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金融地标打卡 | 福建】闽西红色金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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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04 10:57发布于北京中国金融新闻网官方账号

精忠报国热血洒青山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邓子恢、张鼎丞、阮山、赖祖烈、曹菊如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金融先驱，冒着生命危险，在刀尖上筹款、在战火中营业，哪怕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退缩，他们前赴后继，写下了一首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英雄赞歌！

闽西工农银行

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成立的鞭炮声在龙岩城响起，中央苏区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横空出世。然而，闽西工农银行自诞生起就经受着严峻的考验。1930年12月15日，龙岩县城陷落，成立仅一个多月的闽西工农银行不得不迁往龙岩大池。1931年1月，它迁到永定虎岗；8月上旬，虎岗失守，银行随政府机关迁往上杭白砂、溪口，而后迁到长汀涂坊。10月23日，闽西工农银行从涂坊搬迁至汀洲城（今长汀县）十字街继续营业。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从龙岩一路辗转并暂时设立在汀州城内的闽西工农银行又跟随游击队一起撤离汀州古城，并驻扎在偏远的闽赣交界的四都乡红军医院重伤所内。

“白匪复辟心可恶，石头过刀草过火。苏区房屋被烧光，多少无辜受折磨。”国民党占领汀州城后，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发动“石头过刀草过火”的疯狂反扑。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人员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和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开展银行业务工作，结清存款，清理账目，计算盈亏。这些金融先辈说：“饭可不吃，命可不要，银行的账不可不做。”

面对10万敌军的围困，留下来坚持游击战的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人员被统一编入战斗序列，工作、战斗至1935年4月初，在美西村汀江渡口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和红色金融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不为乌纱为人民

在创建闽西红军和苏区的过程中，有一位不得不提到的领头人，那就是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他看上去瘦得很，却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苏区的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孙悟空”。

邓子恢

闽西苏区建立前，民间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狂，贫苦农民为生活所迫而举债，有的不得不用全部身家作为抵押，有的甚至卖儿卖女……因此，土地革命一开始，废除高利贷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成为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甚至还提出了“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

邓子恢在1927年和1928年领导的闽西各县暴动时期，一开始就站在贫苦农民的利益一边，支持了他们的要求。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局面基本稳定，邓子恢就结合农民的实际，积极组织各种合作社，同时还采取大胆灵活的手段，鼓励龙岩商人与白区商人来往，打破敌人对苏区经济封锁，用“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解决“剪刀差”问题。

1929年11月，邓子恢主持召开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指出“各级政府工作，应针对群众要求，为群众解决痛苦，在目前应努力帮助建立合作社之组织”。在邓子恢的大力推动下，闽西乃至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合作社——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于1929年11月成立。闽西工农银行的建立也是经邓子恢倡议，由闽西苏维埃政府付诸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

在此期间，邓子恢坚持正确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方针，1930年7月受到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打击而被免除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随后又被免去了红二十一军政委的职务。尽管如此，邓子恢依然坚持把创建闽西工农银行这一工作进行到底，最终在被调离闽西苏区前的最后2个月，完成了闽西工农银行挂牌开业的心愿。

自此，由闽西工农群众自己集股开办的、以“为谋工农利益”为宗旨的闽西工农银行登上了历史舞台，坚持着“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的经营方针，为发展苏区经济、造福百姓、支持革命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红色纸币设计之父

——黄亚光

被称为“红色纸币设计之父”的黄亚光，原名黄雨霖，福建长汀人。他自幼爱好书法、美术，1916年赴日本公费留学。期间，他目睹日本的繁荣，想起祖国的落后，便改名为黄亚光，即希望自己能“冲出亚洲，为国争光”。

黄亚光

1931年6月，闽西地区在“左”倾错误路线下发生“肃社党”冤案，多人被错杀。黄亚光被诬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当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冒着自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嫌疑犯的风险，找到兄长毛泽东，最终将他从枪口下救了出来。

黄亚光死里逃生后，背上行装，步行到红都瑞金，开始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设计苏区纸币。当时苏区正受到敌人严重的封锁和破坏，工作条件很差，绘画工具奇缺，连三角板、圆规、量角器、鸭舌笔都没有，只能用毛笔在毛边纸上设计。

毛泽东对黄亚光说，设计苏维埃政府货币，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每张纸币时，都绘制了镰刀、锤子、地球、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分别摆放在适当的位置，或有机地组合起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政治色彩，壹元和贰角面值的纸币还绘上了列宁头像。黄亚光设计的“苏币”朴实、精美，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水准。

