪明瑀作为调研参与者和潘光旦的秘书，自然也受到冲击，她当时是作为“内控”对象被抽调至广西工作（王昭武先生告知）。
关于汪明瑀参与《辞海》编纂的证据则来自潘光旦1961-1965年的日记（见《潘光旦文集》第十一卷），如1962年10月29日：“今日起校订‘辞海’有关中南地区民族史各词目稿，明瑀、大奎来寓合作为之，进行较快，盖明瑀去年曾参加大部分词目之撰写与讨论，不须逐一核对资料来源也。”
从1959年到1964年间，潘光旦先后参与了《辞海》世界民族组和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组的工作，而其中与中南民族史相关的词目编纂工作，则是与汪明瑀等人共同完成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潘光旦、汪明瑀等人的名字最后均未出现在《辞海》编纂人员名单之中。
1964年3月9日，潘光旦在日记中写道：“午前约明瑀来商榷其所为《明代广西之土司制度》稿，可提之意见多，非面谈不解决也。”随后到3月23日期间，潘光旦总共用了8天上午的时间与汪明瑀商榷这篇论文，他在23日这天的日记中如此总结这次指导：“午前，明瑀来，谈其文稿，告一结束，另商定提纲，逐段重写，谓我所提意见最为中肯云。”而这条日记，也是目前我能找到的关于汪明瑀的最后记录。
正当我准备结束追查时，又无意间发现田心桃曾在《土家学刊》1997年第4期上发表过一篇《确认土家族是单一民族的见证》，相较田心桃以往发表过的同主题文章，这一版本令人惊喜地增加了一个细节：“汪教授当时仅39岁，上多谷乡时往返都由妇女主任与队长扶着膀子爬上山寨和下山寨。有些险道几乎是由妇女队长托着她走。”假如田心桃未记错的话，由此推算，起码能够得知汪明瑀生年为1914年。另据王昭武先生回忆，汪明瑀离婚后一直单身生活，因病去世时间大约在“文革”开始前后，终身未育。（本文得到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昭武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