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伍分

当时中央苏区纸张匮乏，能印制“苏币”的高质量纸张更难寻到。毛泽民、黄亚光带领同志们到处采购烂鞋底、断麻头，采集纤维较韧的树皮，自己造纸。在他们的领导下，硬是在瑞金办起一个造纸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1932年7月，大批崭新的、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苏币”开始印刷。这套“苏币”采取了双重的防伪标志，票面主要是壹元券，同时也有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的4种辅币。

在战争环境中印制发行的这套“苏币”，开辟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权发行统一货币的纪元，对苏区抵制国民党法币的渗透、繁荣当地经济、活跃市场，稳定人民生活等起到了很大作用，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门外汉到红色金融杰出创始人

——曹菊如

曹菊如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店员家庭。1930年，他在进步社团的影响下，从海外归来，带着一颗赤诚之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

曹菊如

早在1930年初，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刚参加革命的曹菊如，就肩负着党和根据地人民的重托，和邓子恢同志一道负责筹建闽西工农银行。在当时的苏区干部中，不仅没有人做过银行工作，连有关银行工作的参考资料也没有，怎么办？

为了革命事业，曹菊如总是不懂就学，从书本中学，到实践中学，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后，曹菊如担任会计科长。他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参照商店旧式的记账方法，建立银行账目。为了分清会计、出纳的职责，又分别制定出收付款的单据。一次偶然的机会，曹菊如从土豪家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他如获至宝，虽然看不懂，但总算找到了学习的材料。曹菊如精心地把讲义里的一张张表格绘制下来，与同志们反复学习研究。后来，在毛泽民同志的协助下，从白区买来一部《银行簿记实践》，曹菊如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工作，一边钻研，逐步获得了银行会计、营业、出纳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就这样，在党的领导和鼓舞下，曹菊如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从一个未曾接触过银行工作的门外汉，逐渐成长为一名卓越的红色银行家，并最终成为我党金融事业的杰出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苏区银行的绝密押运

1931年8月，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闽西根据地又连成一片，迎来了再次发展的机会。

驻扎在涂坊的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单位陆续迁入长汀城，由于银行地址还没有选好，为了开展纸币发行兑换和代理财政收款业务，闽西工农银行行长阮山派曹菊如和曹根全挑了一担银元、纸币前往汀洲城。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他们就出发了。经过近三小时的持续爬坡，来到海拔1千多米名叫“驴岭”的一座高山。高山上的天气就像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忽然狂风大作，一道闪电划破天空，顷刻间滂沱大雨倾盆而下。

“糟了，这雨下得真不是时候，这么大的雨会淋湿箩筐里的银元、纸票。”曹根全嚷道。当时箩筐上只用稻草遮盖着，曹菊如与曹根全不约而同地把头上戴的斗笠摘下来盖在箩筐上，自己身上却任凭风吹雨淋，不一会儿，两人就像落汤鸡似的浑身湿透了。山区的气温雨后骤然下降，又累又饿的两人身体不停地打着寒颤……

傍晚时分，他们经过河田，老街两旁的农家炊烟袅袅。一天没吃东西了，两人饿得头重脚轻、眼冒金星。此时到汀洲城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多么想吃点东西再走，但是他们深知挑得是“公家的钱”，不敢动用箩筐里的哪怕一个子儿去换取一点食物。即使路过地瓜地，他们也不敢去挖一根地瓜来充饥。直到晚上8点多，将银元挑进县城安顿好后，他们才吃上一点地瓜粥。

一个月后，闽西工农银行的全体工作人员进城营业。近9个月的几经迁址，银行账目丝毫不乱，银元一块不少。

省吃俭用踊跃购公债

1932年，闽西工农银行积极响应临时中央政府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的号召，大力宣传全力推销，使公债发行在很短时间内提前超额完成。期间，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人员省吃俭用，纷纷认购革命战争公债。

193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工作人员忽然发现科长陈寄今晕倒在地，赶忙扶他起来，大声呼唤：“陈科长、陈科长！”。陈寄今睁开双眼说：“没事，倒些温开水来喝就好了。”原来，为了购买公债，陈寄今省吃俭用，每天早上和中午只喝一小碗稀饭汤，晚上连稀饭汤也舍不得喝，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接连几天的节食使他饿昏在地。员工们知情后深受感动，自发地向陈寄今科长提议，将全年的酬劳金全部捐献为革命战争经费。

1933年2月2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通报表扬了闽西工农银行工作人员克己奉公购买公债的奉献精神：“闽西工农银行在去年——一九三二年年底结账，统计赚纯利一万三千余元。照银行规定，是以红利总数百分之十作为全体工作人员酬劳金。但他们认为拥护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完全胜利，是苏维埃政权下每个公民应负的责任，因此，他们自己决定，只分以小部分（二百元）维持暂时生活外，其余的一千一百一十四元四角三分六厘，全部捐助为革命战争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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